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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1日，在鄧小平同志誕辰100週年前夕，鄧小平同志的女兒鄧榕（右一）在位於北京景山後街米糧庫衚衕的住所院內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 |
時間：2004年8月11日，一個溽熱散去清風徐來的早晨。
地點：北京景山後街，米糧庫衚衕深處，一座青磚灰瓦、綠蔭滿庭的院落。鄧小平晚年在這裏度過了整整20個春秋。這20年，院門外的百姓生活發生了令世人驚詫的鉅變；也是這20年，鄧小平全家團聚一堂度過了令家人最爲留戀的日子。在這位世紀偉人百年誕辰將至之時，鄧林、鄧樸方、鄧榕姊弟妹3人，睹物思人，觸景生情，在這裏向記者講述了父親生活中許多鮮爲人知的故事。
“老爺子當年經常站在這看蓮花，賞金魚。他喜歡一切美好的事物，特別欣賞和崇尚大自然。‘文革’前中南海里好多地方都種莊稼蔬菜的時候，我們的家就種滿了花花草草。”
樹是這座老院子裏最引人注目的風景。雪松、藤蘿、海棠、櫻桃、核桃，還有果實累累的石榴，層層疊疊掩映着軒窗明亮的二層小樓。院子中央小小的蓮花池裏，夏蓮正開得奼紫嫣紅。池中太湖石上流水潺潺，半空枝葉間，間或可聞啾啾鳥鳴。鄧家姐弟兄妹3人，和記者一起圍坐蓮花池旁。
鄧榕：這池裏原來養了不少小金魚。老爺子每次散步走到這兒，拍拍手，魚就全游過來了。
我們是1977年7月1日搬進這院子裏來，當時只有門前的四棵石榴和兩棵大松樹。那兩棵樹的姿態特別像龍，我們家老頭兒老太太都屬龍，所以，院裏人就叫它們“雙龍樹”，好多影視作品的鏡頭都是從雙龍樹開始照起。不久前，有一棵石榴樹移植到廣安老家去了，移的時候植物專家說這石榴至少有百年曆史了。
所有其它的樹，大雪松、白皮松、海棠、核桃、櫻桃，全是老爺子搬進來以後，親手帶着我們種的。櫻桃到結果的時候，老爺子就來數，一直到果子熟了，摘下來，他給孩子們和工作人員分着吃，一人分一點兒，一邊說“爺爺就這麼點兒權力”。有時他發現哪顆果子只剩半個了，工作人員告訴他是鳥偷吃了，他也高興，“鳥吃了也好嘛”。
搬到這兒來後，老爺子一住就是20年，直到辭世前住進醫院的最後幾天。
鄧林：我們1952年時剛來北京，沒房子，在北京飯店住了一個月，後來在西直門南草場找到房子住了幾個月，然後又搬到地安門後面的吉安所右巷，聶帥的房子旁邊。一直住到1957年，後來爸爸每天要到中南海上班，很不方便，就搬進了中南海慶雲堂3號院，不用坐車，可以走着上班了。
鄧榕：這中間還有一個插曲，我們剛來到北京的時候，安排在東交民巷8號的一個院子。當時羅榮桓調來北京也沒房子，他身體不好，爸爸就把房子讓給羅榮桓住。
鄧林：我們在中南海，一直住到1966年把我們這些子女趕出來，爸爸在那兒又待了兩年多，1969年10月到了江西。1973年2月從江西再回北京的時候，先住在花園村，後來家裏人口太多，住不下，才搬到寬街。再往後曾經在東交民巷8號住過一陣，以後又住過西山25號樓，幾經輾轉，最後到了現在的家。
鄧林：我們搬家的原因都是政治方面的，是隨着父親的政治命運的改變而不斷地搬來搬去。我們搬家、收東西、裝箱子的經驗特豐富。因爲“文革”中經常是限時搬家，不管多少東西，兩小時之內必須搬完，不搬也得搬，所以練就一身硬功夫。
鄧榕：我算了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間，我們來來回回搬了十幾次家。
鄧林：剛搬進這裏的時候，院裏都是部隊種的莊稼，沒有現在這麼多花草。
鄧榕：中南海里早年也不能種花種草，都是種莊稼和蔬菜，大白菜，還有玉米。因爲花花草草是小資產階級情調。爲什麼說我們老人家特別呢，就是人家種莊稼的時候，他就要在家裏種花種草。
