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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 寫遍大俠最服小平
到那裏時，鄧小平已經在廳門口等我們了，我趕緊說不好意思，讓您老人家這樣等我們。
小平給我遞煙點菸，說：“這樣談話就是朋友，不要拘束。”
鄧楠後來見到我說，我爸爸很喜歡看你的小說，每天晚上睡覺之前都要看幾頁。她說，我爸爸平時操心國家大事，休閒的時候就看足球比賽或者看你的武俠小說。
來到金庸位於港島北部海濱的公司，首先入眼簾的，是一副掛在玻璃門上的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 笑書神俠倚碧鴛
落款“金庸”。相反，公司的名字，則被寫在間的玻璃隔斷上。金庸用他12部長篇小說2部中篇小說的頭一個巧妙構思的這副對，無疑已成爲這位擁有最多讀者的華人作家“名片”。
信步走入，卻被告知金庸先生還沒有到。窗外，香港剛遭遇過一場暴雨的“洗禮”，空仍然陰沉沉的。大約晚了10分鐘，走進一個個頭不高，拎着公文包的儒雅男士，濃重的南方口音說道，“抱歉我來遲了”。睛一看，正是萬千讀者心目中謎一樣的人———金庸。
“這樣談話就是朋友，不要拘束”
金庸寬大的辦公室裏，臨海兩側鑲嵌着落玻璃，如畫框般勾勒出維多利亞港的迷人海。內壁以兩個頂天立地的書櫃爲牆，上面擺了《明清傢俱》、《中國古典音樂》等各種書籍，有幾排架子上陳列着金庸各個版本、各種裝的武俠作品。
金庸創造了很多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喜自己每部小說的正面人物，但最佩服的還是小平。他說：“鄧小平先生在政壇上三起三落，小說裏有些人物，例如郭靖，被打下去然後爬起來，也是很堅忍不拔的。但小平在局勢利時，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要讓步就讓步轉彎就轉彎，講究策略。郭靖遇到事情，卻是往直前不會轉彎的。”
他一臉認真地說，小平比郭靖他們聰明，做人的模範。
坐在書櫃前的沙發上，金庸的思緒回到了981年那個炎熱的夏天。
當時，作爲香港新聞界第一人，金庸受到鄧小平的接見，有機會親口表達他對這位偉的敬仰。
“那天我們一家四口，我和我的太太及兒、女兒，在廖承志先生的陪同下，到人民大會看望鄧小平。廖先生的司機臨時肚子痛上廁去了，結果我們遲到了。到那裏時，鄧小平已在廳門口等我們了。我趕緊說不好意思，讓老人家這樣等我們。”
很快，金庸就感受到這位偉人的個人魅。時隔20多年，金庸清晰地記得每一個細：“天很熱，我穿着西裝，鄧公穿着長褲和夏威衫。他一見到我就說，‘我們粗人，衣服不整’。後來他又讓我脫去西裝。他說，天太熱了…咱們不用拘禮。”
金庸對小平說，“我一直對你很仰慕，今天見到你，感到很大的光榮。”小平則給金庸遞點菸，說“這樣談話就是朋友，不要拘束”。
談到這裏，金庸臉上掠過一絲幸福的笑。
“我們有共同語言”
兩人，就在這樣的氛圍裏海闊天空起來。談得最最重要的，他問我，查先生，世界上到底多少種社會主義？我說不出。我去過很多社主義國家，每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都不同，所不能一說社會主義國家就用一句話概括。”
“他說，對對對，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建社會主義要根據自己國家的情況實行。中國設社會主義，要採取符合中國國情的方法。沒有具體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談中已經透露出這層意思。”
鄧小平告訴金庸，內地的幹部今後要朝年輕化、專業化的方向發展，將來他會以身作則，到了一定年齡就退休。鄧小平還鼓勵當年57歲的金庸，“你還年輕，還可以做很多事情”。
談得深入，金庸對鄧小平說不完全同意他的一些觀點。沒想到，小平也很乾脆：“當然不(可能完全)同意了。”
鄧小平以寬慰金庸的口吻說：“你的(《明報》)社評大部分我同意，小部分不同意。您不是共產黨員，我是共產黨員，我們的世界觀不同嘛。但大家愛國，希望中國強大，這一基本原則是完全一致的，我們有共同語言。”
鄧小平還關切地詢問金庸，有什麼意見要提？
“我想了想說，現在的改革開放政策大家認爲非常好。我百分之一百贊成，全心全意贊同，希望你們不要改動。”鄧小平說：“對對，我們也希望不要改。”
說到這裏，金庸禁不住讚歎，鄧小平能靈活運用馬列主義，“大膽地，很有勇氣地”根據中國形勢，提出改革開放的正確決策。
金庸強調，“做人做事就要這樣，不能固守教條，認爲祖宗的就不能變。”
鄧小平是金庸的書迷，這是當年鄧小平親口告訴金庸的。但金庸謙虛地表示，這是鄧小平“隨便講講”。得知鄧小平那裏沒有他的全套作品，回到香港後，金庸馬上託人送給鄧小平一套。
