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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信（右）在某企業 |
這些日子，山東濟寧市不少網民打開電腦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登錄到國內某網站，查看有關李信的新消息。“這個網站快成爲濟寧自己的網站了。”一個當地人語氣中帶着調侃。其實，這些日子，有關李信案的新消息並不太多，但這家網站還是將“下跪副市長”的故事繼續掛在主頁，似乎這已成爲該網站輿論監督的重大成果之一
兩個月前，濟寧市副市長李信對人下跪的故事，包括一系列照片，被該網站一股腦兒公佈出來，並迅速流傳。一時間，“下跪市長”的故事成爲人們關注和議論的熱點。一位普通的地級市副市長，就以這樣一種特殊甚至有些極端的方式而廣爲人知。汪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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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南方週末》以《濟寧副市長緣何向市民下跪？》爲題，刊登了記者對山東省濟寧市副市長李信涉嫌違法違紀行爲的調查報道。
7月26日，新華社報道，7月26日下午，山東省十屆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表決許可山東省人民檢察院逮捕山東省十屆人大代表李信。會議審議了山東省人民檢察院《關於提請許可逮捕省十屆人大代表李信的報告》，認爲李信利用擔任濟寧市副市長兼濟寧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主任、黨工委書記的職務之便，爲他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賄賂，數額巨大，其行爲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有關規定，涉嫌受賄犯罪。
新華社的報道中簡要介紹說，李信，1954年2月生，山東濟寧人。
一個“好學上進”的拖拉機廠工人，一個淪爲階下囚的副市長
立秋之後的一場雨，使空氣變得潮溼和悶熱。
上午，走進兗州市區一處僻靜的居民小區，敲開一位長者的家。他年屆六旬，曾被李信一口一個“老師”地叫着。點燃一支菸，長者慢慢地回憶着，他的老伴也在一旁聽，不時作些補充。
這位長者曾是山東拖拉機廠領導，現已退居二線。據他回憶，自己當李信領導兼“老師”已經是30多年前的事兒了。1970年，他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位於兗州的山東拖拉機廠工作，最早是在發動機分廠上班。當時，“山拖”項目是山東省重點工程會戰項目，數以千計的人從各地齊聚兗州。
這位長者當時與李信在同一車間、同一班組，還是車間團支部書記，他還依稀記得：“當時李信好像才十五六歲，嚴格地說還是個童工呢！恐怕初中還沒有畢業。他做鉗工，這孩子給我的感覺是特別聰明，而且肯幹，‘苗’比較正，也很要求上進。因爲他表現突出，大約在1972年前後由我介紹入了團。當時入團很難的，要求也很高。”
在“山拖”工作了兩三年，李信就調往濟寧。大約1974年，李信被推薦上了大學，這又證明了他的表現突出。
“如果沒有後來的發展，我對他的印象也就這些了。”
其後十多年間，兩人再無聯繫。到了上世紀90年代，這位長者在“山拖”有了一定職務，經常去濟寧市區開會，與李信又有一些接觸，也經常在報上看到有關李信的長篇報道。此時，李信已是濟寧市機械設計院院長了。報道主要是講他如何銳意改革，對靠財政勉強度日的事業單位進行企業化改革，承包了一個車間加工油脂機械設備，效益可觀，設計院實現自負盈虧，職工收入也逐年增加。
“他確實很能幹，好像還獲得過省‘五一’勞動獎章、省‘十佳青年’等榮譽。”長者的老伴插話。
