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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在解決民族問題方面，面臨着世界上任何政黨從未經歷過的考驗
10月21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體學習鎖定民族關係。以“我國民族關係史上的幾個問題”等爲主線，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楊聖敏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所長郝時遠研究員，爲中央政治局委員做了講解。
主攻西部地區特別是新疆民族問題研究的楊聖敏教授，講解了中國歷史上自商周以來民族關係發展的概況，以及歷屆王朝政權處理民族關係的特點、經驗和失誤。郝時遠所長則講解了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民族工作的歷史經驗，並談及了對未來民族工作發展的展望和建議。
中央高度重視民族問題
與以往的歷次集體學習類似，整個講解共約90分鐘，其後是20分鐘的討論。兩位主講學者介紹說，中央領導的提問涉及西藏、新疆的民族問題，臺灣的少數民族問題，也包括國內22個人口少於10萬人的小民族的發展。
兩位學者此前也曾給中央高層做過相關講解。郝時遠表示，中央領導聽課非常認真，仔細審讀文稿並勾劃重點。討論結束後，胡錦濤總書記表示講得很好，“很受啓發”。
在擁有56個民族的中國，總人口超過1億、佔全國人口8.4%的55個少數民族，分佈在64%的國土面積上。“這在世界多民族國家中絕無僅有。中國共產黨在解決民族問題方面，面臨着世界上任何政黨從未經歷過的考驗。”郝時遠所長對《瞭望東方週刊》說。
幾個月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頒佈20週年紀念活動在全國舉行，到2003年底，全國155個民族自治地方共制訂相關條例580多項。5月下旬，中國政府發表白皮書，專門介紹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實施情況。
據悉，統戰部和國家民委正在組織調研，鼓勵少數民族地區黨委、政府對進一步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法提出可行性建議。專家分析，推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新一屆中央政府，有望提出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新政策。
1992年中央第一次召開民族工作會議，1996年決定實行經濟發達地區對口幫助民族地區;1999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配合同年提出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對民族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了部署。此後一系列涉及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財政、環保、教育的重要政策紛紛出爐。
去年9月，國家民委主任李德洙表示，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將每5年召開一次。
專家表示,民族問題在中國的諸多問題中極爲重要。中央高層的種種舉措顯示,中央關注少數民族的切身利益,也關注與民族問題密切相關的國家統一、領土完整。
統一是中華民族的主線
長期研究民族關係史的楊聖敏教授，着重梳理了中國民族關係的歷史線索，他說，統一是貫穿其中的主線。
楊教授介紹說，中國封建社會中的一些開明的統治者已懂得實行民族懷柔政策，儘量不干涉少數民族內部事務，加強與少數民族上層統治者的交流，帶來了安定和諧的局面，領土統一範圍擴大。
“清代尊重藏族、蒙古族的宗教，所謂‘明修長城清修廟’，清代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安撫，幫助了其政權長久綿延。”楊聖敏說。
而如果對少數民族干涉多、欺壓多，就會激化民族矛盾，造成國家動亂、分裂。少數民族也意識到，進行民族分裂、割據和隔絕，對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不利。而各民族長期相互依存的經濟關係，也不斷強化着相互的交往和認同。
“歷代王朝基本上都能總結出這一經驗,因此都極力維護疆域統一,即便是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也都認爲中國是一個統一國家,不能分裂。”楊聖敏這樣分析中國兩千多年得以維持統一的國家形態的原因。
楊教授告訴《瞭望東方週刊》,中國的長期統一和各民族的內聚趨勢，也源自中國天然形成的內向型地理環境。“中國雖然多次分裂,但最終總能歸於統一,而且每次統一的版圖都大體相似，這個結果與地理環境的特點有密切關聯。”
楊聖敏強調了中華文化的凝聚力問題。他說,中國和美國、澳大利亞這些移民國家不同,多民族幾千年生活在一起，在文化上不斷相互滲透、融合,形成了強大的民族內聚力。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下,共同的民族認同感更強,民族國家意識很快形成。
“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幾千年歷史中,統一始終是一個主要趨勢。中國也曾多次分裂爲很多地方和民族政權，但在幾千年中,統一的時間遠超過分裂的時間,統一始終是歷史的主流。”楊教授說。
