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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給人的期待與想象，或許不僅僅令中國人興奮。
1月1日。這一天的官方文獻記錄了鄧小平三件事，其中兩件與美國有關:致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熱烈祝賀中美兩國建立外交關係，出席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倫納德·伍德科克爲中美建交舉行的招待會。在那份致電裏，鄧小平說，“我期待着本月底訪美期間同閣下會晤”。
吉米·卡特也在期待。當時在中國多次播放的電視採訪節目裏，卡特說，“美國人民對我們的決定(建交)感到何等高興，屆時對鄧小平副總理和他的夫人以及隨行人員的熱烈歡迎將會證明美國人民這種喜悅的心情。”由於這個電視節目，卡特意外發現，“我後來訪問中國時，街上的人一見面就認出了我。”
中國以及鄧小平，在過去的一年裏展現的變化與力量，足令世界驚歎。美國《時代》週刊描述說，(1978年)也許其他一些人比鄧更爲世界所關注。吉米·卡特可望通過自己成功的對外政策再次贏得民心;波蘭運動員兼學者型的克拉科夫大主教卡羅爾·沃伊蒂瓦榮登教皇寶座(約翰·保羅二世);加利福尼亞退休的實業家霍華德·加爾維斯提出了一個“第十三號減稅倡議”，得到了美國選民的熱烈響應和贊同;在圭亞那的叢林中，狂熱的巫術預言家吉姆·瓊斯對自己的信徒們導演了一場滅絕人性的屠殺及自殺“白夜”，致使913人喪生。“然而”，《時代》週刊給出結論，“以上這一切，較之於中國決定加入世界大舞臺來說，都是微不足道的。”
鄧小平的頭像登上了1979年第一期《時代》週刊的封面，他被這家媒體評爲1978年年度人物。在序言裏，雜誌撰稿人寫道，“一個嶄新中國的夢想者——鄧小平向世界打開了‘中央之國’的大門。這是人類歷史上氣勢恢宏，絕無僅有的一個壯舉！”
“爲什麼這樣一個人口衆多的民族在極短時間內能夠來個180度大轉彎，如同讓航空母艦在一角錢硬幣上轉圈？”《時代》週刊說，“西方人可能會覺得非常費解。”
1978年，相對貫穿全年的主題是真理標準的討論。年末，格局大變。對外:1978年12月16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宣佈:中國和美國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建立外交關係。國內: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開始形成以鄧小平爲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潮旋起，新年到了。
如何重構中國並破解中國未來發展難題？鄧小平的1979年——進行戰略抉擇的一年，開始於美國之行。
作爲一個起點時間，1979年，中國農村人民公社每人平均從集體經濟分得的收入爲83.4元，全國所有制職工平均工資爲705元。24年後，2003年，國家統計局公告，全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622元。這是中國這艘“航空母艦”轉向後，一個初步的結果。
“在你想這件事的時候，你就會感到驚奇”，幾天後，甚至十多年後，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仍然很興奮，“一個10億人的領導人到達美國後僅兩個小時就到我家裏赴宴！”
美國時間1月28日下午，鄧小平的飛機抵達美國華盛頓安德魯空軍基地。兩個小時後，是他在美國的第一頓晚宴，地點在布熱津斯基家。“鄧副總理喜歡吃什麼？”時任中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柴澤民碰到的美國人，不僅興奮而且好奇。柴的答案很簡單，“小平同志喜歡吃辣椒，你們不會做辣菜。他想吃的東西你們這做不了，你就把你們最好吃的拿出來就行了”。
在這次晚宴上，卡特總統能夠記住的，同樣與菜餚相關。在席間，布熱津斯基說，中國人與法國人有一點是相同的:都認爲自己的文明優於所有其他的國家。在後來自己的回憶錄裏，卡特寫道:“鄧想了想說，‘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東亞，中國的飯菜最好;在歐洲，法國的飯菜最好。’”卡特由此得出結論，“鄧小平懂得如何既表現出沉着的自信心和對自己國家的自豪感，又不顯得驕傲自大。”
作爲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熱津斯基，對此有另外的判斷，他觀察的鄧小平，“相當幽默，強硬而直率”。
在那幾年間，駐北京的各國外交家，普遍流傳着這樣的說法，“鄧有時可以毫不客氣地批駁一個不全神貫注的，離開話題和思想開小差的談判對手”。曾出任聯邦德國駐中國大使(1976～1980年)的埃爾維因·魏克德描述過他親歷的故事，“對方談話很單調，他按捺不住了。他常常看他的手錶，大家都注視着他，客人還未意識到，他就衝着茶几前面的痰盂吐兩口痰，最後用食指敲打他的錶殼。”對有着這樣性格與風格的中國領導者——前聯邦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說，“不錯，我從一開始就喜歡鄧小平”。
單調與枯燥，顯然不是鄧小平樂意忍受的。“他願意接受非常尖銳、非常深的問題。”錢其琛印象最深的是鄧小平接受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採訪，“原來說只採訪一次，但採訪完了以後，小平同志認爲這位記者提的問題非常尖銳、深刻，所以他主動提出今天沒有談完，下次再接受一次採訪。”
當布熱津斯基作爲總統特使於1978年5月21日第一次見到鄧小平，討論中美關係正常化時，寒暄幾句後，鄧小平言歸正傳，“中國方面直截了當地說出自己的觀點和見解。毛澤東主席是個軍人，周恩來也是軍人，我也一樣”。布熱津斯基回答說:“軍人說話直率，但美國人也有說話直率的名聲，我希望你沒有發現美國人或美國有什麼不好理解。”接下來，布熱津斯基說鄧小平“一頭栽入我在與中國外長會談時迴避了的話題，即關係正常化問題”。
