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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10月11日—12日，來自全國各地的20餘位國際問題專家，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就戰後中東問題進行討論。會議重點研究探討了伊拉克戰爭對國際社會的影響、中東地區的政治經濟發展、伊拉克戰後的中東局勢、中國的中東政策等問題。本報對討論會內容進行整理摘要後發表。
伊拉克戰後，中東成爲恐怖活動的中心
王京烈(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一年零六個月前，美國糾集其盟友繞過聯合國發動了對伊拉克的戰爭，推翻了薩達姆政權。最近，聯合國祕書長安南在再次評價這場戰爭時尖銳地指出，“美國領導的伊拉克戰爭是非法的，因爲它違反了聯合國憲章。”但是，一年多來，美軍1000多士兵在伊被打死，傷者近萬。而伊拉克人付出的代價更爲慘重，約有3萬人死亡，傷殘者更多。伊拉克已經成爲戰亂、恐怖的泥潭。這就是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後果。
趙偉明(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伊拉克戰爭不僅使伊拉克陷入恐怖泥潭，還促發了新一輪恐怖主義襲擊。中東已經成爲恐怖主義的重災區，國際恐怖主義的集結地。在這一地區已出現了一些業餘恐怖分子。他們不屬於任何組織，自籌資金，自帶裝備，利用業餘時間到伊拉克從事恐怖活動，專門襲擊美軍及其盟友，有人稱之爲“恐怖主義個體戶”。
另外，伊拉克戰爭不是消除而是進一步刺激和增強了中東國家發展核武器的願望。美國至今沒有找到伊拉克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於是中東許多國家認爲，正是由於美國確信伊拉克沒有核武器，纔敢對伊拉克動武。言下之意就是，如果薩達姆擁有核武器，美國未必敢動武。這使得這一地區變得更不安全。
潘光(上海社科院歐亞研究所):除了中東地區的恐怖活動，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國際反恐聯盟已經分裂，中東—中南亞—東南亞已經形成“恐怖高危”弧形地帶。一些以前不太出名的恐怖組織，如“穆罕默德軍”、“大東伊斯蘭解放陣線”，也紛紛登上中東恐怖活動的舞臺。在摩洛哥、沙特、土耳其、埃及、約旦等與美合作的伊斯蘭國家，都相繼發生了自殺性襲擊，大批無辜平民喪生。
在俄羅斯，車臣恐怖分子不斷製造血案。在烏茲別克斯坦，系列爆炸接連發生，數百人傷亡。巴基斯坦的恐怖組織將政府領導人作爲暗殺的目標；在印度，恐怖爆炸活動連續不斷，造成大量無辜平民喪生。在東南亞，一些與“基地”組織有密切聯繫的恐怖主義組織如伊斯蘭祈禱團、大馬聖戰組織、阿布沙耶夫組織等策劃了一系列恐怖攻擊行動。專家指出，“基地”組織在東南亞的主要代理人是伊斯蘭祈禱團，其活動範圍從泰國南部穿過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一直達到澳大利亞。
觀察家們還注意到，新一輪的恐怖襲擊開始將目標轉向無所不在而又難以防範的“軟性目標”，如銀行、教堂、學校、醫院、劇院、旅館、飯店乃至居民住宅，必然造成更大的破壞和傷亡。更令人擔憂的是：恐怖分子越來越多地採取高科技手段來製造恐怖事件，使人們更加難以防範，從而提高了恐怖行動的成功率，對恐怖分子產生了鼓勵效應。專家們認爲，恐怖分子越來越可能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製造這些武器的技術，因而生物、化學恐怖襲擊，核(放射性)恐怖襲擊和網絡恐怖襲擊將成爲今後恐怖活動的主要形式。
美國的中東政策，讓世界更不安全
肖憲(雲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9·11”事件過去3年了。美國在全球發動了反恐戰爭，但美國並沒有變得更安全，世界也沒有更穩定。相反，美國把許多國家拉入了“反恐”陣營，同時也把恐怖威脅轉嫁給了其它許多國家。可以說，布什在阿富汗、伊拉克捅了馬蜂窩，但現在需要全世界來一起承擔後果。
美國將它與伊斯蘭國家的全面衝突，簡單地歸結爲“反恐”，認爲恐怖主義的根源就是伊斯蘭極端勢力“仇美”，而不是從美國本身去尋找原因，更不願意考慮從改變不平等的世界政治和經濟秩序、消除貧富差距、公正合理地解決地區衝突等深層次問題上來消除衝突的根源。美國又在反恐中大搞實用主義和雙重標準，以反恐劃線，搞反恐擴大化；它無視聯合國，實行單邊主義，盲目迷信武力，濫用軍事手段，在沒有掌握證據的情況下隨意確定打擊對象。因此，“反恐”並沒有取得真正的效果，反而出現了“越反越恐”的局面。連聯合國祕書長安南都認爲，全球的危險“不僅源於恐怖主義，而且源於反恐戰爭的方式”，認爲“國際恐怖主義和反恐戰爭均有推翻行爲準則和人權標準的潛在可能，而且還會擴大文化、宗教和種族隔閡”。