“鄧楠後來見到我說，我爸爸很喜歡看你的小說，每天晚上睡覺之前都要看幾頁。她說，我爸爸平時操心國家大事，休閒的時候就看足球比賽或者看你的武俠小說。”
金庸答曰，這是“很光榮的事情”。
“一言可爲天下法”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金庸很早出來支持。他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高度評價“一國兩制”是“一言可爲天下法，一語而爲百世師”。金庸隨後加入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爲香港的順利迴歸做了大量工作，也數次得到鄧小平的集體接見。
談到有關“一國兩制”的一些言論，金庸說：香港仍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香港的生活方式，法律制度都沒有改變，“一國兩制”完整無缺。
金庸說，香港迴歸前，港督由英國派來，立法局的議員全由港督委任，港督還可以解散立法局，遣散議員。而如今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由港人協商選舉產生，選舉在即的第三屆立法會中，30名議員通過直選產生，30名議員從各個功能組別選生，比過去進步很多。所謂香港沒有民主自由的說法，是“胡說八道”。
不僅如此，金庸接着說，香港受益於“一國兩制”，得到中央政府很多“優待”，作爲港人他特別高興。
“過去英國政府派兵到香港，英軍的大部分軍費要由香港人負擔，而如今駐港部隊的軍費，港人則不用掏一分錢。香港人還不用向中央政府交賦稅，難道這不是優待嗎？”
回放鄧小平與金庸
金庸最想見鄧小平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開始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一些海外知名人士紛紛接到邀請，訪問祖國內地。
1981年，金庸先生接到了來自北京的邀請，請他訪問內地。1972年9月，金庸先生宣佈“掛印封刀”，不再創作新的武俠小說。此後，他又花了10年時間，整理《金庸武俠小說全集》。接到訪問內地的邀請時，金庸修訂《全集》的工作已近尾聲。接到邀請後，金庸向邀請方提出：能否在訪問內地期間拜訪鄧小平先生？
金庸先生曾經對記者說，去北京，我最想見的就是鄧小平。我一直很欽佩他的風骨，欽佩他剛強不屈的性格。
這一信息很快就上達鄧小平同志處。日理萬機的鄧小平對金庸先生的要求立即作出了迴應。他在一份有關金庸來訪的報告上批示：願意見見查先生(金庸本名查良鏞，金庸系筆名)。
鄧小平將會見自己的消息很快傳遞到了金庸先生處。金庸十分高興。他一一發函給在內地的親友，請他們到杭州會面。金庸是浙江海寧人，他在杭州讀過書，當過記者，他的一位親妹妹也住在杭州。
7月16日，金庸攜夫人和兒子、女兒踏上了這次有特別意義的旅程。
7月18日上午，在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來到了北京人民大會堂。鄧小平已經等在福建廳門口。兩人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鄧小平：“歡迎查先生回來走走！你的小說我讀過，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
金庸：“我一直對鄧先生您很仰慕，今天能見到您，很感榮幸！”
鄧小平笑着說：“對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
那天，鄧小平穿着短袖襯衣，而金庸則按照香港的禮節穿着西裝。鄧小平對金庸說：今天北京天氣很熱，請查先生除了外衣，咱們不用拘禮。
現場氣氛一下子就融洽了許多。
金庸將家人一一介紹給鄧小平，鄧小平熱情詢問金庸兒女的姓名。鄧小平和金庸全家合影留念之後，兩人坐下談話。
他們的第一個話題是不久前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當選爲黨中央副主席。
金庸：以鄧先生的功績，你卻不重視個人的名位，這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都很少見，令人敬佩。
鄧小平：名氣嘛，已經有了，還要什麼更多的名？我身體還不錯，但畢竟年紀大了，當領導的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會壞事。
鄧小平與金庸談到了《明報》的社評：你的社評我大部分同意，小部分不同意。我們的世界觀不同，但大家都愛國，都希望中國強大，這一基本原則完全一致。我們有共同語言。
談話間，鄧小平突然發問：“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種社會主義？”
