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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手腕扭傷，記者前幾天去南京一家比較有名的大醫院就診。醫生隨便看了看：“沒問題，肌腱扭傷，貼幾貼膏藥，再吃些藥就好了。”言罷開出藥單，費用竟超過100元。記者心理嘀咕：既然沒問題，自己貼些膏藥，多休息休息也就恢復了，犯不着花這麼多錢吧？
其實，很多人可能都有這樣的經歷：平常看個感冒，這家醫院可能收你幾十元，那家醫院卻可能收你幾百元；做個手術，一家醫院可能是一兩千元，另一家醫院則可能是五六千元。
在尋醫問藥過程中，醫院的“短斤缺兩”該找誰？醫療消費能不能有一個“公平秤”，以便患者及家屬掂量掂量：這病看得該不該？這錢花得值不值？
特殊消費難定公平標準
儘管目前很多醫療界人士還不願將醫療過程等同於一般的消費過程，但越來越多的人正逐漸接受醫療是消費這一概念，最起碼是特殊的消費。
中國人民大學著名法學教授葉林認爲，我國《消法》在立法時沒有明確將醫療糾紛納入《消法》的調整範圍之內，但不能輕率地就此予以排斥。雖然正常的消費是積極的、主動的，而醫療除了保健醫療、美容醫療外，都是被動的，但不影響醫療被稱之爲消費。
南京醫科大學教授冷明祥和南京鼓樓醫院黨委書記何忠正也承認，醫療是消費，但不能等同於一般消費，而是一種特殊的消費。
冷明祥認爲，消費者購買某個產品或某項服務，利益受到侵害後(如買了假冒僞劣商品)，總能採取某種方法進行補救，並挽回一定程度的損失；但醫療不行，醫療行爲對患者和醫者來說，都是高風險的，健康和生命無論採取什麼措施都無法補救，因此醫療消費只能是一種特殊消費。
何忠正說，給這樣一個特殊消費設“公平秤”，談何容易？一般消費，對於商家和消費者來說，信息是相對稱的。商家爲了推銷某種商品，會通過各種渠道向消費者傳達，而消費者也有較成熟的消費心理，經常貨比三家，積累了好多消費經驗和信息。買不買？買什麼？買了短斤缺兩或假冒僞劣商品怎麼辦？消費者都有支配權和選擇權，但醫療卻做不到這一點，醫患之間的信息是明顯不對稱的。因爲患者就診前並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麼病，不知道該怎麼看，醫生會怎麼做，話語權完全在醫生一方。看病時醫生是權威，他說什麼就是什麼，他開什麼藥患者就得用什麼藥，患者處於完全被動的地位。
鼓樓醫院黨委辦公室主任王斯瑤也認爲，醫患間信息的主動權掌握在醫方，而不在患方，所以現在一直強調儘量減少這種信息不對稱帶來的落差。但這種信息實際上無法完全對稱，因爲醫療消費絕不是像買商品那樣簡單，每種商品有每種商品的規格和價格，但每個患者只是代表個體，不能用別人的標準來給他看病；每個醫生的診斷標準也不完全一樣，也會帶來收費和診治結果的差異。因此，很難用一個標準衡量
目前只能做到程序公平
何忠正說，所謂的公平，一種是程序公平，一種是事實公平。他解釋說，所謂程序公平，即指醫院的規章制度、收費標準、臨牀用藥等針對患者的就診程序是一視同仁的，是公平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醫療消費目前很多隻能做到程序公平，而無法做到就診事實公平。他舉了個例子：“一個素不相識的老農要做心臟換瓣手術，不知道通過什麼途徑找到了我，讓我幫他拿主意，到底是國內的瓣好還是國外的瓣好。我只能說，質量當然是國外的好，但要根據你自己的財力來考慮。”爲什麼醫院在用到任何貴重藥品或器材的時候，都要患者或家屬簽字？就是因爲不同的價錢享受不同的服務，患者必須簽字認可後，醫院纔會給他們使用相關的器材或藥品。
