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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中，有一個重要認識歷來不大爲人們所關注，這就是風險意識。在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之後，在積極參與到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之後，我們在面對諸多挑戰時，一方面仍然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同時備感對前進道路上的諸多風險要有清醒的認識。在鄧小平誕辰一百週年之際，重溫他的有關著述，我們深切體會到他的風險意識在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1只要搞改革開放，就會有風險。膽子要大，步子要穩，關鍵在於善於總結經驗教訓
改革開放伊始，直到南方談話，鄧小平反覆提醒我們注意前進道路上的風險問題。最早提出這個問題，是在1979年10月中央召開的一次關於貫徹經濟工作調整方針的座談會上。鄧小平針對當時大家對經濟問題看法不同這一情況提出：“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我們有了這麼大一個雄心壯志，究竟怎麼搞比較順，比較能夠經得起風險，比較能夠克服困難，克服障礙，求得比較快的發展，這個問題只能靠大家的集體智慧來解決。”此後，只要提到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時，只要談及出臺新的重大政策時，他都要談到注意風險問題。直到南方談話中，他還多次提出風險問題，認爲辦什麼事都要“冒點風險”，誰也不能保證“萬無一失”。
在鄧小平看來，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始終存在着這樣或那樣的風險，但改革開放最後一定能成功。他在1985年3月會見外國客人時說：“我們正在做的改革這件事是夠大膽的”，“是有風險的事”。“我們在確定做這件事的時候，就意識到會有這樣的風險。”在經歷了一些風險之後，特別是在黨的十三大確定進一步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鄧小平一方面相信“按照這些方針政策搞下去，會獲得成功”；同時也看到,“也還有風險,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既看到改革開放“是有風險的事”，又堅信改革開放的目標“可以實現，可以完成”，這是鄧小平對改革開放的一個基本判斷。
爲了使改革開放取得成功，鄧小平認爲，在預見到和已經看到改革開放的風險時，要有不怕風險、沉着應對風險的良好狀態。他明確指出：“我們要把工作的基點放在出現較大的風險上，準備好對策。這樣，即使出現了大的風險，天也不會塌下來。”正因爲如此，每到關鍵時刻，鄧小平都能沉着應對風險，及時提出符合我國國情的方針和政策，使黨和國家完全地渡過難關。當上世紀80年代末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動亂時，他對全黨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的方針，要“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信心”。他在請辭中央軍委主席的信中再次表明了對待風險和困難的沉穩心態：“我們的改革開放事業剛剛起步，任重而道遠，前進中還會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堅信，我們一定能夠戰勝各種困難，把先輩開創的事業一代代發揚光大。”
鄧小平把不怕風險和沉着應對風險的原則概括爲：“膽子要大，步子要穩”，“關鍵是要善於總結經驗”。他認爲，我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是“堅定不移”和“不會動搖”的，“一直要幹下去”；同時，要“走一步，看一步”，“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總結經驗”，“哪一步走得不妥當，就趕快改”。注重在改革開放中不斷總結經驗教訓，並不是爲了防止一切錯誤，而是通過總結經驗教訓而少走彎路、少犯大錯誤，從而有利於應對風險，把風險控制在可以調節的範圍之內。在鄧小平來看，“我們自己還會犯錯誤”也屬於前進路上的風險和困難，這都是難免的，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停步不前，改革開放要堅持推進下去。所以，對待前進路上的風險，“膽子還是要大，沒有膽量搞不成四個現代化。但處理具體事情要謹慎小心，及時總結經驗。小錯誤難免，避免犯大錯誤。”
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領導中國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的過程中，一直持有較強的風險意識。上世紀90年代以來，風險二字在黨的領導人講話中和黨的重要文獻中時常出現，如“市場風險”、“自然風險”、“金融風險”、“風險責任”等等，這表明我們已經把風險意識具體化。江澤民同志多次在重要講話中明確指出：無論遇到什麼風險，我們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偉事業的決心都不動搖；我們黨的建設和幹部隊伍建設，都要以是否經得起各種風險的考驗爲一個基本要求；我們在前進的路上還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風險和風波，因此一定要居安思危，奮發圖強。進入新世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階段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爲總書記的黨中央繼續強調全黨同志要有憂患意識，居安思危，同時通過認真總結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以人爲本的科學發展觀，就是爲了使我們在今後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上有效地規避風險，少犯錯誤，勝利地實現黨和國家的宏偉目標。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的一些領導幹部和黨員，風險意識還不很強，不注重、不善於總結改革開放中的經驗教訓，重複犯錯誤的情況還很多，這些都是需要認真對待的。
2我們所面臨的最大風險在於搞活開放帶來的一些消極東西影響人民，因而必須抓好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法制建設
鄧小平在思考改革開放中的風險問題時，除了對一般意義上的風險有比較多的論述外，還分別對各種具體工作中的風險問題做過論述，並對其中比較重要的風險有專門的論述。這些論述在今天更具有針對性和實踐意義。