金庸：“我想，自從法國傅立葉、聖西門，英國的歐文首先提出社會主義的理論以來，世界上已有許許多多種不同的社會主義。鄧副主席，請你指教。”
鄧小平笑着說：你說不上不要緊，我也說不上，我看總有一百多種吧。
那天，兩人的話題很廣泛。他們談到了中美關係，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談到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談到了人才的培養。
金庸：我最佩服鄧小平
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同志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了金庸先生。這是鄧小平同志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後會見的第一位香港同胞。
1985年，金庸先生被聘爲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並擔任“政治體制”小組港方負責人。
金庸先生在多種場合說過同一句話：我這一輩子最佩服的人是鄧小平。
說這句話的原因並不僅僅因爲鄧小平曾經會見過他。早在鄧小平“落難”之時，金庸就表露了對鄧小平的欽佩之情。當時，中國內地正轟轟烈烈地搞“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是被“打倒、批臭”的“中國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時，偌大的中國，幾乎沒有人會想到鄧小平會“復出”。
金庸：鄧小平送我“熊貓”煙
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接見了金庸先生，會談中，鄧小平給金庸遞了一根“熊貓”牌香菸。分手時，又將抽剩的煙都給了金庸。“這是鄧先生的一份禮物，我收下了。”今天談及這一細節，金庸記憶猶新。
會談結束，金庸告辭。鄧小平親自送到福建廳門外。鄧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說：“查先生，以後要常回來，最好每年來一次，到處去看看。”
當天晚上，中央電視臺在新聞節目中播放了鄧小平會見金庸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多家媒體也報道了這件事。當年9月，《明報月刊》發表了金庸和鄧小平談話的記錄，以及《中國之旅：查良鏞先生訪問記》。這期雜誌在一週內連續加印了三次。
鄧小平：金庸在內地第一位讀者
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教授嚴家炎在國內出版的新著《金庸小說論稿》中指出：鄧小平是內地最早閱讀金庸小說的人。
嚴家炎在北京中關園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鄧小平夫人卓琳女士說，鄧小平先生在七十年代後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託人從境外買到一套金庸小說，很喜歡讀。1981年鄧小平接見金庸時，第一句話就是：“你的小說我是讀了的。”鄧小平成了目前有據可查的最早閱讀金庸小說的內地人士。
金庸先生回到香港後，立即給鄧小平同志專寄了一套明河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說全集》。有一次，鄧楠見到金庸，告訴他說：爸爸很喜歡看你的小說，每天晚上睡覺之前都看幾頁。
也就是在鄧小平會見金庸後不久，金庸小說在大陸“開禁”，並很快成爲暢銷書，至今依然。
金庸簡介
金庸，原名查良鏞，1924年生於浙江海寧。早年在香港《大公報》、《新晚報》和長城電影公司任職。後創辦香港《明報》、新加坡《新明日報》和馬來西亞《新明日報》等，形成《明報》集團公司。
查良鏞先生五十年代中期起應報社之約，開始寫作連載性的武俠小說。到七十年代初寫完《鹿鼎記》而封筆，共完成了十五部。他曾用其中十四部書名的第一個字串在一起，編成“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的對聯。他的小說既繼承了傳統白話小說的語言風格，又對舊式武俠小說從思想內容到藝術手法作了全面的革新。這些作品以古代生活爲題材，卻體現出現代精神，同時富有深厚的文化內涵，因而贏得億萬讀者的喜愛，達到雅俗共賞的境界。
金庸不僅是傑出的小說大師，同時又是一位出色的社評家。他寫有近兩萬篇社評、短評，切中時弊，筆鋒雄健犀利，產生了很大影響，曾被人讚譽爲“亞洲第一社評家”。
八旬老人俠士風骨
金庸，集報人、編輯、學者、政治家多重身份，諸般才幹於一身，但最令世人嘖嘖讚歎的，無疑還是他的武俠小說。讀者愛金庸的小說之餘，免不了透過字裏行間去遐想作者其人，或者尋求與這位大師的心靈對話。