鄧樸方：當時我們在中南海的院裏有四個方花池，裏面什麼花都有。
鄧榕：太平花、玉簪花、櫻花、海棠、榆葉梅、迎春花、月季、牡丹、芍藥……全有，就那麼一小院。老人家就是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欣賞和崇尚這種大自然的美。
鄧林：老爺子特別喜歡完美的東西，喜歡整潔，喜歡自然、有序的環境。
鄧榕：父親特沉默寡言一人，不多言不多語的，但看見花他就上去聞一聞，特享受的樣子。孩子們摘了花以後插在他身上，他也就那麼戴着花到處走。
鄧樸方：春暖花開，老爺子愛到外面去，到玉泉山或是到中南海里面看花，一定要找一個花開得比較好的地方。
鄧林：春天的時候中南海的海棠開了，他專門到中南海去看。有時孩子們把柳條摘下來做一頂柳條帽，給爺爺奶奶戴上，都特高興，還戴着照相。
鄧榕：是花草樹木，他都喜歡，不是單喜歡哪一種花，偏愛哪一種樹。他吃東西也不挑食，但喜歡換着吃，只是不愛吃那些海鮮。
鄧樸方：好吃的，他能吃出好。好酒，他也喜歡。黃酒、茅臺、葡萄酒，什麼都喝。不喜歡XO，不喜歡喝有香料的白酒。
鄧榕：喝碗稀飯，吃點鹹菜，他也覺得特滿意。他總說，稀飯是好吃的東西，你們不懂。他最愛喝的粥是綠豆粥。他不是一個認定一樣東西就不變的人，我覺得他這人就是喜歡豐富多彩。
“老爺子總是說：等我退休了以後，要享受一個真正平民的生活，上街去買東西，逛逛商店。只不過，他到哪裏都被圍得裏三層外三層，後來就不想再出去‘擾民’了。”
說到這個話題，鄧家兄妹一口氣講了好幾個故事，讓人忍俊不禁。明擺着的，平民生活對這位老人來說只能是永遠的奢望。
鄧榕：老爺子總是說，等我退休了以後，要享受一下一個真正平民的生活，上街去買買東西啊，逛逛商店。有一次到上海他真去逛商店，臨要到商店的時候，說我要買點東西，可身上沒錢。當時一車人的身上都沒帶錢，就吳邦國同志帶了十塊錢，掏出來借給了他。老爺子拿着這十塊錢，在上海第一百貨商店給孩子們買了鉛筆橡皮，回去後才把錢還給了邦國。
鄧林：他就做了那麼一回老百姓，周圍還圍了一大幫子人。回來我們問他：“老爺子你今天逛了商店，看見什麼了？”他說：“就看見人了，以後再不去了，擾民。”
鄧樸方：他輕易不出去，因爲一出去要“佈線”啊什麼的，他就覺得擾民。他也說，不要佈置，不要搞這些，但是有警衛制度，他也沒辦法。以後年紀大一點，我們動員他到稍微遠一點的地方郊遊，他不去，說：興師動衆，麻煩得很呢。
鄧榕：最多就是去釣魚臺，還有就是中南海。再遠的地方，他就不願意去了。他一貫不願意擾民，比如去黃山不讓封山，到四川看武侯祠，他也不讓封閉。中央警衛局的孫勇他們就忠實執行老人家的指示，警衛員都穿着便衣。去了以後，羣衆發現了就被圍起來了，人山人海，結果出不來了。後來好不容易上了車，圍的人太多，車子開不動。羣衆圍着車子鼓掌，場面很感人。可是老人家說，你看我們一到哪兒，就是擾民。
鄧林：有一年去成都，我們先去杜甫草堂，看到梅花開得特別好，回來就鼓動他也去看看。老爺子同意了，去了以後想不到又是人山人海，只好到最後面一個小院，地上擺了幾個盆景。回來問他看見梅花了嗎，他說看見了，那個院子裏有幾盆。其實草堂廊子外頭的梅樹全都開花了，不過全是人，他看不見。
“老爺子愛散步，走路的時候從不戴計步器，都是自己數數，走路一句話不說，拐彎都是走直角。”
生活祕書作過精確測量，院子裏的環形路一共長188米，鄧小平每天沿着這條路散步。既是鍛鍊身體，也是思考問題。散步的習慣他保持了幾十年，風雨無阻，從不間斷。甚至在政治環境最惡劣的時刻，也是如此。著名的“鄧小平小道”，就是他謫居江西時，在沒有路的地方一天天一步步走出來的。
鄧林：我記得曾給自己一個命題，就是拍“鄧小平的一天”。嘗試了好幾次，我覺得太難拍了。他的生活太規律，太普通，不覺得哪一天拍出來的東西能出什麼彩。他每天早上起來吃飯，吃完飯看文件，看完文件散步，散完步看報，看完報又該吃飯了。然後下午午睡，看錄像啊，看書，打橋牌啊，晚上看看電視，覺得跟老百姓一樣，太普通了。你想找一個戲劇性畫面，找一個特別有情趣的鏡頭，找不着。所以拍了幾次也沒成功。