曲折，是中美建交過程一個恰當的描述。這段歷史的親歷者柴澤民回憶說:“尼克松訪問中國，打開了中美關係之門，但是沒有實現建交。尼克松在1972年看到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時候就講到，在我任第二屆總統期間，我一定要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由於‘水門事件’，這個願望沒有實現。這以後他的繼任者福特總統就職，他在1975年12月訪問中國，見到毛主席和周總理，他也講，在我第二屆總統當選之後，要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結果他在競選過程中失敗了。所以，卡特總統一就任，他就提出來，要在第一任，也就是四年之內，完成中美關係正常化。”
美國國務卿萬斯1977年8月代表總統來到中國，就中美關係正常化交換意見;第二年5月，布熱津斯基來了。“布熱津斯基一看到我們領導人之後就表示，我們要在今年完成中美關係正常化，這個事情就定下來了。”當時的中國方面聯絡人柴澤民說，“6月份就開始中美國建交談判”。6個月後，雙方發表建交的聯合公報。
就是在那次見到鄧小平的時候，布熱津斯基希望能夠在華盛頓自己的家中回請主人一次，“鄧微笑着接受了”。
美國時間1月29日晚，在出席卡特舉行的歡迎宴會時，鄧小平在祝酒時再次強調中美建交公報裏的承諾:“任何一方都不應當謀求霸權，並且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霸權。這一承諾，既約束了我們自己，也使我們對世界的和平和穩定增添了責任感。”
中美建交進程中，另一層國際環境變化也在進行。1977年初，越南開始在與中國毗邊的省份推行“淨化”邊境地區方針，稍後開始驅趕華僑……鄧小平赴美前，1月15日，在民主柬埔寨駐中國大使館散發遭鄰國侵略的聲明，兩天後，《人民日報》發表經鄧小平同意的社論:《勝利一定屬於柬埔寨人民》。這一形勢一路發展，1979年底，12月24日，蘇聯入侵阿富汗。
美國媒體對未來可能的變化，有更爲強烈的本能與好奇心。
美國時間1月31日，鄧小平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公共廣播公司、美國廣播公司與全國廣播公司的聯合採訪，問題非常直接:
吉姆·萊雷爾(公共廣播公司):副總理先生，中國是否由於柬埔寨的局勢而打算跟正在得到蘇聯支持的越南打仗？
鄧小平:有人多次問我這個問題。我可以告訴各位，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我們採取任何行動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們不會採取任何輕率的行動，無論是對待全球霸權主義還是對待地區霸權主義，我們都採取堅定的立場，堅決的態度。
萊雷爾:那我是否可以把這個回答看作是一種肯定的表示，即中國準備爲柬埔寨問題打仗？
鄧小平:我們支持柬埔寨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至於採取什麼步驟，需要如何對待這個問題，我們還要研究。這樣的問題不是單單由我們一個方面來決定的。
令人稍感意外的是，鄧小平這次採訪內容，第二天即由《人民日報》發表。2月17日，也即在鄧小平對此表態半個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對越自衛反擊戰。
20多年後，鄧小平的這種表達方式仍爲國外中國問題研究者所注意。前聯邦德國駐華大使魏克德曾向德國媒體透露說，美國人希望明年(1979年)就同中國關係正常化。德國記者當時採訪就此詢問鄧小平，鄧否認有這種可能性。但他笑一笑又說:我希望今年有這種可能性。他說這番話是10月中旬，兩個月後，北京和華盛頓事實上已達成協定。“你很難說他沒有表達什麼信息，更關鍵的是你如何接受他的信息。”美國哥倫比亞中國問題專家跟向記者這樣分析。
與傳統的對手美國建立外交關係，與傳統的“盟國”越南開戰……起伏跌宕的對外政策，鄧小平後來有一個重要的解釋:“中國的建設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建交如此，打仗也如此。在會見聯合國祕書長德奎利亞爾(1982年)時，鄧小平說，“中國希望至少20年不打仗。我們面臨發展和擺脫落後的任務。”
建立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是鄧小平堅持始終的一條主線。另一條主線是:穩定。1982年，在鄧小平的指示下，錢其琛以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身份，“主持了第一次新聞發佈會，也是最後一次”——“我們注意到蘇聯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發表的關於中蘇關係的講話……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這一年，錢其琛作爲中國政府特使，開始了長達七年的中蘇關係正常化談判。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前蘇聯駐華大使特羅揚諾夫斯基回憶說，戈爾巴喬夫訪華前曾對其陪同人員說，他打算像晚輩同長輩談話那樣去同鄧小平會談。
抵達美國的第二天，美國時間1月29日上午，在出席卡特總統在白宮舉行的歡迎儀式後，鄧小平與卡特進行了第一次會談(此後兩天，雙方持續進行了三次會談)。這是一個精彩的開場白，會談開始時，柴澤民回憶說，“鄧小平先問，你們國會有沒有作出決議會談不準抽菸？卡特說，我的家鄉喬治亞州出菸葉，菸葉很多，所以我就鼓勵大家抽菸。鄧小平說，這好，我服從”。接下來，卡特在其回憶錄裏寫道:“鄧身材矮小，坐在內閣會議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幾乎看不到他這個人了。他聚精會神地聽我講話。他一支接一支地吸菸，明亮的眼睛不時向左右掃視。當我們的話被翻譯給他聽時，他時而發出笑聲，時而向別的領導人有力地點點頭。”