“編故事是我的特長，別人學不到的”
金庸自己則一邊強調“不好吹牛”，一邊表示“編故事是我的特長，別人學不到的”，興奮與得意之情難以掩飾。
他解釋說：“寫小說也是一門藝術，藝術家是講天分的。我天生會講故事。同樣的故事或笑話，別人講的不好聽，我添油加醋說起來就好聽了。”
這樣的天分也在小說寫作中盡情揮灑：金庸每天編一段故事，先想再寫，只要一小時就寫好了，而想的時間則不一定。“如果靈感來了，一下子就想通了，有時故事結構擺來擺去都不滿意，想的時間就長了。”
寫人物，金庸可謂“信手拈來”。他說，他筆下的人物往往取材於現實生活，有現實生活的“影子”：“像嶽不羣這樣反覆無常，靠耍陰謀詭計過活的人，現實生活中有，但可能沒有這樣壞，沒有這樣厲害。如果我的朋友或認識的人裏完全沒有這樣的人物，小說中也很難創作出來。”
“比方說我認識你之後，瞭解了你的個性，如果我的小說中沒有寫過你這樣的人物，我就多了一個(備選)人物。”聽金庸侃侃而談，彷彿看見他隻身匹馬瀟灑地遊走於小說與現實之間。
“我最喜歡人家問問題”
這位有着“大俠”美譽的作家，“不大會去欺騙人，人家要來攻擊我也不大容易”。
應對問題與挑戰，金庸可以把它轉化成人生的樂事，俠士風骨豁然可見。念及此，他的臉上浮現出孩童般的笑容。
“我太太最怕我演講時別人提問，而我最喜歡人家問問題，你問得越快，我腦筋轉得比你還快。你最好問最難的問題，我馬上就會很快答覆。最好有10個人同時問問題，我10個一下子全部解決，下面聽衆拍手鼓掌，我享受這種感覺，這是最愉快的。”
“我在大學講書，也不怕學生問問題，一些刁鑽古怪的問題，別人以爲我答不出，我還是答得出來，遇到不懂的問題，我也坦白說，回去查書，明天再講。”這是爲人師長的金庸，豪放中不乏“實事求是”的做學問之道。
文以載道，作爲通俗文學作家的金庸早有自己的思考。談到小說傳達的人生體驗，金庸起身，從書架中抽出一本最新版的《書劍恩仇錄》。翻到序言，找到這樣一段文字：“武俠小說雖說是通俗作品，以大衆化、娛樂性強爲重點，但對廣大讀者終究是會發生影響的。我希望傳達的主旨，是：愛護尊重自己的國家民族，也尊重別人的國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幫助；重視正義和是非，反對損人利己；注重信義，歌頌純真的愛情和友誼；歌頌奮不顧身的爲了正義而奮鬥；輕視爭權奪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爲。”
他接着寫道：“武俠小說並不單是讓讀者在閱讀時做‘白日夢’而沉湎在偉大成功的幻想之中，而希望讀者們在幻想之時，想像自己是個好人，要努力做各種各樣的好事，想像自己要愛國家、愛社會、幫助別人得到幸福，由於做了好事，作出積極貢獻，得到所愛之人的欣賞和傾心。”
如果說教育的真諦是教人幸福，那麼，金庸的作品用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既可讓人上天堂又可讓人下地獄的‘情’字(三毛語)”，發送的也是幸福的召喚。
“人與人合才其樂無窮”
功成名就的金庸，現在正在“花功夫做學問”，準備寫一部《中國通史》，以“民族融合”的史觀詮釋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鴻篇鉅製的浩大工程，觀點引發爭議，都沒有讓金庸卻步。
他直言不諱地說：“人與人鬥不一定其樂無窮，人與人合才其樂無窮”，“我與你鬥爭，大家面紅耳赤打架不開心。我與你和好做朋友，才其樂無窮。”
他提出，中華民族的偉大，並不是靠階級鬥爭鬥出來的，而是得益於各民族的大融合。漢族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等少數民族融會團結在一起，互相通婚，互相做朋友，血統融合，文化同化，組成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國也一步步強大起來。
就人口大省四川而言，“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顯示，當時那裏的居民與漢人，在文化上有差異，人的面部特徵也不同。現在，四川人與我們浙江人、廣東人沒有什麼分別，大家都是中國人。
“這是我的歷史理論，我準備寫一部分初稿，聆聽專家的意見。如果大多數專家覺得能夠行得通，我再繼續寫下去。”
金庸最近趕到西安，向那裏考古研究所的專家求教，懷着一股求知的虔誠，“(我的觀點)請你們指教，如果錯了，我重新再去想過，不要讓我錯到底。”
對錯之間，金庸不輸做人；對，金庸展現的是追求真知的膽識與勇氣；錯，這位80歲的老人也不失大氣與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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