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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經營”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重大戰略舉措
--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00週年
李嵐清
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同志同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等工商界領導人談話時，正式公開提出：“吸收外資可以採取補償貿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營……”(《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56頁)這是他作爲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所勾畫的中國發展戰略構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可以搞合營”，雖然只寥寥數筆，然而正是這一高瞻遠矚的戰略指示，指引我國在對外開放、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據統計，從1980年我國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批准的第一家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北京航空食品公司成立，到2003年底，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已超過46.5萬家，其中中外合資經營企業超過23.8萬家，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達5015億美元。短短的25年，從零開始，我國一躍成爲全世界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
中外合資經營，今天說來已成爲人所共知、十分平常的事情。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的上個世紀70年代末，雖然人們的思想已經開始解放，但對搞中外合資經營來說，一是不懂，二是不敢，似乎仍屬於經濟領域的“禁區”。回首過去，我個人的親歷就能說明這個問題。那是在1978年10月，我受命參與領導同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談判重型汽車項目的技術引進。在談判過程中，該公司的董事長湯姆斯·墨菲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說：“你們爲什麼只同我們談技術引進，而不談合資經營(joint venture)？”儘管我們懂得一些英語，知道“joint”是“共同或共擔”，“venture”是“風險”，連在一起似乎應當是“共擔風險”，但對它的確切含義並不清楚。於是墨菲就讓他手下的一位經理，向我們詳細介紹了“joint venture”的含義：就是我們雙方共同投資，“合資經營”企業。這位經理還向我們介紹了合資經營企業的好處，怎樣搞合資經營，以及他們與南斯拉夫建立合資經營企業的經驗，等等。這位經理介紹以後，墨菲還補充說：“簡單地說，合資經營就是把我們的錢包放在一起，合資共同辦個企業，要賺一起賺，要賠一起賠，是一種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說得通俗一點，合資經營就好比‘結婚’，建立一個共同的‘家庭’。”聽了這番介紹後，我們一方面感到新鮮有趣，增長了知識；另一方面卻又認爲，儘管他們說得有道理，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當時我想：你們是資本家，我們是共產黨，怎麼能同你們搞合資經營呢？特別是他提到，合資經營就好比是“結婚”、“建立共同家庭”，就更不可思議。你是大資本家，我是共產黨員，我能同你“結婚”嗎？儘管這樣，按照當時的規定，凡是比較重要的對外談判項目，每次談判都要向國務院引進辦公室寫簡報，我們也就把談判的情況如實上報了。但出乎意料的是，這份簡報竟引起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當時分管這方面工作的谷牧副總理看到簡報後，認爲很重要，立即批請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各位領導同志傳閱。其他領導同志都一一圈閱，鄧小平同志閱後不但畫了圈，還在簡報中關於通用汽車公司建議搞合資經營的內容旁，批上了“合資經營可以辦”這樣一個十分重要的批示。當第一機械工業部(以下簡稱“一機部”)的領導給我們看了這份批示的複印件後，大家十分驚喜，禁錮的思想一下子被解放了。一機部的領導還立即通知，我們重型汽車技術引進項目和上海正在談的轎車技術引進項目都可以與外方談合資經營。當時參與北京和上海兩個項目談判的同志們經常溝通交流。上海的同志們接到鄧小平同志批示的傳達後，同我們的心情一樣激動。我曾看到過他們的一份電話記錄：1978年11月9日下午4∶06，一機部有關負責同志打電話給上海轎車談判項目的負責人翁建新同志說，國家計委副主任顧明同志爲轎車項目向鄧副主席請示，問轎車項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資經營，鄧副主席說：“可以，不但轎車可以，重型汽車也可以搞合資經營。”他還講了中外合資經營的好處。據顧明同志回憶說，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小平同志就已經考慮對外開放的戰略以及具體實施的方法和步驟。我們接到小平同志批示，經過當時一機部領導和我們研究，又起草了第二期簡報，提出根據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準備赴美與通用汽車公司談判合資經營的方案。這份簡報同樣受到國務院領導同志高度重視。谷牧副總理在1979年1月6日做了以下批示：“擬同意，請秋裏、耿飈、方毅、王震、世恩、慕華同志批示。”康世恩同志於1月27日圈閱時認爲這個問題很重要，還建議同時報送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審批。鄧小平同志於2月21日再次圈閱同意。一機部接到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批示後，就立即組織我們進行合資經營談判的準備工作，並於1979年3月21日由副部長饒斌同志帶隊，赴美與通用汽車公司進行合資經營的談判。但意外的是，當時該公司的決策機構竟否決了董事長墨菲與中國搞合資經營的意向，使談判未能繼續進行。而德國大衆汽車公司卻對與我國搞合資經營很感興趣，捷足先登，率先在汽車工業領域與我國辦成了第一家合資經營企業——上海大衆汽車公司。美國通用汽車公司雖是最早向我國建議“合資經營”的，但由於當時該公司決策機構的目光短淺和官僚主義，在那次談判失敗18年以後，方纔在上海實現了該公司前董事長墨菲當年最早提出在中國建立合資經營企業的設想。