香菸成爲鄧小平的形象符號之一。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主持人邁克·華萊士獲准在中南海紫光閣採訪鄧小平，鄧一如往常掏出香菸，華萊士也要了一支，仔細一看覺得這煙不對勁，“哈哈，過濾嘴比煙還要長。”華萊士的這個發現使鄧小平大爲得意，“這是專門對付我的。我抽菸的壞習慣改不了啦”。不過，後來在第七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坐在主席臺的鄧小平接到了一位代表紙條，建議鄧小平在會場內不要抽菸。鄧看過立即把煙滅掉了。
鄧小平與卡特最後一次會談時，雙方簽署了領事館、貿易、科學技術、文化交流等協議。“(簽字儀式)充滿愉快氣氛”，卡特描述說。這時，有人問鄧小平，“我們當初決定實現關係正常化時，你在國內有沒有遇到政治上反對你的人？”鄧小平回答說，“有！”這一時刻，卡特回憶說，“人人都屏息着聽他怎麼說”。鄧小平停了一會之後又說:“在中國的一個省遇到了激烈的反對，那就是臺灣。”
精彩鄧小平並非這一刻。在卡特1月29日(美國時間)的日記裏:
在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場精彩又輕鬆的演出。表演結束後，鄧和我還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士、羅莎琳和艾米一起走上舞臺同演員見面。當鄧擁抱美國小演員，特別是在擁抱唱了一支中國歌曲的兒童們時，流露出真誠的情感，確實是全場轟動。他吻了許多孩子們，後來報紙上說許多觀衆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一直強烈反對同中國建交的參議員拉克索爾特在看了這場演出後說，“我們被他們打敗了，誰也沒法對唱中國歌的孩子們投反對票”。鄧和他的夫人看來真的熱愛人民，他確實令在場的觀衆和電視觀衆傾倒。
卡特還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也許因爲他充滿活力和個子矮小的緣故，鄧那天晚上成了艾米和其他兒童最喜歡的人，都願意同他挨在一起，而且看來這種感情是他們雙方的。”
美國時間2月2日，得克薩斯州休斯頓市。鄧小平訪美的第三站。這座城市因爲鄧小平戴上美國象徵的牛仔帽而讓當時的中國人以及美國人印象深刻，現在又因爲姚明——休斯頓火箭隊有了最大的“主場”:中國。
看上去，休斯頓可能是美國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長亞蒙·哈默最後的機會。這位因與列寧做生意而被稱爲“紅色資本家”的美國人，在鄧小平訪美期間，沒有得到任何見到鄧的機會。哈默自己推測，“可能我同蘇聯長期的關係，政府擔心我會成爲中國人所不歡迎的人”，“卡特的顧問班子千方百計讓我避開”。
“我不停地敲打那扇緊閉的門，直到我堅持不懈的努力逐漸變得令人過於難堪了——而且因爲我是卡特的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哈默終於得到允諾:他和弗朗西絲有票出席在休斯頓爲鄧舉行的一次盛大集會。
休斯頓西蒙頓競技場佈滿了安全警衛，幸運的是，入口處的那位驗票姑娘知道哈默的名字;不幸的是，這位姑娘說，“嗯，很抱歉，哈默博士，名單上沒有您的名字。”哈默沒有表現出他的氣惱，他問宴會在哪兒舉行，得到答案後，他說“我的名字肯定在那裏的名單上”。俱樂部特工覈對了名單，仍然沒有“亞蒙·哈默”。哈默要求看一看名單，他發現了問題，“現在我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鮑勃·麥吉是我們華盛頓辦事處的一名高級執事，是他同白宮安排我來這裏出席宴會的。我的票肯定也是被錯誤地以他的名字發出去了”。
哈默終於進入俱樂部。當他們走向自己的第五號桌，“他們”的座位已經被人坐上了，哈默並不認識。他們做了自我介紹，“羅伯特·麥吉先生和夫人”。哈默夫人弗朗西斯臉上掛不住了，“咱們出去吧！”哈默斷然拒絕，“他們現在不能把我從這裏趕出去的”。
鄧小平救了哈默夫婦。50位總經理還有他們的夫人，列隊歡迎進場的鄧小平。當鄧小平走到哈默面前時，鄧對翻譯說:“你用不着給我介紹哈默博士。”然後，他衝着哈默笑起來，握着手時說道，“我們都知道你。你是在蘇聯需要幫助的時候幫助了列寧的那個人。現在你可要來中國幫助我們啊。”
“我非常願意”，哈默回答說，“可是據我瞭解，你們不允許私人飛機進入中國，而我又年紀太大，不能乘坐商用飛機。”“噢”，鄧小平把手一揮，“這好辦。你只要給我一封電報，告訴我你想什麼時候來，我可以做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哈默回不了“他們”的第五號桌了。坐在這一桌的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章文晉(後來也成爲駐華盛頓大使)說，“您不應當坐在這兒。您應當和鄧小平坐在一起”。章文晉起身將哈默夫婦送到鄧小平的主桌，鄧小平讓他坐在自己旁邊。這頓晚宴，鄧小平一直通過翻譯與哈默交談，“他想知道我同列寧會面的一切情況，以及我對列寧新經濟政策的感受”。
在自己的自傳裏記錄下這段歷史後，哈默更得意的是，“能源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坐在那兒對我怒目而視，但是他無可奈何。看到鄧對我的歡迎如此熱情，他很難開口說，‘此人沒票，是混進來的，應該把他趕出去。’”