改革開放初期開展中外經濟技術合作時，由於中國的法律法規尚不完備，加上我們缺乏經驗，合作雙方均覺得存在較大的風險。對此，鄧小平明確指出：“爲了發展中外的經濟合作，中國要創造條件，發達國家的經濟界也要創造條件，首先的一條就是不要怕冒風險，不必擔心我們的政策會變，膽子放大一些，合作的步子更快一些。”在談到物價改革時，鄧小平更有十分清醒的認識：一方面，“理順物價，改革才能加快步伐”；另一方面，“過一關很不容易，要擔很大風險”。權衡利弊，他堅定地指出：“物價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風險、迎着困難上……如果前怕狼後怕虎，就走不了路。”對於市場經濟發展所催生出來的證券、股市等新事物可能會帶來的風險問題，鄧小平仍然持有相同的態度：“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麼，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歷史已經證明，由於有較好的心理準備和對策準備，無論是中外經濟合作，還是物價改革，或是發展證券市場，都取得了成功。
在看到改革開放中敢冒風險並因此會取得成功的同時，也能看到改革開放過程中會出現大量的消極因素影響廣大人民羣衆特別是廣大青少年，並認爲這是改革開放的最大風險，這是鄧小平風險意識最重要的部分，也正是鄧小平作爲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戰略家的英明之處。上世紀80年代中期，鄧小平多次提到這個問題：“對於開放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我們的頭腦是清醒的，不是盲目的。”
“搞活開放也會帶來消極影響，我們要意識到這一點”。在一次會見外賓時，他更是十分明確地指出：“實行開放政策必然會帶來一些壞的東西，影響我們的人民。要說有風險，這是最大的風險。”事實上，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不僅那些在舊社會大量存在而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得到遏制甚至被消滅了的消極因素又沉渣泛起，而且伴隨着開放的擴大，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腐朽生活方式大舉涌入國門，更爲重要的是，其中許多消極因素與市場經濟有着緊密的聯繫。令人不安的是，領導和推進改革開放宏偉事業的各級領導幹部中的爲數不少的人們，已經或正在成爲這些消極因素的俘虜。特別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長大的一代青年，由於缺少必要的歷史對比和理性分辨能力，極易接收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所有這些，難免讓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能否順利推進、國家能否長治久安，憂心忡忡。
鄧小平不僅十分敏銳地看到改革開放的這個最大風險之所在，而且非常及時地提出了應對之策。他在回答外國客人提出的用什麼辦法解決這些消極現象的問題時明確指出：“我們主要通過兩個手段來解決，一個是教育，一個是法律。這些問題不可能在一夜之間解決，也不可能靠幾個人講幾句話就見效。但是我們有信心，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有能力逐步克服並最終消除這些消極現象。”在談到“最大風險”時，他重申“我們用法律和教育這兩個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並提出：“我們現在搞兩個文明建設,一是物質文明,一是精神文明。”按照鄧小平的思路，物質文明建設解決經濟發展問題，精神文明建設解決發展中的失誤問題。
鄧小平在論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既要搞物質文明建設，也要搞精神文明建設時，總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和民主法制建設等政治文明建設的內容都歸入精神文明建設中。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鄧小平越來越感到要有政治體制改革。對於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一方面認爲：“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於貫徹”。同時也認爲政治體制不能照抄照搬：“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蘇聯的政治體制“也不是很成功的”。我們要“根據我們的實際情況”來決定我國的政治體制。這裏雖然沒有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概念，但實際上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要求。同樣，思想政治教育既屬於精神文明建設的內容，也屬於政治文明建設的內容。鄧小平在總結改革開放十年間的經驗教訓時則把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精神污染、克服腐敗現象等放在一起討論，並明確講道：“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裏我主要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對於艱苦創業，對於中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將要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種教育都很少，這是我們很大的失誤。”實踐證明，雖然當時在概念上並沒有區分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但鄧小平提出的這些辦法，對於解決在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消極現象，都是十分有效的。
爲了應對改革開放中的最大風險，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順着鄧小平提出的思路，進一步提出了發展是第一要務，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格局。這一點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有一個完整的表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斷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無疑是對鄧小平風險意識的新發展，對我們應對改革開放中的最大風險具有根本性指導意義。
3改革開放越前進，我們承擔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只要我們搞好黨的建設，我們的事業就會萬古長青
