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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財長和央行行長首次參加G7會議引起各界對人民幣升值的猜測。
儘管金人慶和周小川都在G7會議上強調，人民幣匯率需要保持穩定，中國的匯率改革沒有時間表，但諸多跡象表明，人民幣匯率調整已經進入倒計時。
從某種程度講，中國參加G7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就意味着中國已經準備對國際社會承擔更多的責任。雖然，中國參加G7會議尚屬首次，也不是正式成員。但中國能夠參加G7會議，不僅表明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地位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更說明中國願意參與國際對話，願意對世界經濟增長承擔一定的國際責任。而G7財長會議的一個主要功能就是協調各國的貨幣政策，特別是協調匯率政策，以維護世界經濟的穩定。那麼，中國作爲一個對話國，雖然沒有必須承擔的責任，但中國是一個負責任、好面子的大國，對於主要發達國家要求中國改革匯率機制的要求，必然要有所承諾。而事實上，周小川也表示“中國正在誠心誠意推進這項改革”。中國的誠意表現在如溫家寶總理所說的“近年來，我們在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方面做了大量的相關改革工作。包括：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步伐加快；人民幣經常項目實現了可兌換；資本項目管制逐步放寬；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穩步擴大，進入中國證券市場的境外機構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不斷增多；金融市場準入及其業務限制正在放寬，金融市場的產品和範圍不斷擴大”。從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基礎工作看，有的已經完成，有的還在進行之中。而實際情況與一年前相比，國有銀行的改制工作進展已經取得突破，QFII也在繼續擴大投資規模。也就是說，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基礎要比一年前好得多。
我在今年3月份曾經發表評論說，通過人民幣升值，可以抑制進口品價格，進而抑制消費品價格水平的上漲幅度。也許讓人民幣升值，是對付通脹的最佳辦法。如果說，年中調整匯率波動幅度，讓人民幣升值時機不夠成熟的話，那麼現在條件已經具備。
除了國際投機性資金有所迴流外，國際原油價格的持續升高，已經要求中國必須對國際貿易條件惡化狀況作出反應。而解決進口價格偏高問題，特別是抑制由於原油價格居高不下可能導致的成本推動型通脹，最好的手段就是對人民幣升值。
通過調整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從而讓人民幣對美元適度
升值的作法，不僅可以緩解進口價格升高產生的通脹壓力，還可以兌現對國際社會的承諾。其收穫不僅是經濟上的，也有政治上和戰略上的。
匯率調整問題，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性工作。中央政府的決策不僅考慮經濟後果，更要綜合地考慮政治因素，而中美關係則是決定匯率改革進度的核心因素之一。
在美國大選的緊要關頭，人民幣的適當升值無疑會對未來的中美關係產生積極的影響。
這是一個四兩撥千斤的手段。
如果央行對於月內是否加息還在猶豫不決，那麼讓人民幣升值，已經到了出手的時候了。
也許央行已經拿起了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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