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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建議設立“國家緊急事件管理委員會”
●中國2010年前後是“危機多發期”
●最有可能出現危機的領域依次是“社會”、“金融”、“經濟”、“就業”
●腐敗問題可能成爲危機的“導火索”
●風險一旦被人們廣泛認識，其發生的可能性就減小很多
最可能出現危機的領域依次爲社會、金融、經濟
記者：爲什麼專題報告設定的時間點是2010年？
丁元竹(課題組組長，北京大學教授，以下簡稱“丁”)：到2010年之前，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處於一個關鍵時期，關係到我國能否實現中期戰略目標。因此，課題組確定了中國2010年可能影響到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風險因素、可能發生風險的領域以及可能發生的風險對國民經濟和社會安全的衝擊程度，並試圖將它們納入中國未來發展的風險管理程序中去。這些因素中，有些將持久發揮作用，有些將會隨着現行政策的實施而逐步減弱。
記者：哪些風險最有可能觸動危機的爆發？
丁：這很難有確定的答案。通常來說，預測到的危機往往不會爆發，預測不到的反而會發生了。美國專家在2000年就提交了2010年的風險預測報告，但他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預測到“9·11”事件。預測到那些預測不到的危機，這是風險研究的最高境界，但也是個很難實現的目標。
記者：哪些問題最受專家關注？
丁：根據對各類專家的調查，總體上看，社會危機(如城鄉貧困問題、失業問題、農民工問題、缺乏基本生活保障問題、教育危機等)、經濟危機(尤其是金融危機)、環境危機是最受關注的三類問題。
記者：爲什麼這些問題最受專家們關注呢？
丁：因爲這些領域有可能發生較大風險，根據專家們的回答，最有可能出現的領域依次是“社會”、“金融”、“經濟”、“就業”。
記者：您認爲這項專題研究最核心的價值是什麼？
丁：我們列舉了許多風險因素，這些因素相互交叉，形成了一幅完整的2010年前中國面臨挑戰的可能前景。我們能夠以不同程度的自信，確認其中一些影響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棘手的不確定因素。
但是，我們仍然必須記住：沒有一個因素會單獨決定中國2010年的走勢；每個因素的變化都會引起諸多因素的變化；這些因素在一定情況下會相互加強，引發連鎖反映；而這些因素的變化取決於社會和政府採取的有關政策及效果。
腐敗問題如果近期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可能成爲危機的“導火索”
記者：我注意到，受訪專家有66.23%認爲中國在2010年前是“危機多發期”，那麼專家們是如何評估發生危機的可能性的呢？
丁：專家們認爲，中國2010年前政府在危機管理上要關注金融問題，目前金融還談不上危機，但風險很大。一些銀行連續出現大問題，不僅是經營管理上的問題，也與體制有密切聯繫。金融體系缺乏引導資本順利流向生產領域的推動能力和監管功能，這是中國經濟發展中一個最大的缺陷，也是中國企業經營環境惡化的根本原因。
城鄉差距是個大問題，如果處理不當，農民工中受過教育的精英人物會成爲2010年前不穩定的領導力。農民工階層目前缺乏就業機會、社會保障、衛生保障、教育機會和公共服務。這裏有個悖論，不解決農民的社會安全網問題會引發嚴重的社會不穩定，全面解決他們的社會安全網問題又會大大提升政府的財政支出和勞動力成本，中國勞動力的國際競爭優勢會不復存在。
腐敗問題如果近期還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在2010年前成爲社會動盪的根源可能性是很大的，它可能是危機的“導火索”，與失業下崗、貧困等問題交織在一起，其危險性大增。
另外，中國整個社會體系是非常脆弱的，但由於公衆的組織性很低，演化成大規模社會動盪的因素存在，但形成實際社會動盪的條件不足。
當然必須注意，專家們對於重大危機的狀態、程度、方式也有各自的理解，不盡相同。危機能否演化成激烈的社會動盪還有待進一步研究。SARS的經驗要求我們在觀察危機時要特別小心，即便是身臨其境都不容易把握其趨勢，更何況是那些發生在數年之後的不確定事件。但是，由現實嚴峻形勢引發對未來的擔憂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信心和誠信問題可能是中國長期發展面臨的最艱難的挑戰
記者：“信心危機”最初沒有列在調查的框架中，但很多專家都非常關注。原因是什麼？
丁：這確實是非常受專家們關注的一個方面。他們認爲，人們對政府治理缺乏信心、對企業信用和個人信用缺乏信心，對政府信用、政府決策效率與透明度缺乏信心，對企業虛假浮誇的擔心，以及對某些人個人品質、素質問題的擔心是潛在的社會危機。信心危機不僅對經濟社會發展有直接影響，而且對改革措施的實施產生影響，尤其在市場化向深度發展的形勢下，公衆信心危機是十分危險的。
記者：公衆的誠信和信心，並不是憑空產生或消失的，它應該有其社會基礎和誘發因素。
丁：誠信和信心問題是與治理危機問題聯繫在一起的。人們之所以失去信心和缺乏誠信，與某些政府官員以權某私、貪污腐敗、敗壞黨風有着密切聯繫。
目前，我國的信用現狀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主要表現在：企業信用低下，公民個人信用基本屬於空白，商業銀行信用風險隱患嚴重，許多銀行依然把自己的信用建立在居民對於中央銀行的信任之上。信用缺位對我國國民經濟的深層影響表現在：抑制消費，制約投資，直接造成國民經濟生產總值的巨大損失，加大金融風險，造成市場經濟秩序混亂。
記者：這樣說，信用危機似乎成爲所有危機中的“重中之重”？
