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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紅旗，作爲中國的標誌，已經和我們的主權與尊嚴緊緊地連在了一起。到北京天安門廣場看升旗，已經成爲每天清晨廣場上一道獨特的風景。尤其是到了每年國慶節這一天，天安門廣場內外更是有無數道虔誠而熾熱的目光，直射向那面隨同噴薄而出的朝陽一起緩緩升起的旗幟。
在今年國慶前夕，記者尋訪到一些特殊的“國旗人”。因爲某種機緣或是個人的執着，他們的事業與人生都與我們的國旗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繫。在他們講述那一個個生動故事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有一種叫做國旗精神的力量，正在從他們的內心流出，又帶着溫熱注入我們的心田。其實，國慶節去看升旗，不正是爲了尋找這種力量嗎？
20歲的吳猛，今天有一個重要任務：在天安門廣場爲中華人民共和國55週年國慶日升起五星紅旗。
儘管年齡不大，但吳猛已在天安門國旗護衛隊國旗班服役4年了，目前是國旗班裏“資格最老”的升旗手。他站姿挺拔，步伐穩健，動作瀟灑有力，是在國慶節這樣重大的節日中擔負升旗任務的最佳人選。
但走到“最佳”這一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吳猛說，他剛入伍的時候，天安門國旗護衛隊去新兵連挑人，條件相當嚴格，一個大隊只選了4個人。當吳猛還沉浸在入選的喜悅中時，艱苦的專項訓練就迎面壓來。站軍姿是基本功的第一課，一站就是四五個小時，腳底神經長時間受壓迫，站得他經常頭暈眼花。
必須一氣呵成的收旗動作被戲稱爲“砍旗杆”，因爲這個動作要求右手連續迅速用力“砍”向旗杆，以保證在大風天氣裏旗面也不會被刮跑，並且在13至15下“砍”的動作中被完全收起。“總不能讓大家看着我們的動作都是無聲無息的吧，”吳猛憨厚地笑着說，“所以我們‘砍’的時候還必須要‘砍’出聲音，由慢至快，很有節奏，這樣才能給老百姓鼓勁。”
初練時，吳猛和國旗班的戰友們的手都在旗杆上“砍”出了淤血，手指頭也在旗面上被磨破，傷口往往是一層沒好又傷一層。“我們當時訓練用的旗，那可真都是用鮮血染成的。”吳猛笑嘻嘻地說。
升旗時最激動人心的時刻，就是升旗手把國旗向斜上方撒出的那一剎那。這一下動作看似簡單，但要做到舒展有力、將旗撒展，也是一件“功夫活兒”。要把握好音樂節奏，使準用力方向，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強健的臂力。爲了練撒旗，吳猛和國旗班的戰友們經常用十斤二十斤的啞鈴片連續揮舞訓練，一揮就是整整半天。剛開始練的時候，一到吃飯時間，他們的手都因爲訓練而抖得拿不住筷子。
在所有這些難關克服之後，還有心理素質這一關。廣場上有那麼多雙眼睛在盯着，升旗手的鎮定功夫也不一般。經過多年磨鍊，現在所有這些在吳猛看來，全都不在話下。
吳猛說，升了這些年旗，他是親眼看着來看升旗的人數一年比一年多，而且來等的時間越來越早，甚至有人熬通宵等着看升旗。他每次撒旗的那一剎那，能瞥見一片閃光燈亮起，心裏都會涌起一陣自豪與感動。
“每次升旗的時候，廣場上不管有多少人，立刻都會安靜下來。有一次，有一個幼兒園的小朋友集體來看升旗。國歌一響，原來還在打鬧的孩子一下子全都鴉雀無聲，非常可愛。有的時候，人們還會在旗升到頂端的那一刻自發地熱烈鼓掌，場面特別感人。”吳猛說，看到人們越來越愛看升旗，越來越熱愛國旗，他就覺得，自己訓練時所受的那些苦就都不算什麼了。那，就是他最幸福的時刻。(感謝北京新風旗幟文化傳播中心的大力支持)
彭光涵：五星紅旗曾經“起死回生”
今年，白髮蒼蒼的彭光涵老人已經86歲了。新中國成立前夕，負責研究草擬國旗、國徽、國歌、紀年、首都等方案的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六小組，彭光涵當時擔任第六小組的祕書。他記得，國旗圖案的公開徵集工作反響極爲強烈，短短几天時間，就收到了全國各地寄來的2992幅國旗設計方案。
經過兩次篩選後，38套國旗設計方案成功入圍，曾聯鬆設計的“紅地五星旗”圖案位列第32號。不過，在當時的設計原稿上，最大的一顆星裏還帶有鐮刀、斧頭的圖案。當時，有人認爲，這和當時蘇聯的國旗太像了，作爲主權國家，我們的國旗圖案一定要獨立。於是，此類圖案被否決了。
於是，大家讓彭光涵去找毛主席彙報。毛主席看了幾個方案都不太滿意，就問彭光涵：你一直在搞這個事情，看還有沒有什麼好方案？彭光涵於是把“紅地五星旗”的方案說了。
毛主席考慮之後，還是認爲“紅地五星旗”的設計好，並且提議，可以把代表含義改爲“共產黨領導下，我國人民的大團結”。這個辦法得到了代表們的贊成。最終，去掉了鐮刀和斧頭圖案的“紅地五星旗”中選，並在改名爲“五星紅旗”之後，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
胡其俊：電工爲天安門升國旗26年
自開國大典之後的二十多年裏，天安門廣場一直沒有“專業升旗手”。升降國旗的任務一直由北京供電局負責。頭兩年，供電局工人陳鴻年承擔了這個工作；自1951年之後的26年間，負責爲天安門廣場升降國旗的，就是青年電工胡其俊。
1951年9月30日晚上，胡其俊突然接到通知，從第二天起將由自己負責升旗，這讓當時只有21歲的胡其俊非常興奮。當晚他下了夜班，已經是3點多，乾脆就不回家了，睡在天安門管理處。