三個月後，哈默帶着16個人進入中國，“僅在一週之內，我們就在北京簽署了四項初步協議:石油勘探、煤炭開採、雜交水稻和化學肥料。”更精彩的是，哈默將中國的大熊貓帶進了美國。1982年，哈默向鄧小平表示，如果大熊貓能跟中國奧運會隊伍一起出現在洛杉磯，會對美中友好關係大有裨益——其實這個想法並非始自哈默，當時，“各種美國的委員會和代表團都曾向中國人講條件、談交易，希望將大熊貓送到奧運會上。結果答案都是否定的”。哈默很幸運，“當我和鄧提起此事，他立即看到了這個主意的價值。”
2月11日。鄧小平結束對美國、日本訪問回國第三天。這一天官方文獻很鄭重地記錄:(鄧小平)審閱國務院技術引進領導小組《關於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訪華代表團願意同我國合資經營辦汽車廠》的報告，作出批示:合資經營企業可以辦。
這一次談判中方重要的負責人是李嵐清，當時他任第二汽車製造廠建設指揮部副指揮長、重型汽車廠籌備處負責人。1978年底開始的談判，主要目的是重型汽車的技術引進。但談的過程中，美國通用公司董事長提出了一個問題:你們爲什麼只談技術引進，爲什麼不能談合資？李嵐清回憶說:“合資，這個英文的名字就叫joint venture。我當然也學過一點英語，但是我們都聽不懂什麼叫joint venture，現在人人都知道了，就是合資經營。”美方對joint venture作出瞭解釋，談判中的中方顯然對此興趣濃厚，因爲這不失爲對雙方可能都有利的一種合作方式。不過，回憶那一時刻，李嵐清說，“但是我的思想立刻就有另外一種反應，你是資本家，我們是共產黨，我們怎麼能夠搞合資啊？”
當時有一種制度，重大項目的談判，都隨時向上面寫簡報。美國通用joint venture的想法當然被寫進了簡報，李嵐清回憶:“管這方面工作的谷牧批示:擬同意。但是，他又感到這個事情事關重大，就報送給中央政治局的所有領導。所有政治局的領導同志都圈閱了，小平同志特別在上面批了幾個字:‘合資經營可以辦’。”作爲中方重要的談判人，李嵐清說:“我們接到這個批示以後，感到非常驚喜和興奮。特別是小平同志的批示。”官方文獻記錄這一事件後，有一個長長的註釋，“後因種種原因，中國未能同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就創辦合資企業達成協議，但是從這以後中國開始逐步同外國建立如德國大衆、北京吉普、瑞典迅達電梯等一批中外合資企業”。就自己的印象而言，李嵐清說:“在1978年時，鄧小平就有了這個構想(合資)。但是作爲一個具體項目的正式批示，在我的回憶當中這可能是最早的一個。”
這一年的早些時候，1月17日，在同工商界領導人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等談話時，鄧小平明確提出:“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吸收外資可以採取補償貿易的辦法，也可以搞合營，先選擇資金週轉快的行業做起。”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榮毅仁回憶當時的鄧小平，“坦率真誠”。鄧小平對榮毅仁提出了直接的要求，在《鄧小平文選》裏，有明確的表述:“榮毅仁同志，希望你減少一些其他工作，多搞些對外開放和經濟工作。形式你自己考慮。你主持的單位，要規定一條:給你的任務，你認爲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絕，由你全權負責處理。處理錯了也不怪你。要用經濟方式管理經濟，從商業角度考慮簽訂合同，有利潤、能創匯的就籤，否則就不籤。應該排除行政干擾。所謂全權負責，包括用人權，只要是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搞好，就不要猶豫。”幾天之後，榮毅仁擬就了關於建議成立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中信公司)的請示報告。這次還有後來幾次與鄧小平的談話，榮毅仁回顧說:“實際上在當時就已經觸及到了政府轉變職能的問題，也就是後來明確提出的‘政企分開’的思想。”
榮毅仁建議成立中信公司的請示報告，當年6月得到了中央批准。榮毅仁回憶說:“爲了擴大公司的影響，國務院精心安排在7月8日正式公佈《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之際，同時宣佈中信公司籌備組成立。”
在看到鄧小平“合資經營可以辦”的批示後，李嵐清和他的同事們就開始調查有沒有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跟他們搞合資，“我也問了通用公司，他們說南斯拉夫有個工廠跟他們搞合資”。“沒有法律人家根本不敢來(投資)，”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項淳一回憶當年:誰願意把大筆資金放在一塊沒有法律保障的土地上呢？而且中國剛剛經歷那麼長的動亂，也只有法律的建立才能標示出中國的決心和能力。
事實上，這個時候彭真已經根據中央的決策，親自主持討論中外合資法。李嵐清回顧，“我本人蔘加過七次討論。我們請了香港企業的朋友，也請了美國一些教授幫助”。列寧關於租讓制的理論和實際，世界各國引進外資的法律，“全部收集起來研究”。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起草過程中，不是沒有爭議，重點是要不要限制外資的比例。
彭真邀請榮毅仁、經叔平、古耕虞等專家討論此事。榮毅仁提出對外資不限比例。但是，全國人大緊急委託我駐外使館，查找各國相關法律，結果發現，許多發展中國家都規定了外資進入的上限。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草)》中的兩條規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外資投資比例不超過49%”，“決定重大問題要2/3多數通過”。榮毅仁對此不贊同，在他的書面意見裏，他寫道，“(這兩條)並非國際慣例，同時這是當前國家經濟情況所不易辦到的，勢必降低外資對我國投資的興趣，我們亦同樣達不到大量吸收外資從事建設的目的。建議在不喪失主權的前提下，以平等互利爲原則，爭取更多的外資，引進更多的技術，爲四個現代化建設服務。”
