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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是鄧小平誕辰100週年。關於鄧小平的各種回憶、紀念文章和相關報道，已陸續見於報端。今天，我們推出的，是鄧本人在改革開放20年裏對一些事情說過的一些話，發表的一些意見。這些話，直接改變了20世紀末的中國，它們的影響力，持續至今。
這些話爲正史所載，不是回憶，不是演繹，不是“私人歷史”。正因此，它們的價值，在越來越多享受着改革開放成果的人們心中，尤其彰顯，並值得回味，可作改革開放詞典看待。
1.【黑體字】
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和報告中引用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主席的語錄，在報紙上發表時不要再用黑體字。
———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休息時，對方毅副總理說。
在場的新華社記者隨即請示方毅，今後所有文章中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主席的語錄時，是否也一律不要再用黑體字？方毅說：此事由新華社報告中宣部再請示鄧副主席後執行。次日，新華社總編室就這一問題給中共中央宣傳部寫報告。鄧小平批示：“我贊成。”領袖黑體字語錄從此在中國書籍報刊上消失。
在1977年5月，第三次復出兩個月以前，鄧小平就跟王震、鄧力羣說：“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話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話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話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志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
鄧小平說：“我死了，如果後人能夠給我以‘三七開’的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意了。”他的女兒最近也說，她爸爸從來就不是神，所以沒有“走向神壇”的問題。
從鄧小平時代開始，中國的領袖都不再是神。北方農民一般稱呼他“老鄧”。我們今天紀念他，也沒把他當成一尊神來紀念。
2.【黃貓黑貓】
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我改了一下，如《紅旗》不願登，可以送《人民日報》登。爲什麼《紅旗》不捲入？應該捲入。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捲入本身可能就是捲入。
———1978年11月，鄧小平對譚震林應《紅旗》雜誌約稿撰寫又遭拒登的《井岡山斗爭的實踐與毛澤東思想的發展》一文做出批示。
鄧小平1977年7月以73歲的高齡復出，開始其輝煌的古稀歲月。
鄧小平一貫主張不爭論，先幹起來再說，但這一次直接介入當時著名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可見他遇到了大的阻力，不如此就無法前行。他說：“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鄧小平的思想精髓是實事求是，這個思想已形成多年。1962年7月7日，鄧小平在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上，就主張使包產到戶合法化：“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爲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羣衆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3.【公佈糧食產量】
同意新華社副社長穆青關於在新聞報道中“改變過去不公佈糧食產量數字的做法，公開公佈糧食產量的具體數字”的請示報告。
———1978年12月
糧食曾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戰略物資(今天也是“之一”)，所以產量和核彈頭數量一樣嚴格保密。其實那時，幾乎沒什麼全國性的統計數字是不保密的。
鄧小平1962年7月在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上發表講話時給大家交代過一次糧食產量數字：“一九五七年時，糧食產量是三千九百億斤，去年是二千九百億斤，今年不曉得能不能搞到三千億斤。”這樣見不得人的數字，不保密行嗎？鄧小平這篇話講過沒兩天，上邊就傳下話來：不準傳達！
糧食產量保密的時候，大家老捱餓。後來不保密了，糧食卻吃不完了。
4.【毛主席像】
永遠要保留下去。過去毛主席像掛得太多，到處都有，並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並不能表明對毛主席的尊敬。儘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究竟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我們要對毛主席一生的功過作客觀的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們要實事求是地講毛主席後期的錯誤。我們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鄧小平回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齊問“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還要保留下去”。
這個問題也是鄧小平不能迴避的一個重大問題。用鄧小平的話說，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無法推翻“兩個凡是”，就無法解釋自己的復出。不總結過去，就找不到自己的座標，就難以明確自己未來的路徑，於是有了其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5.【市場經濟】
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不要以爲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
———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話。
其實，關於市場經濟，關於非國有經濟成分，在鄧小平的頭腦中從來沒有條條框框。