鄧榕：早年的時候，老爺子散步都是走20多圈，後來年紀比較大了以後，一開始規定18圈，最後15圈，10圈。他都自己數着，走路極其認真，一句話不說，護士跟在後面。我媽媽一開始也跟着他，但是他走得太快了，我媽媽跟不上，連我們這些年輕人也跟不上。他散步不是說慢慢悠悠地散心，而是用自己最快速度健步走，當作一種體育鍛煉。當然，他在散步的時候也在思考問題。
散步的路線就是從房門出來，逆時針沿着院子裏水泥路的外圈走，絕不走裏圈，拐彎的時候也是拐直角，永遠是走最外圈。陪他的人走內圈，他就說：偷懶。
鄧樸方：在江西的小路也有兩條。一條是去工廠上班在田埂上走的路，還有一條是在院子裏散步、思考的時候，圍着我們住的小樓走。因爲他這個人特別嚴格，每天走固定的路線，走着走着院子裏砂石地上他走的地方就白了，把小石頭都走開了。
鄧榕：我從日本給他買過計步器，他不戴，說我自己數數最準。
(聊到這兒時，小平生前的保健護士王海珍來了，也加入談話。鄧家的工作人員，幹得時間都很長，有的老人從50年代起就一直跟着，很多情況，比家屬子女知道得還多。他們，同樣算得上是小平的親人了。)
王海珍：首長繞圈數得確實準，有時我們跟着，走着走着就分心了，自己把圈數給忘了，但是首長肯定會記得的。走到門口夠了圈數他就不走了。我才知道自己數錯了，趕緊去給他開門。他差不多每天上午10點和下午4點，基本上文件都看完了，就在院子裏走個十來圈。
鄧榕：他也愛游泳，但從不在游泳池遊。他說，心情不一樣，我要遊就在海里遊，大海多遼闊。他游泳非常好，一下海就是兩小時。一直到八十年代都是這樣，從海邊一直游到深處，在攔鯊網那兒來回遊兩個小時，然後再游回來上岸。深水浮力更大浪更小，水也乾淨，最舒服了。如果浪特別大的時候，他就拉着游泳圈，讓工作人員把他拉到深水去，然後自己在深水遊。
鄧林：遇見大的波浪，老爺子不喜歡跳浪，而是從水裏鑽過去。
“他工作的效率特別高，習慣坐在屋角的沙發上批文件，孫子、孫女爬在旁邊的地板上剪紙、堆積木，各得其樂，互不干擾。”
曾經聽到過這樣一個故事，一位新華社攝影記者有一次在北戴河想給他拍張辦公照，老人家勉強擺了個坐在辦公桌前辦公的樣子，說：“我從來不這樣辦公。”
鄧榕：有這事。老爺子晚年不習慣正襟危坐地在桌前辦公，平時他喜歡坐屋角的臥榻或沙發，腿放在腳凳上批文件，旁邊茶几上放着茶杯、眼鏡、放大鏡。孫子、孫女爬在地板上玩剪紙、堆積木，各得其樂，互不干擾。他做每一件事都很專心，是他的特點。工作的時候，效率特別高。當年美國記者華萊士問他說你一天工作多長時間，他回答說我一天工作兩個小時，華萊士還以爲自己聽錯了。實際上爸爸講的工作時間就是他看文件的時間，不包括談話、開會。他平常還有很多時間是思考，有的時候在看電視，其實根本沒看進去，多半都是想他的事。不過，辦公時間兩個小時還是說明一個問題，就是他的效率特別高。
鄧樸方：他處理文件比較快，從來不壓文件，一個上午全把文件處理光。
王海珍：首長見外賓，很少見到祕書過來給他講外賓的情況什麼的。
鄧樸方：老爺子見外賓的時候祕書基本都不跟着，也就晚年纔跟着。
鄧榕：他見外賓之前，就看接待單位準備的一摞相關的材料，看完了以後就去見外賓。到場以後主辦單位通常要彙報情況，他一般都說情況我都瞭解，然後就跟外賓談。
鄧樸方：我出國訪問見過很多大使，他們都跟我說特別願意陪老爺子見外賓。因爲老人家講出話來，不用整理就是一篇文章。另外呢他講話頭腦特別清晰，有邏輯，有條理，所以在場的翻譯都願意陪他見外賓。
鄧樸方：我們陪老爺子打橋牌多一點，打檯球也是，我從小就跟着他。家裏面有個檯球桌，兩個紅球兩個白球的，不是斯諾克也不是撞球，沒袋子，算分的。他打得很好。打檯球他選擇對手還是比較嚴格的，不願意跟打不好的人玩，要找打得好的。