中國民族關係在世界上是最好的
談到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中國民族關係的發展，郝時遠所長認爲，民族問題的處理始終與國家的核心方針、發展大勢相吻合，其中有獨特的經驗，也有挫折和教訓。
他分析說，上世紀50年代，民族工作全面啓動，推行民族區域自治，着眼新舊政治、社會制度的轉變，打下了紮實基礎。黨在解決民族問題方面探索出自己的道路，不實行國外的聯邦制、民族自治共和國，而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
“圍繞這一制度，中國還建立起關係少數民族切身利益和民族特性的文化、語言、宗教等的政策體系，相當完備，保障了少數民族的平等權益。”他說。
“文革”期間，民族工作受到嚴重干擾和破壞，是挫折期。1978年後，民族工作隨着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突出了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共享改革開放成果的主題。
郝時遠說，中國的民族關係雖然經歷過“文革”的破壞和蘇東劇變的衝擊，但在世界民族國家中仍是狀況最好的。“‘東突’、‘藏獨’等都不是民族關係的主流，整個國家民族關係的主流是沒有大的民族糾紛、民族對立。”
他進一步分析說，各民族之間也有摩擦和矛盾，但這不意味着民族間的對立，而是在經濟和文化交往中難以避免的摩擦和矛盾。改革開放後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是因爲地區間、民族間交往更密切、利益關係更緊密。
新一屆中央政府對民族問題的高度重視使楊聖敏教授感觸很深。他曾參與“中國22個10萬人口以下小民族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研究”課題，並寫出詳細報告。“國務院對這個報告很重視，特別撥款幾十億元，扶持這些民族地區的建設。”
國家社科基金、國家民委每年支持的民族問題研究項目很多。項目內容既有學者申請，也有政府委託，針對性很強。目前楊聖敏承擔着“西部開發與民族關係”、“新疆的民族關係”等課題。“新疆的民族關係遠比外界的印象要好，我在當地做過一份2000人的問卷調查，89%的人認爲新疆治安環境好，表示滿意。”
關注未來民族關係發展
1990年，全國省級行政單位中只有北京存在56個民族成分；而到2000年，11個省市有56個民族成分，17個省市有55個民族成分。
“多民族的散雜居，是城市化、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現在纔是剛剛開始。”郝時遠說，未來族際交流、地區交流會更廣泛、普遍和密切，語言、文化、信仰、就業、利益等方面都可能遇到新情況。“判斷民族關係狀況不能簡單看矛盾有多少，這種狀況下的民族關係其實是更加良性和密切的。”
對於未來中國民族關係的發展，郝時遠提出建議:對少數民族採取更加優惠的政策，防止地區差距繼續擴大。同時，加大少數民族科技、教育、文化等人才培養，“以前政治幹部培養多，現在需要更多的專業技術人員”。
另外，要加強民族知識、民族政策的普及教育，要扶持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宗教以及其他與少數民族發展相關的學科研究，以便爲中央決策提供智力支持。
郝時遠所長曾多年研究國外民族問題，他認爲，前蘇聯和南斯拉夫在處理民族問題方面的教訓足資借鑑。“前南斯拉夫政府盲目、無度地分權，助長了民族分裂勢力；前蘇聯高度中央集權，搞大國沙文主義，這警示我們，在處理中央和地方關係時，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都要反對。”
目前着重研究臺灣少數民族與“臺獨”問題的郝時遠告訴《瞭望東方週刊》，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臺獨”勢力藉助臺灣少數民族“原住民”申張權利、發展文化經濟要求，極力在國際空間上尋求“突破”，並且企圖在人類學、語言學等方面爲“臺獨”尋找依據。這些現象都值得關注和警惕。
胡錦濤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講話。他指出，民族問題始終是關係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都要堅持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深入學習黨的民族政策，學習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和宗教學等有關民族問題的知識，不斷豐富自己爲做好民族工作所需要的各方面知識。
他強調，要進一步認識和把握新的歷史條件下民族問題發展變化的特點和規律，創新民族工作的思路和方法，不斷提高駕馭和解決民族問題的能力。特別是要加強對那些前瞻性、戰略性重大問題的研究，牢牢掌握工作主動權。
胡錦濤指出，本世紀頭20年，是中國改革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是促進中國各民族共同繁榮進步的關鍵時期。必須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的主題，努力把民族工作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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