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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是專赴巴基斯坦採訪中國人質事件，10月13日，巴基斯坦駐華的新聞官賽義德·賈維德熱情而友好地幫我們在一天之內拿到簽證。
10月14日，沒有直飛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的飛機，最快的方式是由北京飛到南方港口卡拉奇，再由卡拉奇向北到伊斯蘭堡。
坦率地說，一直到登上去巴基斯坦的飛機、到達卡拉奇，並沒有感覺過多的興奮，直覺這是一個沒有懸念的故事——我們是中國人，爲什麼要拿我們作人質？以我們和巴基斯坦的這種“交情”，人質的釋放只是時間問題。在飛機上甚至樂觀地設想，當我們從卡拉奇飛到伊斯蘭堡機場時，沒準會碰到已被釋放的中國人質，我們就可以在機場直接採訪了。
近7個多小時的飛行之後，終於到達卡拉奇。從機場出來的中國人並不多，一隊行色匆匆、着裝正式的中國人於是格外顯眼。其中一位身着黑色夾克的中年人，邊走邊語速很快向旁邊人交待些什麼，“人質”、“高瑪贊”等字眼不時傳來。出於職業敏感，我們馬上猜出他們是外交部的官員，專程來此處理中國人質事件。我們的行程是一樣的——都在等待着兩個小時後轉乘PK308航班到伊斯蘭堡。
到達時正好是下午1點(北京時間下午4點)，等待行李的過程漫長而無聊。考慮下一段航程都要和這些外交部官員在一起，我們有大把的機會“纏”住他們，於是和他們保持在一段距離之外。忽然發現外交部一行人表情都變得很嚴峻，只聽穿黑夾克的官員(後來從巴基斯坦的報紙得知，他是專赴伊斯蘭堡的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劉健)急聲說“越快越好”，於是有人拿着一沓機票，飛奔而去。
在卡拉奇機場，我們也偶遇上海“東方衛視”的兩位記者，由此得知我們和他們是爲報道此事專程從國內趕來的僅有的兩家媒體。
但一時之間，我們都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沒幾分鐘，由國內漫遊過來的手機突然此起彼伏地響起來。“中國人質獲救了”、“兩名人質有一受傷”、“人質一人獲救、一人死亡”……由後方傳來的短信一個接一個，迅速更新着消息。最後的結果終於確定，一箇中國人質遇難……四個記者，全都錯愕地愣在那兒，一時無語。
我們是爲兩個中國人的生命而來，但還沒有到達目的地，一箇中國人的生命卻已結束，這的的確確是出發前沒有料到的一個結果，一下子覺得我們的採訪變得無比沉重。
從10月16日開始，巴基斯坦穆斯林進入齋月。到了伊斯蘭堡，見到我們的每個中國人都會提醒這一點。在一些公共場所，經常看到全身蒙着黑紗的婦女走過，只露出兩隻黑黝黝的眼睛，有些神祕，也有些隔膜。
“你穿這樣的衣服不合適。”儘管在來之前有所準備——我們都捨棄了裙子，穿上長衣長褲和略顯中性化的服裝，但還是被當地一位長駐伊斯蘭堡的中國人毫不客氣地批評了一頓，原因是有些緊身，雖然這在北京來說是再普通不過的服裝，“越不突出女性特徵就越合格！”他直截了當地說。
以往的經驗都不適用於這次巴基斯坦之行，尤其作爲女性，某些體驗顯得更特殊一些。到達的第二天去換錢時候，記者看到長椅上有空位，自然地坐了下來。但坐在旁邊的一個年紀稍大的當地人突然趕緊起身，帶我們來的中國人告訴我們，很多人仍秉持着不和女性接觸的觀念。那位老者可能就是這個觀念的“忠實實踐者”。
在伊斯蘭堡幾天採訪經歷，感覺巴基斯坦是完全的男性社會。在公共場所很難看到、偶爾在高級酒店可以看到幾個不矇頭巾的當地婦女。10月15日我們趕到機場想採訪搭乘中國包機離開的王恩德和王鵬妻子未果，出了機場，一下子感覺自己處於幾百隻眼睛的聚焦之下，多少有些不自在。一次坐車去採訪，車上坐着一老一少，坐在車首的年輕人看上去只有十七八歲，顯然他對我們無比好奇，起初是偷偷地看，後來乾脆扭過頭，直接看過來。
其實公允地說，這種目光更多的是好奇，在我們整個採訪過程中遇到的每一個巴基斯坦人都對我們熱情而友好，是未經商業社會侵蝕的一種樸素和真摯。
“對一些邊遠地區的巴基斯坦人來說，你不能用現代文明社會的價值觀來評價他們。”在伊斯蘭堡長期作研究的周戎說。他說，當年很多巴基斯坦人到阿富汗參加對前蘇聯的“聖戰”，他們在外兇殘無比，但在部落內部，是好青年、好丈夫。於是部落長老就保護他們，不管他們在外面做了多麼兇殘的事。“文明世界的價值體系對他們來說是無效的”。
從大的層面看，自從巴基斯坦站在支持美國反恐立場上，引起一些極端分子的忌恨，尤其是與阿富汗部族接壤的部族地區，頻頻滋事。也正是因爲巴基斯坦特別重視與中國的關係，所以中國人成了恐怖分子向政府施壓的砝碼。年輕的王鵬，他只想靠努力和勤奮，爲自己、愛人和將來的孩子贏來一個美好的生活，卻不幸地成爲與他無關的種種“大事件”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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