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同志對抓住有利時機，吸引外資，合資經營，加快現代化建設，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大大推動了改革開放的進程，從而使合資經營的對外談判、立法、人才培訓等工作迅速展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很快列入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議程。葉劍英委員長委託彭真副委員長主持該項法律的起草工作。彭真副委員長高度重視這項工作，組成了起草小組，還聘請海內外專家參與起草諮詢工作。他親自調查研究，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當時我作爲對外談判第一線的人員，也被邀請參加過他親自主持的座談會。在法律起草過程中，至今我還記得，當時合資經營的幾個重要問題都經過認真而熱烈的討論。例如，中外合資經營要不要有年限的限制？如果要有，合資經營的年限長一些好，還是短一些好？如果合資經營時間過短，會不會引發合資外方經營上的短期行爲？又如合資經營企業的董事長由誰擔任？是不是應當按佔有股份的多少來確定？當時由境外請來的一位顧問認爲，不管中方佔有股份多少，董事長都必須由中方擔任。在討論中有的同志提到，這樣規定是否合理？這位顧問堅持說：這不存在合理不合理的問題，因爲中國是主權國家，有權這樣立法。然而如法律這樣規定，人家不來投資怎麼辦？對此還引起過一番爭論。再如，在合資經營企業中，對外資的份額要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認爲應加以限制，並且外資份額不得超過25%；有的同志則認爲，既然要吸引外資，不但不應有上限，更重要的是要規定其下限，不能讓外商只象徵性地投一點錢，就能佔有合資經營企業的權益，等等。這些問題都引起了彭真同志的高度重視。例如，外商投資是規定上限還是規定下限的問題，彭真同志請示葉劍英同志後，在法律草案中就明確規定：在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商投資比例一般不低於25%。經過嚴肅而認真的起草過程，我國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在1979年7月1日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審議通過，並頒佈實施。這部法律是落實鄧小平同志關於吸引外資、舉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戰略構想的重要里程碑。由於歷史條件的侷限，儘管當時有少數條款還不夠完善，但總的來說，它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奠定了我國成功吸引外資、舉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的法律基礎，爲我國吸引和利用外資、促進合資經營企業的快速健康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
爲了貫徹實施對外開放的戰略部署，經黨中央建議，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批准，於1979年4月正式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外資委”)，兩塊牌子，一套機構，選調了政治思想水平高、文化程度高、有豐富對外經貿和外事工作經驗的領導幹部組成領導班子，谷牧同志兼任該委員會主任，江澤民同志擔任副主任兼祕書長。國家外資委成立後，就立即抓緊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實施條例，並積極推動第一批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的談判進程。中國有句古話，叫做“萬事開頭難。”第一批中外合資經營企業能否搞好，第一炮能否打響，是決定今後這項戰略舉措成敗的關鍵。因此國家外資委對各個正在談判的項目十分重視，及時給予指導，幫助解決存在的問題。經過談判雙方在平等互利基礎上認真而細緻的協商，我國第一批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終於達成協議，其中在北京的是：北京航空食品公司、北京建國飯店公司、北京長城飯店公司。本來這三家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是同時報批的，考慮到北京航空食品公司是生產型企業，所以國家外資委於1980年4月21日將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的第一號批准證書頒發給了該企業。江澤民同志還代表國家外資委親自出席了我國這個第一家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的成立大會。這標誌着我國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領域——中外合資經營進入了依法實施階段。接着如北京迅達電梯公司、天津王朝葡萄釀酒公司、天津威娜寶洗髮用品公司、天津奧的斯電梯公司、天津大塚製藥公司、上海大衆汽車公司、北京吉普汽車公司、新疆天山毛紡織品公司等一批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相繼成立。這些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的先行者當時雖然規模不大，在經營初期也曾遇到過這樣那樣的困難，但展示了中外雙方合作的誠意和對前景的充分信心。這些企業都取得了良好的經營業績，爲我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發揮了良好的示範作用。
由於我國地域遼闊、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投資環境的差異很大，在對外開放步伐上齊頭並進顯然是不可能的。國家外資委按照鄧小平同志關於對外開放的戰略部署，首先積極推動廣東、福建兩省“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實施，制定沿海地區利用外資、對外開放的具體政策措施，並逐步向內地推進。當時各地對外開放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吸引外資、舉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爲使這項工作積極穩妥地發展，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意見，試辦深圳、珠海、廈門、汕頭四個經濟特區，並明確經濟特區要採用市場調節，以利用外資爲主。先重點抓好深圳經濟特區，由江澤民同志分管深圳特區的試點工作，以便建立一個對外開放的示範窗口，創造一個相對較好的投資環境，爲其他地區的改革開放提供經驗。