1940年4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高幹會議上，鄧小平指出：“發展國民經濟，對於商人、富農經濟都可以讓其發展，而且都可獎勵。”在1944年12月太行區第一屆英模表彰會上，鄧小平的話更明確：“要把扶助貧農、獎勵富農在反對封建剝削上結合起來，目的是要使貧的變富，富的更富，通過富民政策促進根據地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
鄧小平說這些話的時候，正是延安爲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開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運動時期。這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鄧小平把共產黨人臨時的、權宜的措施變成了常規的政策，並形成了理論。
6.【黨政分開】
管理權力下放，涉及廠長負責制。現在中國環節多，有些行政公司要改，不搞廠長負責制不行。要搞負責制，首先廠長要負起責任，要明確企業的第一把手是廠長。企業黨委的機構太大，人數太多。這兩條要下決心予以解決。廠長負責制不要只是試點。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於貫徹。黨政要分開，這涉及政治體制改革。黨委如何領導？應該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黨委不要設經濟管理部門，那些部門的工作應該由政府去管，現在實際上沒有做到。
——1986年9月13日，鄧小平聽取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趙紫陽、姚依林、田紀雲等彙報工作。
中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是從廠長承包制開始的，當時最有名的是馬勝利。1984年馬勝利承包了石家莊造紙廠，“一個能人救活一個廠”。
在國企裏，能人到底處在什麼位置？過去說黨的一元化領導，體現了計劃體制的特點。後來叫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再後來，廠長上面的帽子沒有了，黨政分開了，黨委這個戰鬥堡壘變成監督保障機構了。再再後來，是黨管幹部。
至今，黨政、政企分開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甚至還堂而皇之地出現了安徽蕪湖市委書記兼任奇瑞汽車公司董事長的公開祕密，還嘻嘻哈哈地出現了藝人牛羣出任蒙城縣副縣長的正經兒戲。
7.【大包乾】
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乾，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同胡喬木、鄧力羣談話。
此次談話前，1979年6月，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鄧小平對萬里說：“不要爭論，你就這麼幹下去就行了，就實事求是幹下去。”一年後，鄧小平還是忍不住要推動一下農村改革。
正是在鄧小平這次談話的推動下，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開了各省(區、市)黨委第一書記會議，討論農村生產責任制問題。但會上並沒有出現一呼百應的局面，衆書記或各持己見，或模棱兩可，只有安徽省和四川省明確表示在落後地區可以搞包產到戶。會後，中央發了一個很謹慎的文件：包產到戶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是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沒有什麼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
如今農村的情形是，土地的承包，責權利的明確，在促進農業大發展之後，又到了另一個坎兒：如何在市場的規則下，以經濟利益和經濟手段構建新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以發展農業經濟，保障農民利益。
8.【僱工問題】
我在政治局會議上講過，聽其自然，看兩年再說。
———1983年12月9日，鄧小平收到鄧力羣、王任重分別送來的涉及僱工問題的講話稿和有關材料及信。
對於受了幾十年社會主義當家做主人教育的中國公衆來說，僱工問題確實敏感。爲什麼僱7個人就算個體戶，而7人以上就是私營企業？誰說得清？
在僱工問題上，體現了鄧小平對看不清的事“不爭論”的作風。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會見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提到現行政策不變，“比如僱工問題，犯不着在這個問題上表現我們在動，可以再看幾年。像這樣的事情，我們要考慮到不要隨便引起動盪甚至引起反覆，這是從大局來看問題。”
其實，鄧小平未必看不清，未必心裏沒有準主意，以他的性格，是可以雷霆萬鈞的。1961年4月，鄧小平到北京順義調查，在一個社隊幹部會上說：“吃食堂是社會主義，不吃食堂也是社會主義，不管以前是中央哪個文件上說的，也不管是哪個領導說的，都以我現在說的爲準，根據羣衆的意見，決定食堂的去留。”當時，鄧小平在中央領導裏只排在第六七位。
9.【第一生產力】
一定要保證科研人員六分之五的業務工作時間。政治學習的內容要精簡，特別要反對一些形式主義的東西……不僅是自然科學，還包括社會科學，要大力提倡學術討論和交流。各種學報和刊物，都是交流的場所，還要召開學術討論會。要允許犯錯誤，特別是社會科學領域，要允許犯錯誤，允許說話。
———1977年11月3日，鄧小平會見美籍華人王浩教授。
1978年的明星是誰？是陳景潤，那個攀登“1＋1”高峯的數學家。捧星者中，有鄧小平。當年的12月，在鄧小平的直接督促下，中國倉促地恢復了高考。鄧小平還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可見鄧小平之心急。
當時的氣氛，上海太平洋被單廠助理工程師鄭鴻堅業餘在外兼職，愣被判入大獄(後平反)。直到1982年3月23日，國務院科技幹部局還就此事發文：對兼職的科技幹部，要在精神鼓勵的同時，給予一定的物質鼓勵。
時至今日，上層不會再發類似文件了，甚至管理科技人員的專門機構都沒有了。今天，不僅是科技人員，任何人，只要有本事，都可以滿中國滿世界地賺錢，自己獎勵自己，聯想柳傳志、網易丁磊、用友王文京、盛大陳天橋都是自我獎勵的科技人員好榜樣。有點遺憾的是，社會科學界的好榜樣少了點。
10.【外資】
我看很有道理，四十九和三分之二都可不寫。