丁：有專家認爲，失業問題關係到民生問題，誠信和信心關係到精神問題，這兩大問題是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過程的核心問題。我們認爲，信心和誠信問題可能是中國長期發展面臨的最爲艱難的挑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面臨如此巨大的國內外挑戰面前，如果沒有人民的信任，沒有大多數人民對於未來充滿信心，將顯得勢單力薄。“信用”可能是時下我國國民最缺乏的一種道德資源，這似乎是許多學者和社會各界的共識。
讓更多人蔘與政府決策是我國應對危機的最有效辦法
記者：你們的報告爲中國2010年設定了三種前景，怎麼看待這種預測？
丁：首先說明，這僅僅是一種研究方法上的假設，假設並不一定會在現實中真正發生。
第一種前景，就是我國會沿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預定目標穩步前進。這個過程意味着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經濟的持續健康增長、社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能源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利用和有效治理。我國大多數人不分地區和城市，不分鄉村，都能在發展中獲益。這樣，就會爲我國在2050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戰略目標提供有力的基礎。
一些專家認爲，讓更多的人蔘與政府決策將是我國應對危機的最有效的辦法。如果大部分人認爲“我不能影響未來發展，我何必參與”或“官員與商人決定未來，我只管自己的事情”，那中國就很難看到一個有效的發展規劃和解決問題的一攬子措施。
後兩種前景，就是偏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或者這一目標“無法實現”，並可能導致社會衝突。其過程可能表現爲過分強調經濟發展，忽視經濟發展中的社會差別問題、就業問題、道德建設等，從而使少數經濟、社會和政治精英從發展中獲益，財富繼續向少數人手中集中，絕大多數人不能得益。
記者：您似乎認爲，經濟增長在我國未來發展中的作用並不具有決定意義？
丁：經濟增長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目前，我國GDP是快速增長，但基尼係數也不斷增大，如果改革在長期內不能使多數人受益，經濟增長就會失去目標。我們更應該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而不單單是增長數字，比如說，無就業的經濟增長質量就不高。引用我們訪問的一位專家的話：“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出發點和最終落腳點，是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
經歷SARS之後，還有什麼風險不能面對
記者：對於2010年的中國，您的最終結論是什麼？
丁：第一，經濟與社會、城市與鄉村如果再不能得到協調發展，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將嚴重受到影響，國家既定的發展目標的實現將面臨巨大困難。第二，在全球化條件下，治理的有效性，包括國內和國際治理，對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是至關重要的，換句話說，這是實現持續、全面和均衡發展的基本條件。第三，國際因素和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是不爭的事實，但它的影響程度取決於國內矛盾的解決程度，解決國內矛盾是中國2010年前的關鍵。
記者：有人評價您的報告是“盛世危言”，您怎麼看？你提出的這些“風險”和“危機”是不是有些誇大？
丁：恰恰相反，我認爲我們缺乏的正是一種全民的“危機意識”和“風險意識”。經歷過SARS考驗後，還有什麼危機和風險，我們不可以直接面對呢？事實上，國家有關部門也在開展此類課題研究。在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同時，需要制定一個有效的，能夠幫助快速溝通，快速作出影響評估和控制的危機管理計劃，並使之成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最爲重要的部分。
因爲，一般來說，危機管理在管理層次上高於日常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層次。危機管理計劃不是獨立的，它必須與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結合起來，也必須與國家、地區和部門的危機管理體系相適應。當然，就我國來說，在制定危機管理計劃的同時，還需要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危機管理系統，這也是我們在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時必須考慮的問題。
隨着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全球化的加速，我們所賴以生活、工作的環境和經濟社會結構變得越來越敏感和脆弱，一個很小的衝擊都可能引發系統的紊亂和破壞。另外，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比以往更容易受到社會衝突、恐怖主義、技術性災難事件、金融危機的打擊。人口膨脹、流動增加、技術發展、環境污染、信息化、經濟全球化等因素正在將我國帶進一個風險社會，突發事件出現的頻率增大。經驗表明，如果不能得到及時處理，一個很小的事件就可能導致一場全面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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