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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解”導致“委屈”？
很多日本人對中國近來所表現出來的所謂“反日感情”感到“遺憾”。不過，這種遺憾最終又透露出兩種情緒：憂慮與不耐。
大學講師飯塚敏夫屬於前者。他參觀過731部隊遺址，在東京參加了反對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的抗議，他每年都會在課堂上向日本學生們講過去日軍的殘酷行爲。然而，他也有不解。“從1972年中日兩國恢復邦交以來，日本歷代首相和天皇已經謝罪了21次，爲什麼中國人民卻堅持認爲‘日本從來沒有道歉’呢？”
對此，飯塚先生覺得中國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誤解”，也讓日本感到“委屈”。他認爲，中國民衆目前比較廣泛的反日情緒，是因爲中國人不瞭解有關謝罪、賠償、教科書以及現代日本社會的情況。他希望介紹幾個“事實”，以“緩和”雙方的情緒。
飯塚所說的“謝罪”，指的是通過日本官方正式文件、首相談話等方式，向中國方面表達的對侵略戰爭的認識和態度。日本的確多次向中國表示過歉意。
官方正式文件主要有：————《中日聯合聲明》(1972年9月29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中日建立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1998年11月26日)：日本“痛感由於過去對中國的侵略過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和損害的責任，對此表示深刻反省”。
首相正式談話主要有：————《日本內閣總理大臣談話》(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我國……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爲了避免未來有錯誤，我就謙虛地對待毫無疑問的這一歷史事實，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同一天，村山首相書面答覆《人民日報》採訪時寫到：“在戰後50週年之際，痛切反省由於我國的殖民統治和侵略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巨大損害和痛苦，在此表示衷心的道歉。”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就日本侵華明確表示道歉。
————2001年10月8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參觀位於盧溝橋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之後發表談話稱：“今天我有機會參觀了這個紀念館，再一次痛感到戰爭之悲慘。我對遭受侵略而犧牲的中國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懷着這種心情觀看了這裏的許多展覽。”
日本官方就戰爭問題的類似表態還有一些。但大多數中國人顯然沒有滿足於此。這又是爲什麼呢？
書面道歉又如何？
有這樣一種猜測：日本曾經向韓國“書面謝罪”，而對中國卻沒有這麼做，所以中國人感到不滿。那麼，韓國人對日本的“書面謝罪”是不是欣然接受了呢？
“書面謝罪”指的是1998年10月8日，日本首相小淵惠三與韓國總統金大中共同簽署的《日韓夥伴關係聯合宣言》。當時，小淵首相表示“謙虛接受”日本曾在朝鮮半島實行殖民統治的“歷史事實”，並對由此給韓國人民帶來的損害和苦痛表示“痛切的反省”和“衷心的道歉”。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其態度並沒有超出1995年村山首相的談話，但與同級別的《中日夥伴關係聯合宣言》中的措辭相比，在程度上有明顯的不同。
兩國當時對這個宣言的評價頗高。小淵認爲宣言在政府層次上對歷史認識作了“一個了結”。金大中表示，他將“負責”不讓韓國政府再提歷史問題。日本輿論更認定它“拉開了日韓新時代的序幕”，使“日韓關係迎來了轉折點”。
但事實證明，即使有了這個“書面謝罪”，在“慰安婦”、教科書、竹島等問題上韓日兩國仍然齟齬不斷。2001年的日本教科書問題引發韓國持續不斷的抗議浪潮。同樣是金大中總統在國務會議中也表示，只有當日本對歷史有明確認識，並建立絕對不再重演的信心時，“我們之間纔會有饒恕，纔會成爲真正的朋友”。他甚至說：“每當我想到多年來我一直努力與日本建立的友好關係現在可能付諸流水時，我實在感到難以置信。”
可見，“行勝於言”是任何受害者接受“痛切反省”的條件。事實上，中日自建交以來兩國關係有好有壞，然而壞的時候，往往與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右翼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或出現篡改教科書等問題有關。然而，直到今天這些行爲仍在延續，小泉首相甚至還寄希望參拜靖國神社能夠得到亞洲鄰國的理解。在鄰國看來，這些言行令日本對中國的21次表態顯得相當空洞。從來沒有真誠謝罪，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
中國人究竟要什麼？
