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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着應付、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爲”，對子女也是這麼要求的
鄧林,鄧小平長女。8月3日,《瞭望東方週刊》約好在北京某賓館大堂對她進行專訪。上午9時，鄧林一個人準時到達，記者一眼就認出了她。她進來後，也四顧找記者，並拿出手機撥打記者的電話。賓館服務員過來，問她有什麼需要幫忙的，也沒有認出她來。鄧林與記者找了一張桌子坐下，她點了一壺茶。喜歡攝影的鄧林坐下來後的第一句話便問《瞭望東方週刊》攝影記者:“小夥子，你用的是什麼相機?”
鄧林在接受採訪時，態度平和、坦誠，對細節的記憶很清晰，談起鄧小平時，好像她父親還活着。
我們懷念他
《瞭望東方週刊》:8月22日，是很不平常的日子，是鄧小平同志誕辰100週年，很多人都在紀念他，你們全家怎麼紀念?
鄧林:每一年，我們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節日，那就是我父親的生日，全家人都會湊在一起，搞個大團聚，一般不請客人，這一天往往是一年中最高興的一天。
父親去世以後，每到他的誕辰紀念日，全家還保持聚會的習慣。
今年是父親誕辰100年，他的改革開放政策給全中國人民帶來了春天和希望。老百姓紀念他，同時，他也是我們親愛的父親，我們懷念他，也紀念他。
今年8月22日,全家還會搞一個聚會,當天晚上,中國愛樂樂團的秋季音樂會開始,音樂會是專門爲紀念我父親誕辰提前舉行的。曲目都是我們家裏人選的,由於要聽音樂會,全家聚會的時間會短一點。此外,國家也會有一些活動,我們也會參加。
他特別能忍
《瞭望東方週刊》:我看了你在央視的節目中，有一句話，我印象特別深，您說，鄧小平“從來就沒有走上神壇，也就不需要走下神壇”。
鄧林:確實，這句話反響很大。做節目的時候，我也沒有準備，脫口而出。
其實，我們全家都有這個概念:鄧小平是人，不是神，他對我們來說是普通的父親，又不是普通的父親，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他站在自己的高度，做了在這個高度上應當做的事，做了對國家和民族有益的事情，這就是他的偉大之處。
《瞭望東方週刊》:他確實是一個很豁達的人。
鄧林:他出來工作時說，我是共產黨員就要出來工作。其實，他很實在，他經常說，“我也犯過錯誤”，主席犯的錯誤，也有我的一份，他不是高姿態，他真的從內心中就是那麼想。他承認自己有錯誤，就接近真理了，他不迴避這些東西，他對自己的理想是非常堅定的，該鬥爭的時候鬥爭，該韜光養晦的時候韜光養晦。
《瞭望東方週刊》:這一點，許多人都有同感，他特別能忍，也就是那種韌勁兒。
鄧林:他特別能忍，絕對忍得住，該說的話，他一定要說，不該說的，絕對不會說，我們家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他在家不議政，不談工作，從不談，如果我們說什麼，他就聽着，聽得不對處，就說“你們不懂”。
父母的愛情是偉大的
《瞭望東方週刊》:看鄧小平的資料，感覺他是一個領導者，又是一個父親和丈夫，他享受了一個父親和丈夫所應有的快樂，尤其是非常危難的時候。
鄧林:這個家庭對他最大的支持，是他不用擔心後院起火，“文革”時期，我們幾個子女兩次被從父母身邊強行拉開，當時的感覺是生離死別!但是全家一個心眼兒地想團聚，想辦法也要團聚。我們愛他，他也愛我們，我們用親情幫助他度過困難。晚年時期，孫子輩的人和他在一起，他看到這些孩子，也像普通的爺爺一樣開心，可以說，他的晚年也是快樂的。
《瞭望東方週刊》:提起家庭,感覺你父母的感情是非常深的,應該是偉大的愛情。
鄧林:他們的愛情確實很偉大,是非常完美和統一的結合，我媽媽對我爸爸非常信任，即使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母親從來沒有想到過會離開爸爸，從來沒有，更不會劃清界限，儘管他們性格差異極大。
有一個民主的家庭
《瞭望東方週刊》:都說你們家庭的氛圍特別好，我有時就想，他這樣一個政治家好像在家裏面也是很嚴肅的。
鄧林:我們家是一個非常民主的家庭，遇到什麼事情，大家就一起商量，即使我父親去世以後也是這樣，我們給中央寫信，也是家裏人商量的結果，大家意見非常統一，我媽媽說，給中央提建議只能低於中央，不能高於中央。
別人到我們家都會覺得氛圍特別好，家裏非常民主，子女該入黨了，該幹什麼，不該幹什麼，婚姻、學習等問題都是自己拿主意，父親從來不強加於人。
全家人都愛圍在飯桌旁聊天,飯桌簡直是信息交流中心,天南海北,天文、地理、社會、民生,正確的可以說,錯誤的也可以說,也說國家大事,如果他不滿意了,他還會用濃濃的四川口音說,“你們不懂。”
包括骨灰怎麼處理，也可以在飯桌上談，我們家不在乎，我爸爸自己說了，骨灰怎麼辦?扔到馬桶裏，衝了算了，我們說，那太不尊重，最後，按照他的心願，他生前喜歡在海里游泳，去世後，他的骨灰就撒入大海了。
《瞭望東方週刊》:他就沒有打過你們，罵過你們?
