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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政壇上，曾經有一位被國共兩黨不遺餘力爭取的人物，這個人就是羅隆基。檔案中羅隆基的稱謂是著名政治活動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委員、森林工業部部長、全國政協常委和民盟中央副主席。歷史上更真實、更輝煌的羅隆基則是“新月”派的重要人物、胡適自由主義大旗下的三個火槍手之一，文筆犀利、言辭激烈。尤其是1946的政治協商會議和南京和談中，他作爲“第三派”的代表是任何一個研究二十世紀曆史的人都繞不開的人物。但除了這些，他還有一個身份——“南開人”。羅隆基自言，他第一次得知“南開”的名字是在清華上“中等科”時。一次，學校裏有位美國女教員請學生吃茶，茶會場中那位教員突然正顏厲色地同這些小學生說：“孩子們，你們將來都得學南開學校的張伯苓。假使中國多有幾個張伯苓，中國——定會強的。”
等到1931年羅隆基因爲在《新月》上發表的社評，被蔣介石“驅逐”出上海，他來到了天津南開大學任教，從那以後南開的秀山堂、思源堂、芝琴樓、圖書館、實驗室……都成了他生活經歷的一部分。
並且，他還有一段和南開“患難與共”的經歷。1932年初，羅隆基在南開大學任教授的同時兼任《益世報》的主筆。“秉性不改”的羅隆基將《益世報》變成了抨擊國民黨政府的陣地，他天天寫社論、天天罵蔣介石，罵得越痛快，報紙的發行量越大。《益世報》成了當時國內很有影響很受歡迎的報紙之一。當然他也就成了蔣介石的眼中沙，蔣介石間接或直接的向羅隆基提出威逼利誘的交涉，但羅隆基沒有接受這些警告和干涉。1933年秋天，國民黨政府忍無可忍，派了四個特務來到天津暗殺羅隆基。特務爲了行動順當，一到天津就去拜會相當於上海杜月笙的天津幫會大亨——潘子欣，請他支持配合。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潘子欣和羅隆基是老相識，佔碼頭的人講義氣，哪會幫別人暗害自己的朋友。潘子欣聽罷來者之意，就說：“我不認識羅隆基，事情先讓我考慮一下，再行答覆。”這樣就留下了通知羅隆基的時間。某一天下午，潘子欣派汽車將羅隆基接到了他的另外一個朋友家，祕密地勸說羅隆基離開天津以確保安全。但羅隆基認爲此時興師動衆反倒更是不安全，就決定閉門在家，白天不來南開上課，夜間也不去《益世報》辦公，靜觀其變。一個星期後，潘子欣來到他的家中說：“事情已經解決了”。南京來的特務無功而返，羅隆基也以爲自己已躲過一劫，每日照常來南開上課。一個清晨，羅隆基在家裏接到了一個“學生”的電話，問“羅教授今天是來上課嗎?”他不假思索的答道“是的，我來的。”掛了電話後，他頓生疑惑，學生何至用電話來詢問教授是否上課呢？他就立即問南開總機，是否有學生向他打過電話？答覆說“絕無此事”。於是，他更加警惕，放棄了自備車換了輛報館的舊吉普。一來換一個車牌號可以躲避特務的注意，二來這個司機是機靈膽大、身材高大、駕車熟練的年輕人。羅隆基還有意避開了日常的路線，選擇了繞道八里臺、海光寺的小路去學校。因爲這條路很窄，右邊是小河，左邊是陡坡，所以是禁止大車通行的，這樣他覺得安全些。
可就在要開到南開大學的時候，迎面來了一輛敞篷的大卡車，司機嘀咕了一句，“你看，這樣窄的路，怎麼能對面通過兩輛汽車呢？”就趕快把自己的車開到較寬的地段準備讓路。就在這時，大車看小車裏面的情況可能看得不清楚，但在小車裏的羅隆基卻看清了卡車上站着四個身着制服的壯漢。他立刻躺倒在座位前面的空隙處。兩輛車錯車時，車上的壯漢掏出手槍居高臨下的連擊十數槍，司機驚慌道：“這是幹什麼？”羅說：“快走，不要理他們”，司機回頭一望，子彈都已打在了後排座位上。道路狹窄，卡車根本沒辦法調頭，他的車子也很快就開進了南開校內。
羅隆基仍保持鎮定地走到教室講課，課後他將途中的遭遇告知張伯苓校長。張校長聞之後，十分氣憤，一面與市長通報，一面發電報給蔣介石要求緝拿兇犯。當晚天津的大街小巷就有傳聞，羅隆基已身種十餘槍而斃命，第二天上海和北京的遠方親友向羅家至悼電，表示問候讓家屬節哀順變。據說，同日夜間，胡適在北京就聞知此消息，亦通過電報向蔣介石表示抗爭。
結果，《益世報》還是在1934年7月被迫停刊了。值得慶幸的是，羅隆基仍然留在南開任教。
他在南開的經歷應該叫做“死裏逃生”，這也使得他和南開有着非比尋常的感情。他曾在1934年10月17日的《南大半月刊》第十五期上，書寫過這樣的對南開期盼：“她培養出來的一種精神。這精神，叫她做‘伯苓精神’、‘南開精神’都可。……有了這精神，南開怕什麼?有了這精神，南開……是可以保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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