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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進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是應對世界新軍事變革挑戰的重大戰略抉擇。隨著中國軍事變革的逐步展開，西方各種軍事變革模式蜂擁而入。這種形勢提醒人們：如果離開『中國特色』，中國軍事變革就會效仿美國而不像美國、效仿俄國而不像俄國、效仿法國而不像法國……，從而也就失去了任何意義。
『中國特色』決不能成為一個『萬能筐』，任憑說不清的東西往裡裝。認識特色的唯一條件是比較。在與西方軍事變革，尤其美國軍事變革的比較中可以發現，中國軍事變革具有以下八個方面的鮮明特色。
一、戰略目的的有限性(中西方軍事變革戰略目的不同)
所謂戰略目的不同，是指中國與西方軍事強國由於國家性質、對外政策及軍事戰略不同而對軍事變革的戰略要求有本質的區別。西方軍事變革，尤其西方軍事強國的軍事變革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軍事領域的必然反映，其戰略目的在於通過軍事變革確保絕對軍事優勢，以維持世界霸主的地位。中國軍事變革是社會主義國家性質、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和積極防御軍事戰略的本質體現，目的在於通過軍事變革來提高信息化戰爭條件下防衛作戰的能力，為國家的安全與發展提供保障。這是中西方軍事變革的本質區別。
充分認識這種區別的意義在於：在世界軍事變革的大潮中，必須正視中國的國情和軍情，以免陷入盲目軍事競賽的泥潭，鑄成歷史性錯誤。世界軍事史表明：每逢軍事變革的歷史時期，總有一些國家不顧本國國情，盲目卷入一場浩大的軍事競賽之中，從而拉垮了國民經濟，也使自身的變革中途而廢。因此，中國的軍事變革不能人雲亦雲，不能盲目緊隨西方，不能成為西方軍事變革的翻版。必須根據中國國家性質、中國軍事戰略性質和中國基本國力基礎，有針對性地實施變革，以免軍事變革成為軍事競賽。這對於中國軍事乃至中國整體建設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二、發動起因的應對性(中西方軍事變革啟動原因不同)
中西方軍事變革具有不同的啟動原因。美國軍事變革的啟動原因：越南戰爭失敗後，美軍亟需產生新的作戰方式，尤其冷戰結束，美國企圖以絕對的軍事優勢主導世界。此時恰逢發生了以信息技術為主體的新一輪科學技術革命，為其軍事變革提供了相應的物質技術環境和條件。而中國完全不同：長期處於相對和平時期，沒有戰爭失敗後的慘痛反思。最重要的是，軍事變革的物質技術條件——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群體性突破沒有首先產生於中國。中國軍事變革的動因，是為了抓住人類社會技術形態的時代轉型機遇，是為了適應現代戰爭面貌的深刻變革，是為了應對世界軍事發展的嚴峻挑戰。
二者的區別集中表現在軍事變革與現代戰爭形態的關系上。即：現代戰爭形態的轉型是美國軍事變革的重要結果，卻正是中國發起軍事變革的主要原因。現代戰爭形態發生了深刻變化，是誰讓它變的？是美國人。美軍把軍事變革的成果用於戰爭實踐，從而引起現代戰爭形態的轉型。從一定意義上講，美軍的作戰樣式就是現代戰爭的代表性樣式，『世界軍事的迅猛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為美國軍事發展的代名詞。而中國的軍事變革是為了適應現代戰爭面貌的深刻變化，中國迎接世界軍事發展的嚴峻挑戰，實質是迎接西方強國軍事發展的嚴峻挑戰。這是中西方軍事變革的重大區別。
充分認識這種區別，有助於我們正確、客觀地認識中國特色軍事變革所具有的較強應對性，即：變革則主動，不變革則被動，不變革無法打贏未來可能發生的信息化局部戰爭。
三、發起模式的超常性(中西方軍事變革發起模式不同)
西方國家軍事變革的發起模式通常表現為：以科學技術群體的重大突破為前提，以武器裝備水平的大幅提高為基礎，逐次引發作戰理論、教育訓練及組織結構發生相應變革。而中國沒有首先具備軍事變革的物質技術條件，武器裝備水平處於落後的狀況，或者說，中國軍事變革的客觀物質基礎還十分欠缺。這種情況要求中國軍事變革必須采取超常規發起方式，即：戰略指導具有科學的前瞻性。強調以戰略指導思想的變革為先導，牽引包括軍事科技、武器裝備在內的軍事領域其他要素的相繼變革。1993年我軍軍事斗爭准備基點轉變時，從全軍情況看，部隊訓練主要項目仍包括拼刺刀、投手榴彈，主戰裝備仍處於相當落後的狀況。然而，在這樣的水平上，中央軍委果斷要求全軍准備打贏高技術局部戰爭。這種戰略指導具有鮮明的理論超常性和前瞻性，已引起中國軍事領域一系列變化，並成為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理論號角。