對榮毅仁的意見，鄧小平批示:“我看很有道理，49%和2/3都可不寫。”陳雲批示:“我同意榮毅仁的意見，只要外資願意來中國，我們總有辦法對付。”比例之爭由此結束。
項淳一回顧這部法律，“當時的法律規定非常原則，因爲中國還沒有外資進入的足夠經驗，特意把原則制定得相對簡單。而後，國務院又制定了相關條例。但可以說，這部法對吸引外資到中國起到了歷史性的作用”。
6月28日，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鄧小平談到了這部即將由全國人大通過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時說，“這個法不是完備的，因爲我們還沒有經驗，與其說是法，不如說是我們政治意向的聲明”。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以及其他六部法律，在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6月18至7月1日)上獲得通過。中國製度與秩序的重建，自此走上正軌。
3月30日，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小平發表講話，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四項基本原則隨即成爲鄧小平準備全面推廣的改革開放的穩定基礎。
理論務虛會從1月18日開始，到4月初結束。前一年10月14日，鄧小平在聽取解放軍總政治部負責人彙報時說，葉劍英提議召開理論務虛會，索性擺開來講，免得背後講，這樣好。這一背景，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解釋說，“三中全會前，幾位堅持‘兩個凡是’的人士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表示，不同意以實踐標準檢驗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的立場，受到與會者的嚴肅批評。但由於會議內容多，未能拿出更多時間討論他們提出的問題，中央決定在三中全會後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將有關理論宣傳人士集中起來，深入討論，搞清是非”。
從時間順序上看，真理標準討論，最初源自江蘇學者胡福明的一篇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篇文章寫成於1977年9月，並投到了《光明日報》。促成胡福明寫出這篇文章最主要的動因，是那年2月，《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社論，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矢志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胡後來解釋說，“這兩個‘凡是’出來後，把整個撥亂反正壓下去了，平反冤假錯案不可能搞了，那不是給你當頭一棒嗎？”但是，文章寄出去了4個月，胡福明仍然沒有收到任何迴音。這一年11月，中央黨校覆校，胡耀邦任副校長主持黨校工作。原中央黨校教師孫長江回憶說，“胡耀邦要重新研究路線鬥爭，他講過一個報告，檢驗路線鬥爭的標準，一個是要看實踐，以實踐作爲標準;一個是要看完整的、準確理解毛澤東思想。當時提出了兩個原則，反應很好啊，因爲他不僅強調講毛主席，還講實踐，這證明比以前有很大進步了。學員都鼓掌，耀邦也很得意，就說我這個講話怎麼樣？後來我說，你這樣講，學員就發生誤解，以爲檢驗真理有兩個標準，那就不行了。兩個標準怎麼辦呢？如果這件事違反實踐，但是符合毛主席思想，那怎麼辦？那就沒有標準了。”事實上，孫長江的這番思考是直接講給他的同事吳江的，吳江把這個想法跟胡耀邦談了。胡耀邦說那你們寫一篇文章，就講實踐。這個時候，《光明日報》送來了胡福明的那份稿件。經過反覆修改，定名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這份稿件，1978年5月10日終於在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刊出，次日《光明日報》公開發表全文，新華社當天即向全國轉發，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又予以全文轉載。此文刊發，“兩個凡是”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形成最尖銳對峙。
鄧小平給這場討論予最有力的支持。5月30日，在與胡喬木等談準備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內容時，鄧小平說，“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
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度評價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爲這對於促進全黨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這一次會議，把全黨工作的着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爲綱”的錯誤口號。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那篇講話裏評價說，“這是我國曆史上的一個偉大的轉折”。