———1979年6月15日鄧小平閱榮毅仁來信。信中提出：《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草案)》中規定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外資投資比例不超過百分之四十九”和“決定重大問題要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兩條原則，並非國際慣例，勢必降低外資對我國投資的興趣。建議在不喪失主權的前提下，以平等互利爲原則，爭取更多的外資，引進更多的技術，爲四個現代化建設服務。
在中國改革開放25年的成就中，外資的功績甚大，如今中國是世界第一大外資輸入國。
中國得到的第一筆西方外資是1973年冬，英國、法國和前西德提供了一筆43億美元貸款，主要用於引進武鋼一米七軋機。其後，外資進入極緩慢。1981年3月2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意中國在其後的12個月內換取4.5億個特別提款單位，以支持中國政府1981年經濟調整計劃。
但是，這兩筆資金政府色彩濃厚，要想吸引大量境外商業資本，急需搞好投資環境，其中包括法制環境。對於《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立法，鄧小平當然有重要的一票。
11.【裁軍】
從哪裏講起呢？從這次國慶閱兵講起吧。我不是講這次閱兵如何，這次閱兵是不錯的，國際國內反應都很好……我說有個缺陷，就是80多歲的人來檢閱部隊，本身就是個缺陷。
———1984年11月1日，鄧小平參加中央軍委座談會。
在這次座談會上，鄧小平透露了一個驚人的決心：裁軍。鄧小平說：“現在需要的是全國黨政軍民一心一意地服從國家建設這個大局，照顧這個大局。這個問題，我們軍隊有自己的責任，不能妨礙這個大局，要緊密地配合這個大局，而且要在這個大局下面行動。”
剛剛閱完兵就裁軍。據傳，鄧小平說，裁軍是個得罪人的事，我來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給新的中央軍委主席。1985年6月，中國政府正式宣佈裁軍100萬，約佔當時中國軍隊人數的四分之一，11個大軍區減爲7個。
12.【一國兩制】
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的餘地。一九九七年中國將收回香港，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否則，任何一箇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如果在15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
———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
與鐵娘子撒切爾夫人相比，鄧小平更硬。
但鄧小平也明確地表示：“在中國管轄之下，實行適合於香港的政策。香港現行的政治、經濟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當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將實行資本主義，現行的許多適合的制度要保持。”
1986年4月21日，鄧小平會見香港船王包玉剛，說：“中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不會在香港這麼做，對能否實行一國兩制總是會有人擔心的，其實用不着擔心，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是不會不講信用的。”顯然，鄧小平期望通過包玉剛做香港的工作。
鄧小平給足了包玉剛面子。1985年10月25日，鄧小平和萬里、習仲勳、楊尚昆、谷牧等出席包玉剛的北京兆龍飯店落成典禮。此前，鄧小平還爲兆龍飯店題名。鄧小平沒能親眼看到香港迴歸，令人唏噓。
13.【臺灣問題】
我們正在設法解決臺灣問題。臺灣的蔣經國身體不好，一旦去世，會出現什麼情況，很難估計。我們主張一箇中國，蔣經國也主張一箇中國，這是我們的共同點，是我們和談的基礎。我們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實在不行，也只好動武。我們不能承諾不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將如何發展還很難預料。臺灣出現獨立怎麼辦？臺灣永不和談怎麼辦？臺灣出現外國軍隊、外國力量佔領又怎麼辦？我們怎麼能夠承諾不用武力！
———1985年5月4日，鄧小平會見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主席吳奈溫。
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談到臺灣問題，後被概括爲“鄧六條”：“祖國統一後，臺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臺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臺，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臺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臺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臺灣留出名額。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臺灣吃掉，當然也不能是臺灣把大陸吃掉。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不現實。我們建議舉行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雙方達成協議後，可以正式宣佈。但萬萬不可讓外國插手，那樣只能意味着中國還未獨立，後患無窮。”
鄧小平已料到蔣經國之後臺灣局面的複雜，果然李登輝、陳水扁越走越遠。
2004年7月28日，中央臺辦、國務院臺辦副主任王在希表示，大陸不會爲辦奧運而容忍臺獨。
14.【四項基本原則】
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這次事件爆發出來，很值得我們思索，促使我們很冷靜地考慮一下過去，也考慮一下未來。也許這件壞事會使我們改革開放的步子邁得更穩、更好，甚至於更快，使我們的失誤糾正得更快，使我們的長處發揚得更好。
———1989年6月9日，鄧小平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四項基本原則是鄧小平心中的底線。
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啓立、李鵬、何東昌談話：“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不要怕外國人說我們損害了自己的名譽。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纔有希望。如果搞得亂七八糟、一盤散沙，那還有什麼希望？過去帝國主義欺侮我們，還不是因爲我們是一盤散沙？”
