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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原外交部副部長王毅將作爲中國駐日大使走馬上任。本週的《瞭望》雜誌刊文分析王毅出使東瀛與中日關係。
中日交流規模史無前例政治關係卻幾乎成“死結”
文章認爲，誠如中日領導人一再表明的那樣：當前中日關係總的來說是好的。所謂“總的來說”的意思是，從包括經濟、政治、安全、文化、民間交流、地方交流、亞洲地區合作等各領域在內的、全面的中日關係來說，中日關係是好的。應該說這種評價絕非“外交辭令”，而是完全符合實際的，特別是在數以百億美元計的經貿合作和數以百萬計的人員往來方面，當今中日交流規模顯然是長達兩千多年的中日交往歷史長河中史無前例的盛況。
然而，近年來由於中日在歷史問題上的分歧，特別是小泉首相堅持每年參拜靖國神社受到中國堅決反對，使兩國政治關係幾乎形成“死結”，從而導致首腦互訪中斷，政治互信下降，其負面影響不容低估。與此同時，兩國之間各種問題、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鬧得兩國輿論沸沸揚揚，相互反感的民間情緒不斷升溫。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王毅將作爲中國駐日大使走馬上任。人們可能注意到，近年來一些重大外交課題將王毅推到了外交舞臺的聚光燈之下，使老百姓看到王副部長爲了國家利益和地區和平而辛勤奔波勞碌的身影，在國內外交界和國際問題研究界爲人所知。同時，他在外交舞臺上的作爲，在日本國民中也有較大影響。
王大使上任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誕辰100週年。顯然，如何在對日關係上認真實踐鄧小平的外交思想，處理好中日間出現的各種問題，以實際行動紀念小平100年，成爲全國人民對中國政府對日外交的一個殷切期待。
“開創中日友好新局面”
文章指出，中日經貿關係發展給兩國帶來了巨大利益，歸根到底是促進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從代表先進生產力爲首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出發，維護和促進中日經貿關係發展、避免這種發展受到政治因素的負面影響，理所當然地成爲中國對日外交的最重要課題之一。
中共十六大報告高度重視中國與發達國家和周邊國家的外交，而無論是從與發達國家的外交還是從與周邊國家的外交看，日本都是中國外交的重點。8月胡錦濤主席在會見日本客人時再次呼籲“中日應增進互信，開創中日友好新局面”。中國高度重視與近在咫尺的發達國家日本的睦鄰外交，正是中國“和平發展”國家戰略的合乎邏輯的延伸；“開創中日友好新局面”則是中國推進“睦鄰、安鄰、富鄰”周邊外交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歷史問題不是中日關係的全部
文章指出，應該看到中日間歷史問題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鉅性，不能期望像某些“性急論”者所主張的那樣，以中國單方面無原則的“退讓”“妥協”來求得迅速解決；急於求成反而可能“開錯方子吃錯藥”。與此同時，也不能因爲歷史問題而延誤、耽擱中日間在其他重大問題上的對話與合作。諸如臺灣問題、東海問題，哪個問題都不比歷史問題輕鬆。總之，歷史問題不是中日關係的全部，應該做到“雙管齊下”，既要認真解決歷史問題，又要積極推動中日間的對話、交流與合作。
中日在過去100多年當中有過極爲不幸的歷史，兩國在地理上又離得很近，即使在和平時期也難免產生各種矛盾。爲了維護地區的穩定，以利於兩國乃至本地區發展，我們應努力做到儘量化解矛盾而不要激化矛盾。
文章提醒，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右翼正在有預謀、有步驟地破壞中日關係，他們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地妄圖激化中日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的矛盾，甚至妄圖激化對方國家內部的矛盾，以達到煽動兩國走向對立和衝突的險惡目的。我們決不能讓中日關係被日本的右翼牽着鼻子走，復交以來中日關係發展的經驗教訓越來越證明鄧小平的一個精闢論斷的正確性：“對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惟一的辦法就是用不斷加強友好、發展合作來回答他們。”
中國的和平發展必然伴隨着中華民族偉大的文化復興，伴隨着中國精神文明的發展和崛起。一個更加文明、更加成熟、更加理性的偉大中華民族，一個經濟穩定發展、國力日益強盛的中國，是對日外交的強大後盾，也是中國外交官站在國家利益和維護和平的立場上，堅定地執行中共十六大“與鄰爲善，以鄰爲伴”的周邊和平外交方針的強大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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