理論務虛會是真理標準討論的一個延續。10月，組建班子，中央開始着手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參與起草這份重要文件的邵華澤總結二十多位寫作組成員的工作，“實際上就是下在如何領會小平同志的指示、領會他的意圖，在我們的寫作過程當中如何去體現他的思想。使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如果沒有小平同志的指導，這個決議根本不可能作出來”。檢索《鄧小平文選》，一年多時間內，對這份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鄧小平有九次重要談話。
回望自己的過去，在會見美國國務卿喬治·舒爾茨時(1987年3月3日)，鄧小平對自己有個精彩的評論:“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較正確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
在這一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4月5日～28日)，廣東分管經濟的書記王全國做了三次發言。事後王全國拿到根據發言整理的文字稿，很奇怪那時候自己能講出那樣的話來，“那時我就講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事後我有點奇怪，那個時候我怎麼就講出這個話來。可是確實講了”。這些發言，作爲中南組，作爲廣東要向中央常委彙報的，“習仲勳去了(中央工作會議)，他是第一書記嘛。我就把我的幾次發言歸納若干條，由張漢卿(當時習仲勳祕書，後廣東省人大常委主任)整理好後，仲勳同志帶去彙報。彙報了，當時中央常委也是贊成的。然後習仲勳同志帶着這個意見去跟鄧小平同志彙報，小平同志‘殺出一條血路來’的那句話就是在這次彙報過程中講的”。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期間，4月17日，鄧小平出席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中央工作會議各組召集人彙報會議時，態度就已經非常明確，“廣東、福建實行特殊政策，利用華僑資金、技術，包括設廠，這樣搞不會變成資本主義。因爲我們賺的錢不會裝到華國鋒同志和我們這些人的口袋裏，我們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廣東、福建兩省八千萬人先富起來，沒有什麼壞處。”
讓中國人民富起來，這是鄧小平一以貫之的想法。1978年8月19日，在與文化部負責人討論問題時，說着說着，鄧小平的內容從理論走到了“物質”，“我贊成要使一億拿工資的人有一半都能夠拿到80元以上，相當七八級工的工資。這樣，消費需要就不同了。這些人要看戲，看電影，要藝術品裝潢他們的家。他們櫃子裏要有東西放，需要書，需要花。這樣反過來就會刺激其他行業發展。人們要吃好的，就會刺激飲食行業”。這年年底，在準備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的講話提綱時，鄧小平又寫上了這條，“允許一部分先好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幹得好的要有物質鼓勵。”
好起來！富起來！問題在於如何開始，從那裏入手破解這個難題。
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習仲勳和楊尚昆跟鄧小平彙報，提出在鄰近香港、澳門的深圳、珠海以及汕頭興辦出口加工區。這個提議點燃了鄧小平的思路，他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特區。
王全國回憶說:“最早提出來，開始我發言是叫加工出口特區，以後我們寫成出口特區，後來中央正式定名爲‘經濟特區’。”
找到特區這個破題之點，王全國說原因之一與上一年訪問歐洲關係很大。“這是由副總理谷牧帶隊，省部級幹部十多個，加上局長們三十多個的訪問團。都是熟悉經濟工作的，可以從宏觀到微觀進行詳細考察。”谷牧回憶1978年5月的這次對西歐五國訪問，“我走之前，小平同志找我談過話。(他要求我)看看人家的現代工業發展到什麼水平了，也看看他們的經濟工作是怎麼管的。資本主義的先進的經驗，好的經驗我們應當把它學回來。”訪問團回國後，用了大半個月的時間集體總結，總結以後，向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整整彙報了一天。王全國回憶當時，“一方面彙報，他們一方面議論，一方面也問，我們也答”。後來王全國與谷牧再碰面談過這次出訪，“谷牧同志說，這次歐洲五國的訪問，對三中全會起了很大的作用。”
這一輪改革，爲什麼廣東會佔先呢？王全國給出的答案是:我回來以後除了向省委彙報，還在中山紀念堂開5000人以上和處級以上幹部大會傳達，幹部是有一定的基礎的。
特區的未來之路，在80年代看來，未必那麼順利。1980年11月，中央決定，輕工業部部長樑靈光與任仲夷，接替調回北京的習仲勳和楊尚昆，主持廣東工作。稍後，樑靈光回憶說，“深受刺激”，“我到北京開中央工作會議，有一次在會上發了個參考材料，其中有一篇文章叫《中國租界的由來》。當時我們正在討論中央方針政策啊、討論改革開放啊，弄出了那麼一個材料。”深圳是不是新的租界，甚至成爲80年代初期的社會話題。1984年春節前，鄧小平在楊尚昆、王震陪同下到了深圳、珠海，樑靈光說:“我把這稱爲小平同志的第一次南巡。不過，這次他沒有發表什麼意見。”重要的是，樑靈光回憶說，“回到北京後，他同政治局常委同志講，很明確，他說，廣東現在最重要的是放而不是收。”
時隔八年，1992年，鄧小平再次到深圳。與上一次不作任何表態不同，當時的陪同者、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回憶說:“從我們到車站接他開始，我們感覺到，當他踏上深圳這塊土地，心情就非常愉快，處在一種興奮狀態，說話很多，不管是我們陪他參觀，還是我們給他彙報，或者在坐車的路上，他經常插話，有的長有的短，有時講得累了就休息一會兒再講。”就在當時，李灝和他的同事們私下議論，“小平同志的這次講話，要專門形成一箇中國最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獻”。果然，這一次南巡及其講話，再一次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走向。