楊福昌(中國中東學會)：美國攻打伊拉克後，伊斯蘭世界的反美、仇美情緒大大上升。目前活躍在伊拉克的反美武裝，人員參與面廣、打擊目標集中、活動環境隱蔽、人員不斷擴充。從目前來看，只要美國其他外國軍隊在伊拉克一天，這種佔領與反佔領的鬥爭就會持續一天。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安全形勢變得更加嚴峻。
安維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不能否認，美國與伊斯蘭世界關係的疏遠與緊張，其中確有“文明衝突”的因素。同樣是“基督教文化圈”，同樣是“西方文化”，爲什麼美國同中東國家關係緊張，而同“圈”內其它國家卻不這樣，很值得深思。美國同伊斯蘭世界關係緊張的原因，主要應當從雙方的政治經濟關係中尋找，特別是要從美國對伊斯蘭世界的相關政策中尋找，而不應從雙方文明關係史中尋找。
今年年初，在卡塔爾多哈舉行了美國與伊斯蘭世界關係研討會。與會學者普遍認爲，美國與伊斯蘭世界關係緊張，緣於兩個因素：一是美國對以色列的偏袒；二是在蘇聯解體後，美國的一些政客們想當然地把伊斯蘭當成替代的敵人。阿拉伯—美國協會負責人詹姆斯·佐格比說：“阿拉伯人爲什麼仇恨我們，是因爲我們的政策太愚蠢。”由此可見，認爲問題出在美國對伊斯蘭世界的政策，已成爲許多人的共識。
楊言洪(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區域國別研究所):實際上，基於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兩種宗教文化背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任何大動作，都容易使人聯想到歷史上發生過多次的“宗教文化戰爭”，而宗教文化之間的戰爭從來沒有勝利者。即使美國能夠通過政治打壓、軍事威懾等手段改變阿拉伯國家的政體和領導人，也無法永遠根除伊斯蘭文化在這一地區的深遠影響。發生在巴勒斯坦和戰後伊拉克的情況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中東國家未來處境不樂觀
楊魯萍(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目前，中東國家都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的實際處境，被美國列爲黑名單的國家尤其如此。伊拉克戰爭後，美國以反恐、覈查、人權等各種理由加緊對中東國家各個擊破，控制中東意圖明確，手段也很硬。在反恐和民主問題上對也門、沙特和埃及等其他中東國家一再施壓，使很多政權直面美國的政治強壓和武力威脅。在戰爭硝煙未盡和中東形勢動盪不定之際，布什政府推出了“大中東民主計劃”，這無異於向所有中東國家發出警示信號，公然迫使它們按照美國的中東戰略部署行事。
王林聰(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近年來，政治改革和政治開放已是阿拉伯國家現實生活中的重要議題，並且在具體實踐中取得了進展，民主化的步伐有所加快。這些變化集中表現爲：在對待民主的態度上，許多阿拉伯國家的執政者開始對民主予以肯定，把穩定、發展和民主作爲政治運行的目標。在政治治理方式上，許多國家的政權依託逐步由軍人向政黨轉變，議會、政黨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增強。在參政方面，議會選舉成爲政治生活中較爲的普遍現象。社會的開放程度、自由程度有了改善。
當然，阿拉伯國家不可能短期內形成較大的民主化潮流。一方面，阿拉伯國家政治發展問題的解決是一個艱難過程。另一方面，西方大國有求於阿拉伯國家，尤其是產油國。西方國家對該地區現政權施加的壓力，不是無止境的。現在，伊拉克局勢惡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牽制了大國的行爲。與此同時，民主本身存在着風險。阿拉伯國家的民主模式不可能照搬西方，而要兼顧國情、區情，兼顧穩定和發展。
楊光(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除了民主化改造前途不容樂觀，從經濟發展上來看，中東正在成爲經濟全球化的落伍者。中東經濟發展在20世紀70-80年代，曾經出現過輝煌，並且絕大多數國家都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與非洲和拉美國家相比，總體上債務問題和貧困問題也沒有那麼突出。