鄧林:沒有，他從來沒有打罵過孩子，如果我們淘氣、打架了，他最多就是說，“你們出去打。”
小事上他不管,大事上他很重視,比如學習機會的問題,他重視我們家的孩子的教育,“文革”中,我們家5個孩子,3個大的讀了大學,但是兩個小的都是中學畢業。那時候，父親已被打倒，但他還是盡一切可能幫助孩子，他給毛主席寫信，希望子女能上學，主席後來批了，纔讀了大學。
他愛他的孩子，關心他們的教育，哪怕是在身陷囹圄的時候!
《瞭望東方週刊》:他教育子女的方式，對你們鄧家人教育下一代是不是有影響?
鄧林:有影響,我對我的孩子的要求也是這樣,我們並不是那種望子成龍,一定要他們怎麼樣，是從心裏就沒有這個概念，我要的是他們能夠自食其力，必須學一門學問，我們還要求孩子要有良好的品質，我們不祈望他們發多少財，做多大的官。
我們家庭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們這個年紀也充分地認識到,一個人,他的錢可以減少，他的職位可以降低，但是他的知識，他的品質，他的精神，永遠不會被打倒，不會被拿走，誰也打不倒，誰也拿不走。
“要夾着尾巴做人”
《瞭望東方週刊》:作爲鄧家的子女，壓力是不是特別大，而且社會上有一些傳言，你們是不是也很反感?
鄧林:改革開放初期，社會上有些傳言，包括對鄧小平的子女，說他們在外面怎麼樣怎麼樣了，父親就說，我們還是要自律，事先還是要打招呼。我父親對孩子很民主，但絕對不是放任，他非常嚴肅地把我們召集在一起，我現在還記得，當時真的是非常嚴肅，很少有這麼嚴肅過。
他說，我們家的孩子還是應當爲祖國、爲人民做一些事情，要守法，要謹慎，名不要出得太大，要夾着尾巴做人。
《瞭望東方週刊》:這是他的原話?
鄧林:對，原話，他有一個16個字的著名講話，“沉着應付、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有所作爲”，其實他對我們子女也是這麼要求的，他說孫子輩的，沒有大出息，也要有中出息、小出息，其實，就是要做一個有用的人。
《瞭望東方週刊》:名人之後嘛，人家都看着你們，你們有一點點問題，都會被放大，甚至被曲解。
鄧林:名人之後，確實有壓力，社會上也不瞭解，也好奇，作爲這個家庭的成員，老百姓對我們有天然的興趣，當然也會伴隨着誤解。
《瞭望東方週刊》:你們的成功，包括你繪畫的成功也可能會被認爲是你父親的影響，你們畢竟是鄧小平的子女，他的高位就沒有給你們的成功帶來什麼?
鄧林:作爲鄧家的子女，有時也很委屈，社會上有些好的東西往你身上加，有些壞的東西也往你的身上加，其實，很可能都不是我們的。
還有，就是你說的業務問題，有的說，鄧林業務出色，是因爲有一個好爸爸，我也很委屈。
至於說父親對我們的事業有沒有影響，我想，肯定會有，比如，我們都會很自覺，就是絕不能給他添麻煩，要夾着尾巴做人，不要因爲自己的行爲給他造成不好的影響，因爲你是鄧小平的孩子呀，這是歷史交給我們的任務。
我的父母一生曲折,對我們是有影響的。可以讓我學習他的氣質和品質,比如,對人生的看法,我們家的孩子可能就會深刻些,比如對我繪畫的影響,可能就會使我的畫有非常的氣度,這種氣度是因爲你生活在鄧小平的家庭裏,你遭受過特別的苦難,經歷過特別的年代,這些影響是對氣質和品質的影響,反過來又對你的業務造成影響。
我在香港的時候也有人問這個問題,我說,我願意用自己的一雙手,打造我自己的天地，我儘量這樣做，能做到多少就做到多少。鄧家孩子如果有成功的,我想,也是藉助我們的父母給我們帶來的這些品質。
《瞭望東方週刊》:鄧家的孩子從政的不多,其實,如果你們從政，以鄧小平的影響，太容易了，爲什麼沒有多少人從政呢?
鄧林:我剛纔說了,他教育子女就是那種方式，他對自己的要求也是這樣，他不戀權，他出來工作，他說可以有兩種選擇: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他還說，“我想，既然是共產黨員，就不能只做官，不能有私心雜念，不能有別的選擇。”這是他的真實想法，他就是這樣想的。
他對子女也不是要求他們做大官，出大名，他覺得，子女只要平平安安地度過這一生就很難得了。
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瞭望東方週刊》:說起老人家對子女的要求,其實,現在我們真的應該重溫小平的廉政思想,也就是他對腐敗問題的看法。
鄧林:反腐敗還要嚴，但是這麼嚴，還有這麼多貪污腐敗，有時，我都感覺有些瞠目結舌。所以，反腐敗非常正確，再不反就亡黨亡國了。
《瞭望東方週刊》:十幾年前，你們這代人會預感到今天的情況嗎?
