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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新華澳報》9月11日發表署名富權的評論，文章認爲，各方人士在觀察臺灣當局的《“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草案》時，大多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陸委會”的“明升暗降”之上，而忽略了另一個與之相伴，因而被臺灣媒體形容爲“海陸大火併”，亦即新設“海洋委員會”的問題。其實，臺灣當局將“陸委會”併入“行政院”院本部，固然是要減弱及淡化大陸事務的地位及業務，但畢竟仍然是屬於將之“內務化”處理﹔但設立“海洋委員會”，則是臺灣當局要落實其“海洋立國”的政治理念，對原本“中華民國”的“立國之本”是“中原大國”予以完全否定，並與原來“舊”的“中華民國”進行徹底決裂，這纔是臺灣當局進一步“去中國化”的重要步驟。
實際上，當年蔣家父子雖然偏安海島臺灣，但仍不忘自己來自祖國大陸，仍不忘中華民族的發韌之地是在中原。因此，無論是其“反攻大陸”或“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還是“國統綱領”中“大陸與臺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的表述，“國統會”對關於“一箇中國”的涵義所作出的“一箇中國應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日前之治權，則僅及於臺澎金馬。臺灣固爲中國之一部份，但大陸亦爲中國之一部分”的定義，都帶有濃厚的“中原意識”，亦即將“中華民國”視爲“大陸國家”。這是前國民黨政權堅持“一中”原則的具體明證。
“臺獨”分子爲了要將臺灣地區與祖國大陸割裂開來，“獨立建國”，多年來提出了五花八門的口號。其中一個就是“海洋立國”，亦即強調“臺灣是一個海島國家”，與中國沒有甚麼關係，更與亞洲大陸沒有甚麼關係。爲此，一九九六年“臺獨教父”彭明敏代表民進黨參加第九任“總統”選舉時，就打出了“海洋國家，鯨神文明”的競選主軸，並將其競選徽標設計爲一條橫臥在海洋上的鯨魚(按﹕鯨魚的圖形是由臺灣島的形狀爲原形)。當時“彭謝總統競選總部”的陳儀琛曾告訴筆者，“這個圖形理念，凸顯了臺灣不再是依附於中國大陸的‘邊緣點狀物’，並脫離傳統謙卑的‘蕃薯’圖狀，邁向自信獨立的鯨魚，進取的海洋文化將逐漸取代封建保守的大陸邊陲文化……”云云。與此同時，“外獨會”創會會長廖中山也成立了“海洋臺灣文教基金會”，並出版《海洋臺灣VS大陸中國》一書，以作配合。在這裏應強調一點的是，最近新任臺“教育部長”杜正勝公佈的“另個角度看臺灣”系列中的將臺灣島橫放並將之置於在亞洲大陸之上的地圖，其意念就是來自彭明敏的參選徽標。
彭明敏落選後，因不滿民進黨仍不夠“獨”，而發起成立了“建國會”，並與“海洋臺灣文教基金會”合辦了一系列的“海洋臺灣”講座，繼續推動“海洋國家”的觀念。而與彭明敏搭檔競選“副總統”的謝長廷，在爲參選高雄市長作準備時，亦延續了彭明敏“海洋國家”概念，提出了“海洋首都”的口號。謝長廷當選高雄市長後，又藉“內政部”決定由高雄市對東沙島代行行政管轄權之機，再次鼓吹“海洋國家”及“海洋首都”的口號。
“陳呂配”贏得2000年的“總統大選”後，又接過“海洋立國”的口號。當年5月14日，“新政府”尚未就職，呂秀蓮就在與“新內閣”座談時宣稱，她要向大家提出“海洋立國”的口號。2002年5月19日，呂秀蓮又跑到宜蘭縣外海的龜山島，發表所謂“海洋立國宣言”，並首次提出設立“國家海洋事務部”的設想，聲稱要“打破過去固步自封的陸權心態”。2003年1月1日，呂秀蓮跑到東沙島，發表了一個所謂“海洋立國”的“海洋戰略宣言”，鼓吹當局除要“海洋立國”之外，更要“彰顯東沙是臺灣領土主權的重大意義”。在2004年“總統大選”過程中，呂秀蓮於二月間出版了一本《海洋立國世界島──臺灣大未來》，鼓吹“臺灣是環太平洋國家之一，是一個典型的海洋國家，而不是從屬於中國大陸的邊陲島國。”“回顧歷史的過去，展望全球化的未來，海洋成爲國際競爭中的新高地，並且太平洋世紀已來臨，臺灣應扮演海洋立國，成爲東方瑞士世界島”。今年8月1日，呂秀蓮在出席“海洋臺灣”午餐會募款活動時，又聲稱“海洋立國”是要表明“臺灣不做世界孤兒，而是要擁抱世界”。8月中旬，呂秀蓮主導籌辦的第二屆“民主太平洋大會”在臺北市舉行，呂秀蓮又提出了“海洋立國，柔性國力”的口號，並希望能將之作爲環太平洋國家的核心價值。
表面上看，在民進黨執政後，“海洋立國”是呂秀蓮的“專利”。但也不盡然，因爲如果得不到陳水扁的支持和默許，呂秀蓮不可能如此起勁地鼓吹“海洋立國”，只不過是呂秀蓮扮演了陳水扁的“分身”而已。實際上，早在1999年12月，陳水扁被民進黨決定提名爲“總統”候選人後，他在訪問英國時，就聲稱英國與臺灣同爲“海洋國家”，臺灣應作“南海語系”的中心，向海洋擴展，而非只作“陸權中國”的邊陲。今年“520”後，陳水扁於5月29日在宜蘭的“新閣座談會”上，又強調“兩岸關係”、“WTO的規範”、“拼經濟”及“海洋國家”這四項，不但是臺灣現階段所面臨最嚴峻的挑戰，也是永續發展的根基所在。今年3月31日，臺“行政院”首度召開“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共組成海洋策略組、海域安全組、海洋資源組、海洋產業組、海洋文化組和海洋科研組等六個工作小組，並計劃在六個月內完成近、中、遠程的“海洋事務政策規劃發展方案”，設想在“修憲”過程中，推動成立“國家級”的海洋事務專責機構──“海洋事務部”。但在經陳水扁點頭後，最後落實的方案是裁減其部分功能，將其“降”爲統合性質的“委員會”。
臺灣當局如此起勁地推動“海洋立國”，主要動機是爲了要割斷臺灣與祖國大陸的歷史和現實的聯繫，將臺灣自外於中國，使二者對立起來。實際上，呂秀蓮所說的“新政府與舊政府最大的不同就在於舊政府來自中原，以陸權心態統治臺灣”，這就暴露了臺灣當局要以“海權心態”來“海洋立國”，這是其“臺獨”本質的體現。另外，她在東沙島之行時所說的“海洋立國不僅是立國新方向，也隱含國防安全之意義”，“亞太國家中，南海交通線對臺灣的重要程度遠比他國爲大。因此，東沙與南沙領土在維護臺灣海上生命線與控制南海戰略要衝的角色更顯重要”，也暴露了臺灣當局是要把“海洋立國”當作爲與祖國大陸相對抗的“政治武器”，企圖以對海權的控制來抗拒統一，並使臺灣作爲“圍堵”中國的“太平洋第一島鏈”中重要一環更具“正當性”。因此，“海洋事務部”的成立及“海洋立國”口號的提出及推動，只不過是臺灣當局落實其實質“臺獨”的一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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