事實上，11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時，話題已經涉及市場經濟，鄧小平說:“說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爲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官方文獻對此的記錄是:“鄧小平在這次談話中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鄧小平南巡之後，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大會確定: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7月11日。鄧小平到達黃山腳下。
當他知道已經爲他準備好第二天上山的滑竿後，對陪同的萬里說:我下了決心，要步行上去。同時特別交代，不能因爲我來黃山而妨礙羣衆遊山;這次是利用休假來黃山的，對外不宣傳。第二天，在慈光閣，鄧小平對歡迎他的黃山管理處職工與聞訊而來的中外遊客說，“這個山，我一定要上”。陪同他登山的工作人員擔心他走得太快，體力不支，勸他走慢一點時，鄧小平回答說，“這個事，你們不用教我，我比你們有經驗。長征時不少人都跑垮了，我還是越走越有勁”。後來，鄧小平回到黃山觀瀑樓，對迎候他的萬里及安徽省委主要領導們說，“黃山這一課，證明我完全合格。”這一年，鄧小平已經75歲。
鄧小平的橋牌故事，因爲聶衛平“放水”，鄧聶搭檔宕了六個。這個廣爲流傳的故事，其結尾是，聶衛平說:“當時老爺子就跟我說了一句話，你創了世界紀錄了。後來他還對我太太說，你的先生圍棋是九段，橋牌可不是九段。”喜歡挑戰，是鄧小平性格的一面，美國著名記者索爾茲伯裏發掘出鄧小平性格的另一面，“他打牌爭輸贏，但從不賭錢。誰輸了就鑽桌子。鄧輸的時候，牌友們總是說，‘你可以免了’。他說，‘不，我要鑽，這是我們打牌的規矩。’然後，他就鑽了起來。”
在中央領導同志中，萬里回憶說:“我和小平同志的關係是比較久的。我是冀魯豫的，冀魯豫後來和晉冀魯豫合併，歸小平同志領導。”解放後，鄧小平去西南局主持工作，又挑上了萬里。鄧小平從西南去中央開會，萬里說，“回來後該傳達的他都傳達了，我們還想多瞭解點情況，他說你們沒有必要問。我們兩人打牌時就打牌，從來不談工作”。
顯然，鄧小平攀登黃山時，萬里是沒有可能與他談工作的。不過，這個時候在安徽主持工作的萬里，壓力之大，出乎想象。
上一年年底，安徽鳳陽縣小崗生產隊18戶農民祕密地分田到戶，實行包乾。他們立下字據: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公糧;如不成，幹部坐牢殺頭也甘心，社員們保證把幹部的兒女養活到18歲。這是一個後來被廣泛傳頌的傳奇，同時也被認爲是中國農村改革的起點事件。這一突變的背景之一是，1978年，安徽遇到百年不遇大旱，糧食減產，人民生活非常困難。這年9月，時任滁縣地區地委書記的王鬱昭主持召開了全體公社書記會議，會議上，有書記提出一個尖銳問題，“我們一個公社搞不上去，兩個公社搞不上去，我們全地區242個公社爲什麼都搞不上去？難道我們整個地委，我們的公社書記都是笨蛋嗎？”王鬱昭深受刺激，他要求大家有什麼話都說出來，後來王回憶，“縣上先介紹了一個公社的經驗，他們把棉花田間管理包產到戶，因爲那一年大旱，要把這個棉花的苗保住，就把棉花包產到戶了。結果它的棉花的產量比上年增產50%以上”。王鬱昭一方面派人調查，總結經驗，一方面向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彙報，王回憶說:“萬里同志看了以後很高興，說這個經驗很好，要求我們把這些典型材料印發全地區，要求每一個縣選一個公社或者一個大隊進行試點。”稍後，王鬱昭又在鳳陽縣召開了一個“不講話”的現場會議，“把公社書記用車送到實行包產到戶的生產隊，讓他們到各家各戶去看，去看他們的情況，看他們的家庭生活和生產情況”。結果，公社書記們就要求也要包產到戶。事情並不順利，這個時候，萬里回憶說，“三中全會的農業文件寫上了不要搞包產到戶”。所以，王鬱昭說，“我們地委不能講包產到戶，實際上地委想搞包產到戶，但是就是不能這樣說，就提出了三戶一組，包產到組”。
麻煩還是來了。3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一封讀者來信，反對農村中正在試行的包產到組生產責任制，認爲三級所有、隊爲基礎的體制應該穩定;報紙在“編者按”中指出:不能從“隊爲基礎”退回去，搞分田到組，包產到戶。當時，王鬱昭正在嘉山縣考察工作，聽到這個廣播後馬上往地委趕，路過光明公社，“一進門，公社書記就說，地委書記來了，正好，聽了今天早上的廣播，老百姓來找我們，認爲我們又要犯錯誤了，又要受批判了。我們的幹部和羣衆思想波動很大。”後來滁縣地委研究決定，“各種形式責任制都不要變，到秋後看實踐”。這個時候，萬里到了滁縣地區，聽了這個情況，“萬里說，三級半覈算有什麼不對？作爲報紙來說，你可以登你的讀者來信，我也可以寫讀者來信，這好比公共汽車，你可以打票坐車，我也可以。報社不能管飯吃吧？到了秋後老百姓沒飯吃的話，我要找你縣委書記，你縣委書記要負責任”。有了萬里的這一表態，王鬱昭說，“給我們很大鼓舞”。結果這一年滁縣地區糧食生產獲得了大豐收。全省比較，增產幅度最大。
6月，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萬里向鄧小平彙報安徽農村一些地方已經搞起包產到戶但有人反對一事，鄧的意見很簡單，“不要爭論，你們這麼幹下去就行了，就實事求是幹下去”。從黃山下來後，鄧小平召開了座談會，聽取安徽省委和徽州地委主要負責人的彙報，但未對包產到戶發表任何意見。曾志描述鄧小平性格，“他自己不能講話，他一句話都不講，要解決問題的時候，就很乾脆，馬上給你解決”。從親人的角度觀察，鄧小平的女兒鄧楠說，“他是一個話很少的人。我們說九句，大概他能說一句”。