鄧林:想不到，真的想不到。
腐敗的產生、蔓延和中央沒有關係,和改革開放沒有關係,全世界都在反腐敗，關鍵是如何應對。其實，我父親以前就提兩手抓，他當時雖然沒有看到今天的局面，但是他預感到了，所以他說，兩手都要硬，有問題就解決問題，這是他的風格。
《瞭望東方週刊》:現在幹部子女經商的特別多，你怎麼看?
鄧林:我覺得幹部子女可以經商，沒有什麼奇怪的，問題是經商的時候，有沒有利用你父親母親的影響，如果你父親是管電子的，子女經商就要避開這條線，要回避，你是一個城市的市長，你兒子就不能在這個城市經商，經商可以，到其他的省去做，不能在父母眼皮子底下經商，要回避，現在看來比較難。
我一直教育孩子,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要有德行。
父親的貢獻
《瞭望東方週刊》:鄧小平和周恩來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他們的工作方法非常不同。
鄧林:是,他處理文件快極了，總理病的時候，他當副總理，攢了一大堆文件，幾天就處理完了。應該由誰處理，就發給誰，效率非常高。
但一些事,他還要自己做,比如做報告,他都是自己寫,從來不讓祕書寫,除非重要的報告,由文字編輯小組來搞個初稿。
《瞭望東方週刊》:老百姓喜歡說一句話，毛澤東使中國站起來了，鄧小平使中國富起來了。你覺得對鄧小平準確的描述應該是什麼?
鄧林:我想,第一個是思想上的貢獻,他留下了指導這個國家改革開放的理論;第二個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使中國人能夠走上一條承平之路;第三,是“一國兩制”。
《瞭望東方週刊》:人們提起“一國兩制”都說，這是一個偉大的發明。
鄧林:確實，“一國兩制”不僅對中國人來說，是一筆財富，對全世界人民也是一筆財富，這個理論很偉大，香港到1997年就順利地和平地迴歸祖國，這確實是父親的創舉，是順應時事的創舉。
《瞭望東方週刊》:看他的傳記、他的書籍，我感覺，他還是一個很寬容的人，很能包容別人，你們做子女的感覺是不是這樣?
鄧林:他的很多工作方法,待人接物的方法都值得我們借鑑，他總是誠懇待人，總能團結人、包容人，這方面，我媽媽更有發言權，她說我父親這個人呀，他的下級特別喜歡他，願意在他的手下工作。
《瞭望東方週刊》:爲什麼?他處理改革開放中的問題，治理國家也是這樣吧?
鄧林:確實是這樣的，比如打仗，他就定大的方針，大的方針一定，就不干涉細節了，底下的人就可以放手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所以，很多人願意在他的手下工作。但是下級也怕他，他非常直率，總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而且切中要害。所以，作爲下屬，你就要小心了，他賞罰分明。
我父親總是補臺，而不是拆臺，劉伯承是非常棒的軍事家，我父親非常尊重他，一二九師的團結非常不錯。
鄧小平姓“中”
《瞭望東方週刊》:我們很感動的是,他在身體已經相當糟糕的時候,還在想着這個國家,還想着支持新領導人把國家搞好。
鄧林:1994年的時候，他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行走都很困難，但還是在上海蔘加春節團拜會，還在說，“我們一定要緊密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他不是要求圍着鄧小平轉，而是要親自說這句話，其實很簡單，就是要幫助新領導人立住腳。
他晚年就是想當一個老百姓，他說，等退休後，可以到公園裏走走，可以上街走走，我小侄女說，“爺爺，不可能，做不到了。”因爲老百姓愛戴他，歷史把他推到那個高度，想下來當個老百姓都難。我前面說了，他真的是不在乎當官，就是全心全意爲中國人民服務。
《瞭望東方週刊》:老人家一直沒有回廣安，爲什麼?
鄧林:他不願意擾民，四川人還埋怨我父親，說他不照顧家鄉，說他“不姓川”，他說，“這就對了，我姓‘中’，中國的‘中’。”其實，我爸爸就是這樣的人，因爲他總是覺得自己姓“中”，他要爲廣大的中國人民謀利益。
《瞭望東方週刊》:他從來沒有自己的什麼嫡系，什麼“山頭”。
鄧林:我爸爸沒有“山頭”，真的是沒有，他和劉帥關係好，一起工作了幾十年，感情非常深，但是有沒有人說他們是一個“山頭”，他和陳毅關係也很好，但有沒有人說過他們一個派系的，他和總理也非常好，也沒有人這麼說過。
他就是一個純正的共產黨員!
《瞭望東方週刊》: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這條路，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但機遇還是主要的，他把中國引導到一個正常的國家。
鄧林:這條路走了20多年，基本上路線已經確定了，現在的領導人有很多困難，但大方向已經定了，大家沿着這條路走就比較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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