何忠正說，其實這就意味着不公平，因爲患者到醫院應該享受同等的醫療服務，但現在只能根據他們的經濟實力來衡量如何爲他們服務，而不同的服務其結果肯定是不一樣的。說白一點，就是給的錢多，享受的服務自然就好。這不是勢利，現實就是這樣，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如此。
此外，每家醫院的醫療水平、醫療技術是參差不齊的，即使能做到程序上的公平，患者在各家醫院享受的服務仍然是不同的，這也是事實上的不公平。不同的醫院，動用不同的設備和專家，設備的價值可以衡量，專家的價值卻很難衡量。因此，各家醫院的費用的確存在差異，不過很難用公平不公平來衡量。“我相信每家醫院對所有患者都是相對公平的，但沒有一家醫院能做到絕對公平。因爲在醫院，你不能說我花錢就能買到想要的健康，更不能說花了錢就必須要把人救活。這對患者不公平，對醫院來說更不公平。”
誰來評判公平與否
患者在抱怨不公平的同時，很多醫生也在爲自己抱不平。江蘇省中醫院骨傷科主任醫師蔡文輝說：“現在許多病人包括家屬都認爲醫務人員絕大多數是在收紅包拿回扣，造成亂收費亂開藥，將費用分攤到患者身上，其實這裏面有一個深層次的原因，實質上反映的是政策性問題。”
按理說，醫生作爲一方，病人作爲另一方，中間應該有一個第三方做協調，但現在作爲“公平秤”角色的第三方嚴重缺位。誰能勝任“公平秤”？誰來評判醫療消費公不公平？到底誰能公正維護醫患雙方的合法權益？
南京醫科大學教授冷明祥認爲，目前並沒有形成一個代表患者利益的機構和團體，患者只能代表個人，經常孤掌難鳴，一些正當利益往往無法得到保障。就說醫療事故吧，因爲醫院和醫院、醫生和醫生本身就結成了天然聯盟聯。一旦發生醫療事故，同行專家肯定偏向醫生或醫院，絕對不會把五分責任鑑定爲七分，而只會是三分甚至賴掉，因爲這代表己方利益。冷明祥說，這也是很多醫療事故處理過程中，患者寧可相信不懂醫的人民代表或法官，而不願相信精通醫術的醫療專家。再說政府一方，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醫院的利益，醫院聲譽的好壞，最後代表着政府的形象，且與政府的投資聯繫在一起，在維護醫院利益的時候，一定程度上也是維護自身的利益。這樣，政府-醫院-患者這三角關係明顯失衡，前兩者非常有力，而後者卻處於明顯的弱勢，這也是很多糾紛發生後，鬧醫院和告大夫成爲患者討要公平的首選，這是不得已而作出的選擇。
南京鼓樓醫院黨委書記何忠正說，我們也一直尋找一杆公平秤，不僅爲患者，也爲廣大醫務工作者。就說醫療事故鑑定，其實老百姓並不願意去鑑定，他們認爲醫療事故鑑定機構和醫院同穿一條褲子，不可能給他們公正的說法；他們也不願意通過法律途徑解決，認爲程序長，費用大，往往一個官司就是一年時間。因此，他們經常選擇直接到醫院。其實，協調是個有效途徑，關鍵是醫患雙方的矛盾誰來協調？衛生行政部門是管醫院的，但管不了患者，由他們來協調顯然不行。司法介入是個方法，但也很不現實，我曾經與法院溝通過，問他們能否用人民調解員的身份提前介入呢？法院說很困難，調解成功了還好，萬一調解失敗，法院也會成爲被告。
那麼，患者的希望究竟在哪裏？很多研究醫療的專家都認爲，一靠整個醫療過程的規範，二靠政府部門把管理權和經營權完全分離，要從對醫院負責轉變爲對患者負責，由管理型政府轉變爲服務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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