爲借鑑外國舉辦各種類型經濟特區的有益經驗，1980年9月，江澤民同志應聯合國工發組織的邀請，率領一個由有關市長和財政、稅務、法律專家等9人組成的代表團，用了43天的時間，對7個國家和地區的各類出口加工區、自由貿易區、自由港、工業園區等進行了深入的考察，並向中央做了詳細的彙報，提出了有關建議，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由於特區的試點工作是在調查研究了其他國家經濟特區的經驗和教訓，並結合我國具體情況的基礎上進行的，因此，深圳特區建設工作開始不久，就取得引人矚目的成就。例如，當時全國正在爲工程建設週期過長，規定的合理建設工期難以落實而一籌莫展時，深圳卻以“深圳效率和速度”的驕人業績，展現於國人眼前。隨之以港資爲主的外資紛紛擁向深圳等經濟特區。1984年初，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到深圳特區視察，看到深圳發生的巨大變化，非常高興，揮筆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並指出：“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特區成爲開放的基地，不僅在經濟方面、培養人才方面使我們得到好處，而且會擴大我國的對外影響。”(《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51—52頁)國家外資委還會同有關部門採取各項措施，來改善我國的投資環境。例如，當時我在該委參與負責世界銀行和外國政府的貸款工作。當我們與世界銀行建立關係後，就利用該行提供的首批無息貸款，爲我國26所全國重點高等院校擴建校舍、培養師資、購置教學儀器設備、建立計算機試驗室；爲11所高等農業院校和7所農業科研院所擴大招生，改善教學和科研設施；與世界銀行合作創辦了國際經濟學院，用“請進來、派出去”和其他措施，抓緊人才的培養工作；改造華北平原部分鹽鹼地，開墾黑龍江三江平原荒地等；吸收外國政府貸款新建和擴建港口、鐵路等基礎設施，爲改善投資環境、吸收外資、擴大進出口貿易創造條件。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經過各部門、各地區廣大幹部羣衆長期不懈的努力，我國投資環境日益改善，境外投資也越來越多，合資經營不僅在沿海城市開花結果，也逐步向內地其他省市發展，進而遍及全國各地。
回顧25年來吸引和利用外資、興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的歷程，在每一個關鍵時刻，鄧小平同志總是及時撥開迷霧、指明方向，給我們以信心和力量。他非常重視提高廣大幹部對吸引外資重要意義的認識，幫助他們解決各種疑慮。1979年10月4日，他在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要求大家“充分研究一下怎樣利用外資的問題”。指出：“利用外資是一個很大的政策”。“現在研究財經問題，有一個立足點要放在充分利用、善於利用外資上，不利用太可惜了。”(《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98、199頁)在1979年11月26日的一次談話中，他針對一些人對合資經營的顧慮，堅定地表示：“外資是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佔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資所佔的份額也是有限的，改變不了中國的社會制度。”(《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35—236頁)1980年8月他在會見外國記者時，回答了外國在中國設廠，帶進一些資本主義腐朽東西的問題。他說：“我們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這不可怕。”(《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51頁)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顧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針對當時個別老同志的疑慮作了認真的解釋，指出：“同外國人合資經營，也有一半是社會主義的。……得益處的大頭是國家，是人民，不會是資本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91頁)針對社會上一些人把發展民族經濟與利用外資、興辦合資經營企業對立起來的觀點，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說‘三資’企業不是民族經濟，害怕它的發展，這不好嘛。”(《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7頁)他對那些說“三資”企業辦多了，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就是發展了資本主義的錯誤思想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教育，指出：“這些人連基本常識都沒有。”(《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與此同時，鄧小平同志教導各級幹部和羣衆，在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的過程中，“我們要有兩手，一手就是堅持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一手就是堅決打擊經濟犯罪活動。”(《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04頁)這些重要的指示，對保證改革開放和吸引外資工作的健康發展都發揮了極爲重要的作用。
我國25年來吸引外資、興辦合資經營企業的實踐證明，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不僅爲我國帶來大量資金，引進了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增加了商品品種，提高了產品和服務質量，創造了許多新的就業崗位，大大促進了對外貿易，而且由於大部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都取得了良好的經營業績，也有效保證了我們在合資經營企業中的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爲國有企業的改革提供了經驗。當然，任何一項創新的事業都不可能是一帆風順和完美無缺的，過去如此，今後仍然會如此。但我堅信，在以胡錦濤同志爲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繼續深入學習貫徹鄧小平理論，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就一定會更好地吸引和利用外資，進一步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開創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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