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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先進幹部”的落敗
本報重慶8月18日電又一次路過重慶市渝北區區委大樓，42歲的石昌容習慣性地扭頭望過去。她已經有大半年沒進過這棟樓了。以往，她時常出入其間。那時，她都會先下意識地理理頭髮，隨後，挺直腰板走進去。如今，輕輕嘆口氣後，石昌容快步走開，融入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
石昌容一度名頭響亮。
在任長河村村委會主任的8年裏，她多次被評爲區優秀幹部。石昌容曾經爲工作犧牲過女兒的前途和自己的家庭。1995年，她被委任爲長河村村委會主任，兼任村婦聯主任。當時正值江北機場開始建設，她不僅要處理村社各項大小事務，還要協助機場建設徵地，成了村裏最忙的人。
隨後幾年，爲修建村委會辦公室和集資房，她籌資近100萬元。爲增加村集體的收入，她先後引進5家企業。爲省錢，她還挑過磚石。2001年後，村支書患病，她一肩挑起村支書和村主任兩副擔子，完成了江北機場擴建的徵地任務。
繁忙的工作使她幾乎無暇顧家。8年來，她幾乎沒爲女兒做過一次熱飯。去年6月，一直反對她當村幹部的丈夫終於和她離婚了。
即使這樣，在去年10月份的公選中，石昌容還是落選了。在村支部書記的競選中，102人只有6人給她投了信任票，她連入圍正式候選人的資格都未獲得。
當選村支書的劉建華是某公司管理人員。在村主任競選中，建築公司老闆顏大林以1000多票的絕對優勢贏得選舉。
石昌容接受選舉結果，並承認劉建華比她更適合做村支書：“他在企業做過管理人員，見多識廣，辦事效率高，懂經營，懂管理。村子未來的發展更需要這樣的幹部。”
就這樣，在長河村，一位先進幹部“敗”給了一個富人、一個能人。
企業家村官的三把火
“現在至少也像模像樣了噻。老百姓想辦點事有了去處了。我們24小時有人值班。”在重慶市渝北區雙鳳橋街道田村村級組織活動辦公室，桂升海坐在獨立的、氣派的辦公室裏，神采飛揚。
這棟320平方米、高標準修建的村辦公活動室，是這位去年就任的村總支書記的“作品”之一。爲此，他籌資30萬元。此前，村裏沒有辦公室。
桂升海自己的公司年產值2000多萬元。在當地，有他這樣身家的，算大老闆了。這位老闆書記新官上任，燒出的“三把火”與以往不同：他上任後，帶領民衆修了4公里的水泥路，老百姓的摩托車、自行車能順順當當開到家門口。
半年多來，他已引入10個花卉業主。老百姓租地有了一份收入，給業主打工再添的收入也不菲，村裏相應轉移了四五百勞動力。
在礄田村，本應由老百姓自己繳納的人均10元的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現在村裏已協調資金爲大家埋單。老百姓不用自己出一分錢了。
“我的家就在村裏，自己搞公司，錢是有錢，但只是自己的；當村幹部，能給父老鄉親辦點實事，還能帶領大家發家致富，精神上是一種安慰。”基於這種念頭，桂支書每月500元的固定薪酬，全部無償捐給其他村幹部作爲補貼。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這位在55票中獲得53票當選的企業家村官，已經得到老百姓的衷心擁戴。
富人治村效應越來越大
桂升海人生軌跡的改變發生在去年9月。渝北區委、區政府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決定公開選拔全區範圍內的村幹部。
該區將原來的560個村調整爲221個村，撤銷了6成，每個村設4名實職幹部：村黨組織書記、村委會主任、文書、計生專幹各一名。
此次公選具有革新性的變化是，政府毫不隱晦自己的政策導向：在具備“德”的前提下，把競選者自身的致富能力和帶動他人致富的能力作爲選拔的重要標準。
“政治上有奔頭、工作上有幹頭、經濟上有看頭、卸任後有想頭”的村官頓時成了“香餑餑”。2912人報名競選875個職位，平均每個職位有3.3人蔘與角逐，企業管理者、農村種養專業大戶、回鄉大中專畢業生、城市下崗職工、外出務工經商人員、復員退伍軍人、機關事業單位在職人員及原任村幹部紛紛報名。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當地徹底打破了地域界限，區內外能人均可報名參選。公選吸引了在渝的四川、湖北等省人員和在福建、上海、深圳等地的打工人員回鄉報名。