但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中東不僅沒有通過融入全球化大潮尋求發展機遇，反而與世界經濟的聯繫漸行漸遠。2001年整個中東北非地區在世界貿易總額中的比重已經下降到2.6%。該地區也是全世界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最少的地區之一。1999年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僅有12億美元，甚至還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1/5。直到90年代中期，該地區國家還沒有直接參加世界主要經濟集團。這些數據表明，在國際發展環境發生鉅變以後，中東北非地區經濟總體上不僅沒有成爲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反而被邊緣化了。中東非洲地區已經成爲經濟全球化的落伍者。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一些有利於該地區經濟發展的歷史性機遇正在出現，該地區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踏上經濟調整的軌道。第一，石油收入趨於增加。第二，人口增長速度開始下降。第三，美歐爭奪帶來南北合作的新機遇。對於中東北非國家而言，歐盟和美國對該地區市場的重視，能夠帶來更多的歐洲援助和直接進入美國市場的利益，蘊含着通過加強與主要發達國家的合作獲得經濟發展的新機遇。
美國已經很難在中東獨往獨來，我行我素
唐寶才(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伊拉克戰後，雖然美國還想在伊拉克獨來獨往、我行我素，但經過2004年上半年與世界幾個大國的角力，已感到力不從心，只能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做出退讓。比如，5月26日，中國針對美英有關伊拉克問題決議草案提出非正式文件，明確提出2005年1月伊舉行新政府選舉時，美英聯軍就應撤離伊拉克，且這個期限只有經安理會和伊政府同意後才能更改。法德俄三國對中國這一非正式文件中的主要內容表示支持。雖然6月8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第1546號決議與中國在非正式文件中提到的上述二點有一定差距，但比美英於5月24日提出的決議草案內容有了相當大的進展。
可以預見，法、德、俄、中國等幾大國將在伊拉克政治重建、經濟重建等方面合作，以維護安理會有關決議的執行和這些國家在伊的利益。
李榮(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伊拉克戰爭的爆發不僅沒有使“一超”與“多強”的競爭畫上句號，反而將這種競爭推向新階段。以伊拉克爲中心的中東地區確已成爲“一超”與“多強”角力的主戰場。伊拉克戰後重建的長期性和複雜性、中東長期是反恐主戰場的預期，決定了未來數年美對外政策重點難以離開中東。中東將長期成爲美外交政策重點。伊拉克戰爭後，美國正式推出了民主改造中東的宏大戰略，宣稱不惜花費20-30年的時間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美政策調整底線是建立美國主導、大國隨從和小國跟進的合作機制，確保美的絕對領導地位。
沈驥如(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面對大國在中東的角力，中國在中東問題上則應該堅持適度參與的原則。一個大國，對重大國際事件只講原則沒有行動是說不過去的。但是，我國參與中東事務必須“適度”，這是由我國的國力、外交經驗和“保持距離”的方針所決定的。當然，對於美國在中東事務上對中國的排斥，包括在石油開發問題上對中國的排斥，我國應該進行必要的抗爭，但也應該是“適度”的。應該是在照常與海灣國家協商合作開發當地石油的同時，積極尋找其他油源和石油合作伙伴，從根本上擺脫對傳統礦石能源的依賴，走在世界能源革命的前列，讓中國更加充滿希望、朝氣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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