正確認識這種區別的意義在於：一方面，中國特色軍事變革不能等待物質技術條件完全成熟後再進行。如果過於參照西方強國、尤其是美國軍事變革的樣式，過於強調物質技術基礎和條件，只能阻礙中國軍事變革的發生與發展，最終被世界軍事發展的歷史潮流遠遠拋在後面。二是超常規發起軍事變革後，中國必須最大限度地創造和補足軍事變革物質技術條件。如果過於強調自身的特色，過於強調中國的具體情況，而忽視軍事變革的基本組成要素，違反軍事變革的內在規律，也會導致中國軍事變革因物質技術條件的不足而中斷甚至夭折。
四、起始狀態的後發性(中西方軍事變革起始狀態不同)
所謂起始狀態不同，主要是指西方軍事強國處於軍事變革的先發位置，中國處於軍事變革的後發位置。需要強調的是，先發與後發，不僅僅是時間概念，更重要的是狀態概念。美軍是在總體高度機械化的基礎上向信息化戰爭時代變革，我軍是在總體半機械化的基礎上向信息化戰爭時代變革，還沒有進入機械化高級發展階段，處於嚴重的落後狀態。
充分認識這種區別，有助於我們努力克服後發的劣勢和充分發揮後發的優勢。後發具有一定的劣勢：啟動晚，差距大，伴有相當程度的被動性。但是，後發仍有相對的優勢。軍事變革歷史表明，變革的率先者就是探路者，探路的過程就是以艱辛而漫長的努力、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甚至多走彎路的代價，來尋找正確的軍事變革道路。中國軍事變革的後發優勢在於，可以借鑒或直接獲取西方軍事變革的成果和經驗，避開率先者所走過的彎路，從而結合自己的特點，直接進入正確的變革軌道。充分發揮這種後發優勢，防止把優勢變成劣勢，必須格外強調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戰略規劃，戰略失誤，是最大的失誤，也是最大的浪費，更是無法挽救和彌補的損失。
五、運行方式的跨越性(中西方軍事變革運行方式不同)
中國軍事變革既然處於後發狀態，既然與西方軍事強國存在一個道路差，就必然面對運行方式的選擇問題：是走完西方發達國家軍事變革或軍隊建設的全部道路，還是努力跨越其某一發展階段或發展步驟。無疑，中國軍事變革選擇了跨越式發展方式。
把跨越式發展作為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因為西方軍事變革，尤其美國軍事變革，包括其軍隊建設，不具備跨越式發展的條件和特征。跨越式發展並不是所有國家都可以采取的常規方式，而是人類社會，包括軍事領域中事物運行和發展的一種超常規方式，其對應方式為循序跟進式發展，或稱按部就班式發展。它發生於落後者與領先者的相對運動過程中。跨越式發展最根本的前提是必須具有跨越的參照系，即跨越什麼，自己是不能跨越自己的。領先者通常處於探索和開闢道路的位置，沒有跨越式發展的任何參照系，所以不存在跨越問題。因此，美軍的發展方式更多表現為『開拓式』或『探索式』。跨越式發展是落後者獨有的發展方式，也是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獨有優勢和重要特征之一。
以跨越式方式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必須清醒地認識和正確解決三個問題。一是必須在較高起點上推進機械化、信息化建設，使我軍的火力、機動力和信息能力協調發展。這就要求我們努力跨越機械化發展的某些階段，也要努力跨越信息化發展的某些階段。二是必須吸取發達國家軍隊機械化、信息化建設失誤的教訓，盡可能少走彎路。三是必須針對西方軍事強國的『反跨越機制』，加強自主創新的跨越能力。所謂『反跨越機制』是指西方軍事強國為了最大限度地拉開與落後者的差距(通常在武器裝備水平上保持一至二代的差距)，采取技術封鎖、控制技術轉讓、全力壟斷最新軍事科技和武器裝備等措施，使落後者減緩跨越步伐和降低跨越幅度。對此，我軍建設必須格外強調自主創新能力，最大限度地跟蹤世界軍事科技發展前沿，否則，雖然跨越，但難以縮短差距。
六、積累基礎的欠缺性(中西方軍事變革的積累基礎不同)
所謂積累基礎不同，集中表現為中國與西方強國的綜合國力，或者說以軍事實力為核心的國家戰略能力的不同。這種不同有著十分復雜的歷史原因，除新中國誕生的物質基礎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外，也有一些不容忽視的原因。當美國等西方軍事強國持續加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的時候，中國軍事處於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盡管准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是當時中國軍事的主線，盡管在『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下，我軍始終沒有放松戰爭准備，盡管完成了『兩彈一星』等偉大事業，為今天的軍事變革打下了相關的基礎，但由於林彪、『四人幫』的乾擾，軍事領域遭受了重大挫折。