長者感嘆：“確實不容易，他很能幹，腦子也好用。他是從工人開始做起的，我怎麼着也是大學畢業呢。後來，他不也是正教授級的研究員嗎？還比我早一年評上哩。”當時報道是說李信如何自己跑技術、跑資金、跑銷售，吃了很多苦，很有創業精神，“那可能是他人生中最輝煌的一段時間了”。
其後很多場合，李信都謙虛地稱長者爲“俺老師”。長者最近見到李信是2002年，那時他已是濟寧市副市長。那次李信到“山拖”視察，對企業如何擺脫困境談了一些想法，“感覺談得還比較到位”。
今年5月，老者聽到李信出事的傳聞，第一反應是“怎麼可能”，他幾乎是看着李信長大的，印象裏他是一個優秀的青年，“所以他被提拔重用我一點也不奇怪”。接下來就是惋惜：本來可以是一名年輕有爲的領導幹部。“剛聽說這件事情時，我甚至想打電話提醒他。”
一個“勇於開拓”的機械設計院院長，也曾經拖人家錢不還
對於李信在機械設計院的表現，一位曾在當地媒體工作的朋友也有相似評價。他第一次採訪李信是1987年，當時李信還是機械研究所的副所長。那時，李信向所裏借了1萬元，承包研究所後面的一個車間，通過各種途徑搞來設備的圖紙，自己花了不少時間修改，然後就開始做。當時做的是一種油脂設備。李信先跑市場，以銷定產，從產品到生產再到市場，全是一個人在管。他曾經一個多星期跑了六七個省的30多個點，最遠曾跑到越南。他總是趕晚上的火車，白天跑點、談生意，出差時帶上整箱方便麪，辦公室也堆着方便麪，“確實吃過很多苦”。
這種油脂設備利潤十分可觀，市場需求量很大。這是李信“心眼活”的一大證據。據這位朋友介紹，當時生產一臺設備的成本是30多萬元，而賣給別人的價格是90多萬元。李信拿到訂單後，自己生產一部分，同時在外面組織協作生產一部分。工人大部分不是正式職工，而是外聘的兼職人員，到李信這邊是賺外快。這樣，成本就比較低，這也是李信的精明之處。那幾年，機械設計院效益十分可觀，“最多的一年有上千萬元”。現在設計院大樓也是那幾年蓋起來的，一個原本吃財政的事業單位，後來就不再向財政伸手了，單位內部實行企業化管理。當地媒體的朋友說，“這在當時是了不起的事情，那幾年我沒少給他寫稿”。
李信在機械設計院的成績似乎“可圈可點”。有人說，如果幹得不好，也不可能有後來的提拔。但是，記者採訪到的另一個人，卻並不以爲然。此人1997年前後爲李信加工一些化工機械設備，但李信拖着很大一筆設備款不還，他隔三岔五去找李信要。“有一次我又去要錢，他說沒有。我說你們機械設計院有的是錢，他說，對，我們有的是錢，有五六千萬流動資金呢，但沒有給你們的錢。吵到後來，他說了些很難聽的話。我當時感覺是，這個人怎麼這麼驕橫，不講道理。還有一次，我說如果你們再拖着不還，我們就要起訴你了。他一拍桌子說，告訴你吧，法院是咱開的！”後來，這個人通過李信的朋友找他，才陸陸續續把錢要回來，但已經拖了四五年時間。
“說李信能幹，這得承認。從這個角度說，他有些可惜。但缺乏約束，目空一切，惟我獨尊，身爲領導幹部還要玩賴。他的下屬看到他，好像老鼠見到貓一樣。他聽不進別人的意見，這種性格可能就是在當機械設計院院長的時候形成的。所以他今天的下場，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必然的。”這位先生總結道。
一個“立下汗馬功勞”的高新區管委會主任，“法規和程序意識不強”
在一部分人眼中，李信在濟寧高新區也很有建樹。
記者有位朋友與李信交往多年。據他介紹，李信是1998年調高新區當副主任，當時高新區情況並不樂觀，投入資金上億元，閒置廠房卻多達4.7萬平方米。“巢”築好了，卻沒有引來幾隻“鳳”。
李信去了之後，“不知道用了什麼辦法，竟然把閒置廠房都填滿了”。李信較早實行了工資與效益掛鉤，不管什麼部門，大家都有招商引資指標，並直接與收入掛鉤。現在來看，這種做法值得分析。“但當時確實起了作用”。據這位朋友介紹，李信到高新區後，連續好幾年，各項主要經濟指標增長率都在50%以上。翻開當時李信在高新區工作的一些報道能看到，他自己就引來不少外資項目，在招商引資工作上也頗有想法，比如他說：“100個沒有市場前景的項目，不如1個有市場前景的項目；100個沒有科技含量的項目，不如1個高科技項目；100個低效益項目，不如1個高附加值的項目。”