鄧小平認爲，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各種風險，最終要靠深化改革開放來抵禦和化解。從根本上說，改革開放就是爲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最終滿足廣大人民羣衆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但改革總要觸動和變更既有的利益格局，從而引發相應的社會風險。這種風險只有在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推動下社會生產力得到較快發展、社會物質財富較快增長的情況下，纔會得到控制和化解。因此，在談到改革開放中出現風險時，或預見到某項改革有可能帶來相應風險時，鄧小平都把是否具有相應的物質條件或一定的經濟發展速度作爲抵禦風險的依據。當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推開初期，部分城市出現居民搶購現象時，鄧小平即敏銳地看到，“因爲物資比較多，羣衆一看，又穩定下來了。”到1988年全面推進物價改革時，鄧小平則比較欣慰地看到：改革開放“這十年來中國有了可喜的發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對風險的承受能力有一定的增強”。他認爲，只要保持這十年來的發展速度，“我們深化改革的風險就小得多了”。由此他得出結論：“改革開放越前進，承擔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
抵禦改革開放中的風險並不僅僅在於物質條件，還需要有更爲根本的政治條件。鄧小平反覆談到冒點風險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時，都是以我們具有良好的政治條件爲依據的。他在會見外國客人時明確指出：“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的腐朽東西。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政策和國家機器有力量去克服這些東西。所以事情並不可怕。”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的政治條件是不會出問題的。實際上，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並不是所有的國家機構和工作人員都能經受住歷史的考驗。有鑑於此，在著名的南方談話中，鄧小平特別提出：“要把我們的軍隊教育好，把我們的專政機構教育好，把共產黨員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這是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千秋大業來考慮的。在鄧小平心中，選好接班人始終是一個大問題。早在改革開放初期他就充滿感情地提出：“要憂國、憂民、憂黨啊！要看到這是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直到在南方談話中，他仍然把這個問題放到重要位置，認爲對這個問題“決不能掉以輕心”。爲此，他提出了“關鍵在人”的著名論斷，清醒而尖銳地指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從而充分闡明瞭培養好的年輕人接班，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把黨的建設當做“新的偉大工程”加以設計和建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論認識，採取了一系列重要的實踐措施，使黨的建設取得了重要進展。1994年9月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了黨的建設這一新的偉大工程的目標：“在當代世界風雲變幻的條件下，在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變革中，把黨建設成爲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起來、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能夠經受住各種風險、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此後，江澤民同志在慶祝建黨七十五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和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多次強調把“能夠經受住各種風險”的要求作爲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進入新世紀以來，根據當代世界和中國的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江澤民同志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對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提出了根本性的要求。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作爲黨要解決的兩大歷史性課題之一提出來，更加具有現實性。與之相適應，中央陸續出臺了一系列黨的建設的規範文件，使黨的建設出現了嶄新的局面，從而使我們抵禦風險的能力不斷增強有了根本保證。
綜上所述，在認識風險、抵禦風險這個問題上，我們應當看到，一方面，經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們勝利實現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使我們抵禦風險的物質條件得到很大加強；另一方面，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社會結構、社會生活以及外部環境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們黨處在一種全新的歷史方位，要達到“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這個要求，還有很多艱鉅的工作要做。今天我們紀念鄧小平誕辰一百週年，再次學習鄧小平關於風險的一系列精闢論述，聯繫黨的十六大報告結尾的一段話：“面對很不安寧的世界，面對艱鉅繁重的任務，全黨同志一定要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帶來的嚴峻挑戰，清醒地看到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風險”，我們更加深切體會到鄧小平深邃的戰略眼光和務實的理論思維，從而更加堅定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的自覺性。
(作者系天津社科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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