1987年1月13日上午，鄧小平會見日本自民黨幹事長竹下登時談到：“學生鬧事，要向他們講清楚危害在哪裏，這就不能對他們只用拍拍肩膀的辦法。要把是非講清楚，要把利害講清楚……連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允許無法無天，何況我們堅持的是社會主義制度。觀察中國問題，一定要認識中國問題的複雜性。中國有十億多人口，幾十個民族，建國後30多年又經歷了曲折的歷史，所以，發生這樣的事情也不奇怪。文化大革命時搞大民主，以爲把羣衆哄起來，就是民主，就能解決問題。實際上一鬨起來就打內戰。我們懂得歷史的經驗教訓。”
15.【對外開放】
請你告訴布什總統，結束過去，美國應該採取主動，也只能由美國採取主動。美國是可以採取一些主動行動的，中國不可能主動。因爲強的是美國，弱的是中國，受害的是中國。要中國來乞求，辦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國人也不會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國不尊重自己，中國就站不住，國格沒有了，關係太大了。國家關係應該遵守一個原則，就是不要干涉別國的內政。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會容許任何國家來干涉自己的內政。
———1989年10月31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八九”風波後，部分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通過頻繁地會見外國人士和書信交流，鄧小平表達了強烈的民族自尊和堅定的原則性。
1989年10月26日，鄧小平會見泰國總理差猜·春哈旺，說：“他們(指西方國家)的決策人至少有兩點對中國認識不清。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打了22年仗建立起來的，建國後又進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戰爭。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鎖、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國。還可以加上一點，外國的侵略、威脅，會激發起中國人民團結、愛國、愛社會主義、愛共產黨的熱情，同時也使我們更清醒。”
與此同時，鄧小平也在試圖消除西方的經濟制裁。1990年1月在上海過春節期間，鄧小平提出“請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採取什麼大的動作，在國際上樹立我們更加改革開放的旗幟”。也許這就是1990年春，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朱基突然對外宣佈年內要建立上海證券交易所，並在當年12月19日建成的背景。事實上，很多經濟體制改革的措施，比如物價，是在“八九”風波以後完成或推開的。
16.【發展是硬道理】
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麼，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爲了爭取時間幹。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鄧小平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八九”風波後經濟驟冷，鄧小平爲中國可能錯過發展機遇而憂慮，尤其擔心意識形態的爭論影響經濟運行，遂有南巡講話，有“發展是硬道理”之說。經濟是一頭很難駕馭的騾子。此後經濟由冷驟熱，有1993年年中的整頓金融秩序和1996年的軟着陸，有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從1998年開始連續五六年的積極財政政策。
25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上了幾個臺階，但發展中的問題在促使今人探索一條快速、平衡、可持續的中國發展之路。
17.【幹部退休】
處理國際問題要非常冷靜。我最近處理問題有點急，這是老年人心態，今後不宜再過問政治問題。
———1993年11月11日，鄧小平同身邊人員談西雅圖會議和香港問題。
鄧小平是1989年11月9日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至此，鄧小平成爲一介老百姓。1993年9月16日，鄧小平和弟弟鄧墾談到：“國家發展了，我當一個富裕國家的公民就行了。”
鄧小平主張幹部退休由來已久。在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1957年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的一次會議上提出，退休制度總得想個辦法建立起來，長期不解決不行。1965年11月，鄧小平要求中央組織部建立一個機構，專門主持幹部退休安置工作，各省也要搞，然後地委搞，把退下來的老同志安排好。結果，真正實行幹部退休還是在鄧小平任上，鄧小平本人身體力行。
18.【不致開幕詞】
不致開幕詞，因爲沒有必要，無話可講，但我可主持會議。
———1981年11月5日，鄧小平在審閱政協一份報告上批示。
鄧小平的女兒問父親，長征中你幹了什麼？答：“跟着走。”
1978年10月在日本參觀一家汽車工廠，鄧小平說：“我懂得什麼是現代化了。”
1984年10月4日，在一份工資制度改革文件上批示：“總的方針，我很贊成，具體辦法，提不出意見，請國務院審定。”
1977年10月，鄧小平在一份澳大利亞公民蘇珊繼續要求與中國一公民結婚的報告上批示：“很贊成。”
1979年7月，鄧小平到黃山旅遊，給當地幹部指點“錢”圖：“公園要賣門票，外國人一個價，中國人一個價。”如今，中外婚姻不會再託人請首長批准了，而讓老外多掏門票錢，有點違背WTO的國民待遇精神。
但凡有一點虛榮或自卑的人，都不會如此樸實。
鄧小平一生頗多曲折傳奇，“三起三落”若是擱在常人身上，要麼是摧人的惡魔，要麼是傲人的資本，但在鄧小平身上，這些好像並不存在，不過是某日下午的一段寂寞，某個清晨的一個磕絆，心靜如水，坦坐如鬆。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逝世。老人家生前偉大，卻沒有山呼萬歲，而辭世也安排得讓老百姓平靜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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