一位曾經與李信在高新區共事的幹部說，應該把李信的錯誤與高新區工作區分開來，他作爲副市長兼高新區管委會主任，爲高新區發展是“立下汗馬功勞”的。另一位高新區幹部也說，李信最大的特點是，爲了工作不怕事，敢說敢做，“可以說，沒有李信就沒有高新區今天”。他還用當地的話不無惋惜地說：“瞎了一個好夥計，瞎了一個好乾部。”他甚至用“高新區的李信時代結束了”來表達心情。他認爲，“李信的下跪，雖然不犯什麼法，他的主要問題是經濟問題，但這樣做太沒有‘政治人格’了，這可能會影響案件的審理結果。”他透露，高新區已有數十人接受調查。還聽說，在李信位於濟寧和北京的家中，搜出了數十萬元的現金，“如果這是真的，他就太笨了”。
也許，膽大、腦子活，這種性格特點本身就具有兩面性。
一位在高新區投資的客商，現在用矛盾的心情回憶與李信的交往。他說，對工作，李信確實很拼命，他印象很深的一點就是李信喝酒很厲害，“很多情況下是爲了吸引投資的需要”。但是，爲了吸引外資，他們的法規意識和程序觀念不強。比如他們公司，李信當時什麼手續都是口頭答應，其實一樣手續也沒辦好，就拉他們過來投資。現在已經投進去1000多萬元，手續還沒有辦好。“我們是希望所有手續辦好再來投資的，他們卻硬要我們先上車後買票。到現在進退不能，實在不行也只好走人，否則損失更大。”
“能官”更容易“犯事兒”？
在濟寧的採訪，一如想象中的那麼艱難。接受採訪的人，與李信有過交往，有或深或淺的瞭解。即便是這些來自“民間”的受訪者，他們的說法也大都表現出可以理解的謹慎，甚至連姓名也不願公佈。他們對李信的回憶總體上是比較零星的，並不一定能夠得出“此人肯定要犯事兒”的結論。不過，這些細節和片段湊到一起，從一個側面勾畫出李信的大致輪廓。對李信的評價，無論是貶是褒，是稱快是惋惜，其成長和敗落的軌跡無疑發人深省。
在很多人眼中，李信是一個“能官”，膽子大，腦子活，有開拓精神，有工作業績。他的一路被提拔，似乎可以說明這一點。一位當地幹部的話有一定代表性：“他的智商和能力肯定沒問題，否則不會到這一步。”
但是，膽子大，腦子活，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可能是問題。正如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常務副院長鬍偉所言：別人不敢做的他敢做，別人得不到的他想辦法得到。“比如清朝的清流派和洋務派，前者無所事事，坐而論道，但也比較清廉；後者比較腐敗，但也比較出活。”在他看來，這位副市長下跪沒有什麼可奇怪的，正是因爲他感到自己很有前途，很被看好，所以，爲了保全自己的一切，就可以不擇手段。他認爲，之所以會出現這種“一手搞發展，一手搞腐敗”的“兩搞幹部”，最根本的問題還是約束和監督機制不健全。
社會學家鄧偉志以“挑擔”爲例，說明不斷提高領導幹部“免疫力”和“抵抗力”的重要性。他說，一個人不是天生就可以挑100斤的擔子，而是20斤、40斤、60斤、80斤這樣慢慢提高的。作爲領導幹部，在小的誘惑面前、在一兩次誘惑面前可以抵抗，在大的誘惑面前、在一次次誘惑面前呢？“‘免疫力’和‘抵抗力’不是天生的，也有一個不斷增強的過程。”
而山東大學一位教授反問：說李信能幹，什麼叫能幹？標準是什麼？“在一些人看來，那些循規蹈矩的，按程序辦事的人，不一定能幹，有時候甚至還行不通。比如，闖紅燈的人，或許被認爲能幹，老老實實等綠燈的人，或許被認爲不能幹。有些人可能不那麼‘能幹’，但也不會給國家造成那麼大的損失。我們寧可要這樣的‘老實人’，也不要那些‘能幹’卻不地道的人。”
學者的分析各有道理。問題是，如果一些落馬官員確實曾是不折不扣的能人，那麼我們需要健全監督機制並使其發揮效率，使“恨事”和惋惜少一些；而如果這些人曾是“不地道”的“能人”，我們則需要及早發現，不讓他們得逞，這樣就不至於造成更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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