胡其俊說，那時升旗沒有國歌伴奏，也沒有任何人圍觀，而且也不是天天升旗，只有逢節假日和外國重要元首來訪時，纔會通知他去升旗。他總是前一天到天安門管理處領了旗，第二天把旗綁在自行車上，從家騎半小時到天安門廣場，
升完旗後再照常上班。那會兒升降旗時間也完全靠他個人估計，不像現在這樣，由天文臺精確計算時間，保持國旗和太陽同時升落。
直到1976年5月，北京衛戍區部隊才接替了胡其俊在天安門廣場升降國旗的任務，胡其俊成爲迄今在天安門廣場升旗時間最長的人。
季如迅：國博館藏國旗面面有故事
季如迅是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國旗歷史文物研究者。在他和他的同事們保管並研究的文物中，有近百面具有特殊歷史價值的國旗。比如說：毛主席在開國大典上親自升起的共和國第一面五星紅旗、澳門濠江中學校長杜嵐在1949年10月1日升起的澳門第一面五星紅旗、美籍華人王贛駿帶入太空的第一面五星紅旗、南極洲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紅旗等等。西藏中學師生用1999條紅領巾拼綴而成的國旗，是館藏中最大的一面國旗。
季如迅感嘆道，每一面他們收藏的國旗，都有一個動人的故事，折射着時代的印跡。儘管有些國旗都破損了，但它的經歷可能更加非比尋常。比如說，在國博收藏的南極洲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紅旗，縱122釐米、橫145釐米，比標準尺寸少了47釐米。原來，儘管這面國旗是採用結實的亞麻布縫製而成的，但在兇猛的極風之下，還是被“吃”掉了47釐米。
韓布新：國旗爲什麼這樣紅
韓布新是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是國旗顏色和國旗升掛裝置標準的起草人之一。他和他的同事們曾經進行過一項非常有趣的研究：究竟什麼樣的紅纔是國旗紅呢？
韓布新說，在新中國成立時頒佈了一個“國旗製法說明”，籠統地規定“五星紅旗的旗面爲紅色、五角星爲黃色，旗杆套爲白色”。因爲沒有一個詳細的規範化標準，不同廠家甚至不同批次生產出的國旗的顏色差別很大。爲國旗的顏色制定一個統一而詳細的標準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
專家們先是調查了國旗在各個地方的使用情況，結果發現採樣來的國旗紅竟然差別這麼大，從橘黃到紫紅都有。然後他們對這些樣品分別進行分光測定，從中選出30多種候選顏色。接下來，專家們開始大面積調查民衆意見，爲了更準確地瞭解各界對於國旗的顏色的喜好，還專門找來各個少數民族的人們來參加這個工作。對這些篩選結果進行統計後，專家們得出棉布、滌綸和絲綢的最佳紅色面料，作爲背景再進行五角星黃的評價選擇。經過篩選，專家最終得出三種面料的紅色和黃色的最優色度值，作爲國旗的優選標準色度，並依據這些數據，制定了國旗顏色的強制性國家標準，具有法律權威。
李玉坤：普通人大代表上書制定國旗法
14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頒佈實行。在這部有關國旗的法規背後，一位名叫李玉坤的全國人大代表功不可沒。
1988年，李玉坤到美國考察，恰逢美國國慶日，他看到無論大街小巷、大店小號，到處都懸掛着美國國旗。而當他回到家鄉，發現在我們的國慶節，這麼隆重的節日卻整條街上都見不到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1988年10月6日，深有感觸的李玉坤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寄了一封信，建議儘快制定懸掛國旗的具體辦法，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喚起人民的國家觀念。
兩個月後，李玉坤收到回函，裏面還附着國務院有關部門向領導請示制定國旗法的報告，上面寫着：“李玉坤代表提出的建議很重要，我國至今還沒有懸掛國旗的法律依據，制定這方面的法規刻不容緩。建議由國務院法制局會同全國人大和政協草擬懸掛國旗的法律或辦法”。此後不久，《國旗法草案》被提上議事日程。1990年6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簽發第28號令，正式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並於同年10月1日實施。
趙新風：國旗班老班長退役不離旗
自從1989年春天參軍到天安門國旗班，趙新風的命運就與這面鮮紅的旗幟結下了不解之緣，甚至在他退役之後，都依然沒有離開國旗。
1991年4月15日，與祖國相伴了41個春秋的老國旗杆光榮“退役”，趙新風與兩位戰友爲它完成了最後一次降旗；1991年4月16日，天安門的新國旗杆啓用，趙新風又親手按動電鈕爲它升起了第一面紅星紅旗。1991年5月1日，“天安門國旗班”擴建爲“天安門國旗護衛隊”，由原先的3人升降國旗儀式，變成了36人升降國旗儀式，更加威武，更加壯觀。趙新風，也由此成爲天安門國旗護衛隊國旗班的第一任班長。
2001年，退役後的趙新風創辦了北京新風旗幟文化傳播中心，成爲國內第一個專門從事國旗教育和國旗文化傳播的機構。他還創辦了中國國旗網，正在籌備創立中國國旗基金會和中國國旗博物館等。趙新風說：“宣揚國旗精神，將成爲我終身的事業。”(樂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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