第二年，鄧小平說話了(1980年5月31日)，“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乾，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這年稍早一些時候，萬里回憶:“胡耀邦把省委書記們找來，搞不搞包產到戶請大家發表意見，最後達成協議在貧困地區可以搞。當時我說，你走你們的陽關道，但獨木橋不要給我們拆掉，讓我們走一走。”
各種質疑仍然困擾着王鬱昭們。1980年，安徽全省包產到戶、大包乾到戶已經達到99%以上。王鬱昭是在巢湖參加省委會議時看到鄧小平那個講話的，這個談話當時沒有公開發表，講的主要也是安徽的情況，“當時沒有複印機，只能抄，我就叫祕書抄下來。會議結束的時候，當天晚上下大雨，我連夜坐着汽車就回來了，回到滁縣。第二天我就召集縣委書記開會，把這個精神進行了傳達”。這一年國慶節前，中央頒發了75號文，肯定了聯產承包責任制。接着中央連續發了幾個1號文件，大包乾爲主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在全國推開。
回顧這段歷史，後來升爲安徽省省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王鬱昭總結說:“中國不改革是沒有出路的，但是改革從哪裏入手呢？我們中國改革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首先選擇的突破口是中國的農村。”
看起來，中國最近20多年時間發生的種種變化，多數都能在1979年發現端倪。3月29日，會見香港總督麥理浩時，鄧小平明確提出1997年中國收回香港後，香港還可以搞資本主義。三年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來到中國與鄧小平談判香港問題。“我們事先也商量過了，決定把談判立場建立在英國至少對一部分香港領土擁有主權的基礎上，如果中國承認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在此立下腳，然後把主權讓出，以換取對香港繼續管治的權利。”在《唐寧街的歲月》的那本自傳裏，撒切爾這樣描述當初她的談判技術安排，結果，往談判桌上一坐，撒切爾寫道，“我才發現，那不過是我們的一廂情願”。1997年7月1日，香港如期迴歸祖國。令人遺憾的是，一直渴望在迴歸祖國後的香港土地上走一走的鄧小平，已經離開了我們。
中國有什麼樣的未來？1979年，鄧小平似乎也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3月21日，在會見英中文化協會會長馬爾科姆·麥克唐納時，鄧小平找到了一個定語，“中國式”——“我們定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兩天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再次強調自己的發現，“我同外國人談話，用了一個新名詞:中國式的現代化”。
四個現代化這個目標，鄧小平後來會見南斯拉夫《信使報》記者達拉·雅奈科維奇時說:“1974年，周恩來總理在病中，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是我主持起草的。這是一個轉折，即要把我們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一心一意搞四個現代化建設方面來。”
四個現代化——中國式四個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12月6日，在回答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關於中國將來會是什麼樣的問題時，鄧小平終於找到了他想找的那個詞:小康。2002年，中共十六大，“大會確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教授戴維·W·張總結近代中國，“在鄧小平看來，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強大的工業化國家是其終生不渝的追求。在四屆人大上，他和周恩來就宣佈到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他還負責制定了奔向這一目標的規劃。不過，‘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最初看來還是出自1956年鄧小平和劉少奇起草的中共八大政綱。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甚至包括孫中山等國民黨領導人，都想使中國實現現代化，並從外國帝國主義的控制下解放出來”。
24年後。2003年12月10日，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商學院伯頓廳。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這裏發表演講:“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改革開放與和平崛起的大國。”
中國，和平崛起的大國。
(文章中涉及的相關時間，均採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主筆◎李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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