四川南充市的敬遠雄，1993年在重慶大學學習，後一直做裝飾生意，他在接到居委會的通知後報名參加公選，現擔任鹿山村支部書記。
渝北區洛磧村新任總支書記郝庭燕是重慶市春瑞醫藥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有1000多萬元固定資產的公司是鎮裏一大經濟支柱，而該村村委會主任劉之平則是當地一大飯莊老闆。兩位“村官”主動墊資兩萬元，裝修了村辦公室，還修建“渣臺”兩個，解決羣衆生活垃圾堆放問題。
“好幾塊牌子一扇門，找來又找去沒見人，多虧明白人點迷津，白鬍子村長看醫生”。這首打油詩形象地描繪出，以往部分農村基層組織有名無實、村幹部年老力衰的情形。
“村官不能只收錢不辦事”，這是農民的普遍心聲。農民需要一個在社區和鄉村範圍內爲他們提供經濟活動方面的服務組織，需要有能力、有經驗、有熱情爲農村的發展出謀劃策的領頭人。
村民們普遍希望選擇有眼光、有能力、懂市場的村幹部來帶領村民致富。富人、能人的“施政綱領”中，往往也強調讓大家富起來，這對村民有着巨大的誘惑力。過去，“村官”主要由老貧農、老實人等“道德權威”擔當，但渴望致富的農民目前更希望既是經濟能人又有道德威望的人來做“領頭雁”。
在萬州區，村黨組織書記和村主任中有年收入萬元以上致富項目的達71%，其他村幹部中，該比例爲66%；村幹部領辦、創辦年產值30萬元以上的企業達157個。公選中，原村幹部競選成功率爲38%，機關幹部競選成功率爲11%，年收入3萬元以上的“富人”當選339人，其競選成功率達49%，傲視羣雄。
從外地到重慶奉節縣創業的劉志林是公認的“能人”。他和幾個股東買下虧損多年的水泥廠，很快扭虧爲盈。村民也在他的帶動下脫貧。龍泉村2449名村民投票，劉以2393票當選村主任。若在以前，作爲外鄉人的他也許連參選資格都沒有。去年3月，奉節縣解放思想，擺脫傳統的“限定村內人選，固定本村任職”的束縛，競選村幹部不再受“本村居民、農民身份、種植行業”的限制。公選引來6000多人踊躍報名。有的崗位甚至有10多個人競爭。
富人爲何樂意做村官？
“村官”可以說是個再小不過的芝麻官了，每月的工資對富人、能人而言也沒有多大吸引力，他們會不會對其感興趣並主動付出精力和熱情呢？實踐證明，富人、能人對“村官”趨之若鶩，爲什麼？
“我們畢竟與上面領導、部門打交道的機會更多，在瞭解相關政策、獲取有關信息上肯定要便利點，商業機會相應可能會多一點。”一位“富人村官”說。
“當選‘村官’，證明了老百姓對自己的信任，這種信任本身就是一種榮譽！”經政府主要領導幹部“三顧茅廬”方纔“出山”參選的郝庭燕毫不諱言，自己做“村官”的目的之一就是，有一個政治舞臺展示自己的才能。
“我回來是完成父親未完成的心願的！”石盤村村委會主任周祥富說。這位企業家富甲一方，但當了10多年村支書的父親卻一直沒能改變村裏的落後面貌，讓他耿耿於懷。按照原來的做法，戶口早已農轉非的周祥富在村裏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次“村官”新政給了他機會，他決心幹出一番事業，光宗耀祖。
綜合起來，富人、能人出任“村官”有政治的、經濟的、信息的、心理的、家族的諸多方面的影響，他們往往同時存有多重動機，這種客觀需要爲農村基層幹部的選拔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只要打破舊的用人標準和觀念，農村到處是人才，到處可以吸引人才。
今冬明春，重慶將開始第四屆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所有村子的村委會成員將全部實行“海選”；原則上，各村黨組織書記應該參加村委會成員的“海選”，以達到村“兩委(村黨組織和村委會)”成員交叉兼職的目的。
有關人士預測，越來越多的“富人”將邁進重慶“村官”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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