鄧榕：老爺子這個人，不論做什麼，都做得很認真，都要求高水平。
鄧樸方：那時候我記得老爺子打檯球基本上就找兩個人，一個是孫志遠，一個是黃敬。因爲這兩個人打得比較好。打橋牌也願意找好手，有的時候也跟國家隊選手打，男女隊都打過。
鄧榕：他的記憶力驚人。他的數學計算能力，心算、口算能力極強。經濟數字幾乎過目不忘，打橋牌也是，特別會算牌。
“他博覽羣書，通讀《列寧全集》，熟讀《資治通鑑》，愛讀人物傳記，但不在書上寫一字一句批註。”
小平生前用過的書房，是一間42平方米的房間，鑲着實木地板。辦公桌、書櫥和沙發都被正在國家博物館展出的《世紀偉人鄧小平》展覽借去了。空蕩蕩的書房只剩下暫時放在地上的半屋書。有《列寧全集》，也有《毛澤東選集》，還有整套的線裝《二十四史》。這些書籍都是小平生前翻閱過的，他的子女們翻起來小心翼翼，視若珍寶。鄧林拿起一本厚厚的《辭海》，是中華書局1947年的版本，已經翻得很舊了，折損的硬紙殼書皮是用訂書釘固定住的。鄧榕給記者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集》，是1957年8月出版的，定價4元5角5分，已經磨損了。
鄧榕：家裏這些書每次搬家都帶着，包括去江西，寶貝得要命。我父親沒有看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看的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通讀了《列寧全集》。除了中國歷史書，他還喜歡外國的人物傳記，看得非常多。還有就是外國古典小說，西方古典名著都看過，喜歡雨果，特別喜歡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
老爺子愛看地圖。出差總帶着兩本地圖冊，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集》，一本《世界地圖》，到每個地方都要打開地圖知道自己的方位。還愛看字典辭典，常看的有《中國古今地名》《中國人名大辭典》。他曾打開《康熙字典》指給我看，我名字裏的這個榕字，《康熙字典》的解釋是榕樹“成蔭不成材”。
他睡前經常看武俠小說作消遣。他說，武俠小說最大的好處就是看了記不住，下次還可以再看，根本不過腦子。
他最喜歡中國古典史書，特別是《資治通鑑》，家裏有兩套，其中一套是線裝本。《資治通鑑》不知道看過多少遍了，應該叫熟讀。他通讀《二十四史》，喜歡裏面的前唐書和後漢書。老爺子還特別愛看《三國志》。他看書的特點是博覽羣書，而且愛好非常廣泛。政治人物的傳記看得多，主要是跟二戰、跟他自己的軍事生涯有關的，比如蘇聯的朱可夫回憶錄等，他很注意地看過。還有國內的比如聶榮臻回憶錄等。但他自己不寫回憶錄。
鄧樸方：他看書從來不在上面寫字，連個道都不畫，熟記在心，融會貫通，不是那種記啊畫啊的人，一切都是在腦子裏，一種精神的領悟。他也沒有記日記的習慣。
鄧林：“文革”的時候抄我們家，一沒有抄出存摺，二沒有抄出老爺子日記。乾乾淨淨，他們想抄的我們家全沒有。
鄧榕：他這個人就是看宏觀、全局，抓要害，小事他不管。
鄧樸方：他自己的工作習慣是提綱挈領，抓最重要的事情。當然有些小事也很重要。他講究分工，該負責的負責。另外一個考慮就是一定要把年輕人培養起來。
“父親百年誕辰特別感到傷感，我們生活中的任何一部分都與父親息息相關，緊密聯繫在一起。這種懷念吧，濃濃的，化解不開。”
小平同志告別這個院子已經7年了，鄧家兄弟姊妹5家三代至今仍團聚在這裏。每逢小平的忌日，母親卓琳就帶着孩子們在院子裏遍撒花瓣。按小平同志的心願，他的稿費，捐贈了教育和科技事業；他的遺體，捐獻醫學事業；他的角膜，捐給需要光明的病人；他的骨灰，迴歸大海。留給親人的，唯有滿院子無處不在的記憶。
鄧榕：這種懷念的思緒是每天每日，隨時隨地伴隨我們。