據兩國有關機構調查，大約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感情迅速降溫，相互反感逐漸成爲兩國許多媒體憂心忡忡的話題。與此同時，“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很少有人再提起，1980年代中日民衆之間的“蜜月”期，早已成爲明日黃花。
據瞭解，的確有不少日本人對中國要求日本“謝罪”感到厭煩，產生牴觸情緒。2000年3月20日，日本電視節目主持人在節目中對中國駐日大使說，“日本人對華感情惡化的主要原因是中方不斷提出的謝罪要求”。
那麼，中國是得理不饒人嗎？事實上，中國人至今仍不會認爲要求日本道歉有什麼過分，相信甚至作過嚴肅思考的日本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是否定的。
1997年，因參拜靖國神社而受到抨擊的日本前首相橋本龍太郎曾在演說中表示，對日本人民來說，繼續走和平國家的道路的決心是不證自明的。……我們必須堅持不懈地努力，使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不再有理由懷疑我們。
然而，政治領導人至今也沒有給出讓亞洲國家不再懷疑的方案，倒是普通的日本國民發現了癥結所在。
掛川惠美子，曾是華東師大法政學院政治行政管理國際關係研究生。2002年，她根據自己的碩士論文，撰寫了《日本人怎麼看中日感情》一文。
她認爲，中日最近幾年來的摩擦以及日本與中國國民的感情變化，有着多年的積澱。問題的根本在於日本人對二次大戰認識模糊。
“以‘道歉問題’爲例，日本人總覺得已經多次向中國道歉了，但是由於在日本還有一部分政治觀點十分保守的右翼，他們總是從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出發，發表拒絕認錯的觀點，並常常發表一些挑釁性言行。……(這樣的報道多了，)使得中國人懷疑日本政府的真正態度。……因此中國多次希望日本政府表明謝罪的立場，這就使日本國內產生厭煩的感覺。”
“日本應該反省一下自己對歷史問題的看法是否存在問題。發動侵略戰爭的是日本，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國人民，認不清這一事實，就不可能消除中日之間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差異”。
“日本的政治家要想保持中日友好，與其把力氣花在搞外交上，不如努力在國內創造一種正視歷史的氣氛。”
掛川惠美子總結說：“清算過去錯誤的最有效辦法是表達自己的真誠反思，寬恕的感情只能來自於徹底的反省。”
一位生活在日本的中國人，也介紹了他自己準備採取的行動：首先，他要告訴日本人，因日本的侵略而遭受莫大損害的中國人要求從日本得到明確的道歉是情理之中的，親人遭日軍殺害的中國人要求得到賠償是理所當然的。其次，他也要告訴中國人，大多數的日本人是善良的，更有不少日本人與否認侵略的人作勇敢的鬥爭。
他說：“我的觀點是，中國人同日本人在一起時，不要客氣，問一下對戰爭是怎麼看的。”
他解釋說，出於禮貌而不問，不能交到真心朋友。雖然不能保證能從所有的日本人那裏得到滿意的回答，但我相信大多數情況下是能夠得到滿意的回答的。他認爲，中國人對能夠溝通心靈的人的友誼是很珍視的。
日本青年海外協力隊隊員佐藤英樹回憶自己在中國的歲月時說：“最快樂的時候是被朋友邀請到他們家去吃飯。雖然他們都用當地的方言交談我聽不太懂，但是那種和睦的氣氛，一家人在電燈泡下圍着一隻火爐吃飯的情景，總有一種令人懷念、溫馨的感覺。”
一位日本問題專家指出，在探究歷史問題時，需要把日本政府與日本人民區分開來，發動侵華戰爭是日本的國家行爲，其戰爭責任應由日本政府來承擔，日本人民終究也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儘管這與中國人民被侵略所遭受的苦難有很大的區別。同時，反省必須出於真誠，體現爲言行一致。如果一邊說着“深刻反省”，一邊又去參拜戰犯、篡改歷史、否認南京大屠殺；一邊說和平不再戰，一邊又以世界第二的軍事開支的規模發展軍備，甚至企圖插手臺海問題，這能說是真正的反省與道歉嗎？歷史證明，中國人民是寬宏大量的，是以德報怨的，否則就不能解釋戰後中國政府主動放棄戰爭賠償要求的行爲，也無法解釋那些撫養大量日本遺孤的中國民衆。中國人民需要的是言行如一的表示歉意，僅此而已。所謂歷史的徹底清算，既是簽署宣言、發表聲明等象徵性的行動，更是一個長期的認知和實踐過程。
超越道歉的思考
雖然歷史問題看上去是中日民衆之間最突出的問題，但它並不是中國人對日本的惟一看法。
衆所周知，在更長久的歷史時期，日本一直是中國的“勤勉的學生”；也沒有人否認，近百年來，東渡扶桑，探究興亡之道的中國人也爲數衆多。
“我覺得，在警惕日本社會右傾化、抨擊某些行爲的時候，”《北京青年報》朱鷹說，“不要忘了敞開胸懷去學習他們先進的地方。”
據這位記者說，最近日本新地震發生後，日本人在6分鐘之內成立了救災小組，20分鐘後，直升飛機就盤旋在災區上空。“這些當然值得學習，我們得好好向人家學習。”
許多在中日之間往返的中國人，也常常提起每當到了東京成田機場，就感覺到自己回到了秩序當中。
30歲以上的中國人還清楚地記得日本電影《追捕》給他們的“衝擊”。有人在博客網站寫文章回憶說，影片一開始，是東京新宿鬧市區的夜景，給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雖然時過境遷，今天的新宿同上海陸家嘴相比，已經顯得又矮又寒酸了，但必須承認，日本至今仍全面領先於中國，中國當然要繼續向日本學習。另一方面，沒有理由不堅持我們在歷史問題上的立場，能否在歷史問題上有深刻反省和明確認識，無論對於中日友好、還是中國的和平發展都有益處。這兩者並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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