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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心理中的兩個因素，在影響着中國的外交決策——幾千年來中國作爲一個“中央帝國”的優越感和近代史上中國被西方列強瓜分和欺侮的百年屈辱
作爲中國人，我們都知道這樣一個事實：中國人絕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領土主權，不會允許中國的任何一個部分獨立。這一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是天經地義的立場，卻常常引起許多美國人的困惑，他們不理解中國爲什麼會在領土問題上持這樣僵硬的立場，爲什麼會對任何涉及主權的問題都十分敏感。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普通美國人常常有一個誤解，即：在他們的國家中有充分的民族自決權利。一位在波士頓任教的美國教授幾年前曾對筆者說，“中國爲什麼不允許臺灣獨立？如果我們的夏威夷在公民投票中有大多數人要求獨立的話，我們一定會讓它獨立的。”但事實是，歷史上美國違背夏威夷土著居民的意志強行佔領了夏威夷，並把它變爲美國的一個州，而且從那時以來，沒有給過當地居民表達自己願望的機會。
美國人也常常忘記，美國憲法並沒有給予各州獨立的權利。1861年，美國南方11個州因奴隸制問題宣佈脫離聯邦。正是由於堅決反對南方諸州的這一行動，美國23個北方州纔在林肯總統的領導下鎮壓了南方的反叛，打贏了南北戰爭，恢復了聯邦的統一。當美國人回憶起這段歷史時(常常是在別人的提醒下)，他們不得不承認，“不錯，我們要求別人做到的事情(指給予自決權)，我們自己常常做不到。”
實際上，要想理解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立場，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要了解這個國家的民族心理和思維方式。同理，美國人要想理解中國的外交立場，就必須瞭解中國人的民族心理和思維方式。在過去的幾百年中，無論是從主觀還是從客觀上講，美國都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所幸的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在這方面做了開拓性的工作，例如邁克爾·亨特在其1984年發表的文章中就告誡美國人，無論是好是壞，中美之間被鎖定在一種複雜的關係中。與美國不同，中國是一個其歷史對於它來說非常重要的民族。然而，對於中國的歷史和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美國人是完全陌生的。這就增加了美國人理解中國外交政策的難度。
亨特特別強調，中華民族心理中的兩個因素，在影響着中國的外交決策幾千年來中國作爲一個“中央帝國”的優越感和近代史上中國被西方列強瓜分和欺侮的百年屈辱。這是兩種形成鮮明對比的民族心理體驗。的確，只有瞭解了這兩點，才能透徹地領悟中國的民族心理和思維方式，纔可能理解爲什麼鄧小平會在處理香港迴歸的問題上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斬釘截鐵地說：“在主權的問題上沒有迴旋的餘地”，爲什麼那樣熱切渴望富裕生活的普通中國百姓會不惜以犧牲經濟發展爲代價來反對臺灣的獨立。
邁克爾·斯溫和阿什利·特利斯在他們合著的《對中國大戰略的詮釋》一書中用另一種方式提出了中國外交所關注的問題。他說，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中國人始終有兩個安全方面的關注內亂和外患。內亂常常被看作是一個安全問題，這是因爲內亂會削弱中國防衛能力，從而招致外國的操縱和侵略。由於此，中國在考慮安全問題和相應的戰略時，傳統上把維持國內秩序和繁榮作爲優先考慮，而且自鴉片戰爭以來，它對於來自外部的對主權和安全的威脅非常敏感。
事實上，中國的民族心理和思維方式對中國外交決策的影響，包括對臺灣問題上立場的影響，不僅已經爲許多美國中國通所認識到，而且也通過他們和他們的論著得到許多美國政治家的重視。這些美國政治家因此明白，當中國領導人說，中國將不惜一切代價來維護祖國統一時，他們是認真的。
不過，作爲中國人，我們同樣不應忽略，中國的這份“歷史遺產”可能會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會刺激中國人奮發圖強，使中國易於同情在國際關係中處於不利地位的發展中國家，在許多方面同它們保持一致立場，成爲維護國際公正的一支力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使中國人難以擺脫在近代史上形成的“受屈辱”心理，從而易於對國際上的一些雙邊和多邊問題做出不適當的反應。
已經有美國人注意到，中國人正在逐步克服這種心理，努力做一個對地區穩定和繁榮負責任的大國，而且，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它在這方面的努力得到了東南亞地區各國的承認。美國《華盛頓郵報》2003年11月的一篇題爲《中國改善形象，在亞洲對美國構成挑戰》的文章指出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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