鄧樸方：時間長了這種傷感慢慢會淡嗎？其實沒有，特別是這次紀念百年誕辰，特別感到傷感。
鄧榕：這種懷念是濃濃的，化解不開的。別人家有些父親可能比較嚴肅，沒有跟子女那麼親近，工作很忙，偶爾見一見，週末見一見，我們是天天在他身邊，時時刻刻都在他身邊。他除了開會出去以外，工作、生活都在這裏。我們子女跟父親的關係非常親密，他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緊密聯繫在一起。我們都五六十歲的人了，如果問我們生活中有哪一部分能夠剝離出來跟父親沒關，我們可以告訴你，沒有，不可能。
鄧樸方：他沉默，這大家都知道，不怎麼說話，耳朵有點聾，好象別人說話他也沒什麼反應。但是他表達感情的方式，特別細膩，不是那種很誇張的，動作很大的。我這次翻畫冊，又看到老爺子嗑瓜子的照片，多生動啊，一盤瓜子兩杯黃酒。桌上那桌菜是大家共同吃的，這一盤瓜子，那就是他的財產，給這個點兒，給那個點兒，經常還給我一點兒：“胖子，你拿幾個瓜子。”我們對面坐着，嗑幾顆瓜子，他有時候一兩句話，有時候就看你一眼。別看他不說，但是心裏什麼都有數。
鄧榕：飯後給他削一盤水果，他吃兩口，然後就往這邊一推，說大家吃。給孫子、孫女和身邊的工作人員。那就是他可支配的資源。你如果特高興地吃了，他就感覺很滿足，美滋滋的。母親還給他備了箇舊餅乾盒，裏面給他放上巧克力、餅乾、山楂片什麼的，孫子孫女一到爺爺這兒來了，他就特高興地給他們分。又得意又有點“可憐”地說，“爺爺就這麼點權力。”
鄧樸方：記得有一次，羊羊照相的時候不知是怎麼受了委屈，嗚嗚哭了，這正是爺爺賣好兒的時候，“來來來，到爺爺這兒來，有爺爺保護”，還掏出手絹給孩子擦眼淚。
鄧榕：老爺子身邊的工作人員，象她們這些護士，來我們家的時候護校剛畢業，小姑娘，來了以後長了，談戀愛，結婚，生孩子，生完孩子把孩子都抱我們家來了，一直到現在。我們家老頭兒老太太都把她們當自己家裏人一樣。我們這個院就是個大家庭，不光是我們子女多，親戚多，工作人員都在這兒，都是這個大家庭的成員。
王海珍：我生孩子的時候，卓祕書(鄧辦工作人員對卓琳同志的習慣稱呼)還去我們家，我根本沒想到。因爲當時是夏天，天氣特別熱，我愛人連上衣都沒有穿，一開門看是卓祕書，趕緊往屋裏跑去穿衣服。讓我特別感動，因爲那次是剛生完孩子也就3天左右。卓祕書拿着雞蛋，醪糟，她是雲南人，雲南人都講究由孃家人來給姑娘送醪糟，醪糟下奶，所以她給我帶了一桶醪糟，還有10斤雞蛋，代表首長一塊看我，還給我孩子送了一身衣服，現在我還留着。
8月22日是鄧小平百年誕辰，全家人除了慣常的一同聚餐，切蛋糕，吃麪條外，還特別準備以一臺音樂會來表達懷念之情。鄧楠的女兒眠眠諳熟外國古典音樂，她悉心挑選音樂會的曲目，希望藉3部音樂名篇，映現爺爺波折而頑強的人生、雄健而剛毅的精神。
第一部是李斯特的《前奏曲》，它凸現不斷探索、追求、奮鬥的人生；第二部是理查·施特勞斯的聲樂作品《最後的四首歌》，通過優美的詩句，道出人在晚年對生命的熱愛和眷戀；第三部是理查·施特勞斯的《英雄生涯》，這是一部宏大的交響作品，以“英雄”爲主題，吟誦人類永遠追尋的崇高境界。
看得出這是全家人的精心籌劃。雖然，華章奏鳴並不能沖淡深藏心底的思念，但至少可以抒發他們緬懷的重重心緒。
直到離開，也沒見到卓琳。孩子們說，正在臥室裏休息的母親身體尚好，只是年紀大了，行動要格外小心。母親現在是全家人重點保護的對象，相濡以沫半個多世紀，立誓“砍頭也要跟着他”的這位老人，失去伴侶後的心情，難與旁人言道。
臨別回望，院子裏的“雙龍樹”還是那麼蒼勁，樹幹是相距不遠的兩株，但到了空中，枝與枝相連，葉與葉相交，已經難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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