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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國家足球隊在亞洲盃決賽中相遇。由於兩國之間的歷史恩怨，這場比賽被賦予過多的政治色彩，也折射出目前中日關係的不正常。要走出這種不正常的困局，中日兩國就不能不學會從對方立場思考問題。
二戰後，正是透過民間互動，中日才水到渠成地在70年代建交，正所謂“民間先行，以民促官”，可見民間的諒解對雙邊關係是何等的重要。如果國民之間的好感日益下降，雙方政治家作決斷時的迴旋餘地就十分有限，因爲國家本質上是放大了的個人。
不少日本人和媒體認爲，足球場上的惡感是中國推行“反日愛國主義教育”的結果，其實是一種簡單化的誤讀，因爲中國官方一直以來都在努力，包括說服民衆促成中日友好局面，而近年來日方在緩和中國民衆“歷史情結”方面的做法卻比上世紀90年代初嚴重倒退。日方應該反省自己近年來在中日關係問題上的做法，而不能將中國民衆對日本好感的下降簡單歸結爲“中國政府利用民族主義”“中國民衆利用日本來發泄內心其他方面的不滿”。試想想，日方爲什麼對朝鮮綁架日本人事件那麼耿耿於懷呢？要知道，二戰期間成千上萬的無辜中國人慘死在日軍的鐵蹄下，這個問題不知比“日本人被綁架”嚴重了多少倍。
當中國政府正在執行某項有利於中日關係的決策時，日本官員的不善言論和行爲往往出來潑冷水，使得中國民衆感覺被雙方欺騙，這也是中國官方與民間對日認知出現差距的原因之一。也許某些日本官員的言行不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場，但是，他們是公務員，是公共政策的執行者，他們的身份決定了他們不應該有那樣的言行。
無疑，兩國相交利益先行。兩國關係的惡化對雙方損失都會很大。就中方而言，對日友好不是恩賜給日本什麼，而是爲了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越開放越強大，越強大越開放，這是一個良性循環，而且以開放爲起點。
僅就體育而言，不論在盛唐的長安還是大宋的瓦肆，都不時上演着來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體育競技，演至精彩處觀衆每每爆發出喝彩和掌聲。藉此開放心態和對運動美的會心把握，唐宋聲威遠播異域，遠客近賓雲集國都。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開放與包容是國運久盛之道。
對歷史上中日之間的恩恩怨怨，中國人同樣需要開放與包容。日軍侵華的歷史我們需要銘記，也要幫助日本國民瞭解並記住這段慘痛的歷史。但是，這段慘痛的歷史已經發生了，而中日關係還要繼續進行下去，這其中的矛盾怎麼解決？需要包容。我們無法生活在過去，讓歷史情結來主導我們的對日關係也不明智。因爲歷史問題不是中日關係的全部，甚至只是一小部分，讓歷史情結來主導中日關係不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中日在經濟領域、領土問題上也仍然存在爭端，兩國關係發展過程中也會產生新的爭端，但是我們不宜都把它們與歷史問題掛鉤甚至新仇舊恨一起算賬，而應該具體問題具體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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