同時，中國軍隊建設的社會環境遭到毀滅性破壞，經濟停滯、科技停滯，中國眾多傑出的科技人纔遭到迫害。『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久，中國全面改革開放。然而，中國軍隊又進入了『自我保障、自我發展』的軌道。就在我軍『一保裝備，二保生活』，在困難和忍耐中求發展的同時，世界軍事領域發生了一場極其深刻的新軍事變革。不進則退。海灣戰爭及以後的幾場局部戰爭使我軍看到：與西方軍隊的差距已越來越大，不僅存在第一個道路差——機械化高級發展階段，而且出現了第二個道路差——信息化初級階段。即中國軍隊不僅在打典型的大規模機械化戰爭方面與美軍有差距，在打初級信息化局部戰爭方面也存在著嚴重差距。
充分認識這種區別，有助於我們增強責任感、危機感和緊迫感。中國與西方國家相比，經濟建設和軍隊建設都存在著差距，軍隊建設的差距更大。重要的是，後者更直接涉及到國家的安全與發展。因此，必須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
七、經濟環境的過渡性(中西方軍事變革經濟環境不同)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軍事變革，是在市場經濟條件相當成熟和穩定的社會環境中進行的，不存在軍事變革與社會經濟轉型之間的較大矛盾，表現為軍事領域的『單一變革』。而中國的軍事變革是在整個社會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環境中進行的，軍事變革與社會經濟轉型幾乎同時進行，表現為軍事領域與社會領域的『雙重變革』。社會經濟環境的過渡性，必然表現為經濟環境的不穩定性和不成熟性，必然使中國軍事變革將面臨諸多西方國家軍事變革未能遇到的困難。
充分認識這種重大區別，目的在於把握兩個重要的環節。一是在社會經濟環境發生重大轉型背景下推進軍事變革，整個國家將承受多個重大領域變革的艱巨任務。國家必須對包括軍事變革在內的整個國家社會變革進行總體籌劃，把軍事變革納入國家總體建設和改革的大框架之內，使軍事變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其他領域的變革相配套，軍事變革與社會變革相協調，否則，軍事變革乃至整個社會變革都會走上彎路。二是社會變革是軍事變革的基礎環境，離開這一環境或客觀物質技術基礎，軍事變革就會失去持續發展的根本條件。因此，在社會總體變革的歷史階段內，軍事變革不能超出社會變革成果的承受能力，這對於軍事變革和國家整體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
八、組織領導的堅強性(中西方軍事變革領導力量不同)
美國等西方國家軍事變革，就組織領導而言，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嚴格地講，美國的軍事變革是自下而上推動的，即先由軍界中層力量倡導，逐步由最高決策層推動。在這個過程中，每一項重大決策都受到社會各種力量、各種利益集團的嚴重乾預和制約，甚至成為反對派攻擊執政黨的重要把柄。中國軍事變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變革，從一開始由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決策層發起，具有自上而下積極推進的重要特征。黨的堅強領導，與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是中國軍事變革區別於其他國家軍事變革的鮮明優勢，也是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得以順利進行的根本組織領導保證和制度保證。
充分認識這種區別，目的在於充分發揮中國軍事變革鮮明的政治優勢和組織領導優勢。一是必須充分發揮在黨的領導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統一調動和協調全國各方面的力量，對軍事變革和社會變革的總體資源進行合理配置，為加快實現國防和軍隊的現代化提供強有力的保證。二是必須充分發揮黨的歷史傳統優勢。三是必須充分發揮中國軍事領域特有的政治優勢。黨對軍事變革的領導，是通過黨在軍事領域的思想、政治、組織工作來實現的。因此，必須加強軍事領域的思想政治建設，保證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正確政治方向，保證在軍事變革歷史過程中全軍的高度穩定和集中統一，保證黨、國家和軍隊關於軍事變革一系列重大方針和決策的貫徹執行，保證人民軍隊變革不變色，變革不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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