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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七年前，我擔任了張女士的重要著作《南京大屠殺》的主要譯者和校譯，這本書在1998年4月由東方出版社出版。由於這是一部極爲嚴肅的著作，曾震驚美國和整個世界，也引起某些日本人士無端質疑和粗暴指責，我與其他幾位譯者和責任編輯都是懷着一種肅穆、認真的心態展開着各自的工作，同時，認真查閱國內能夠蒐集到的所有資料來一一覈對有關的重要歷史史實和數字。經過這樣一個過程，這個當時只有20多歲的年輕女作家高度的學術素養和正義精神，讓作爲同齡人的我一直心存敬意，而作爲九尺華夏男兒，更有一種濃重得散不開的愧疚。毫不過分地說，這樣的心情對我的影響是持續的，也幫助校正了我此後的學術和人生道路。
無論離去的原因究竟是什麼，純如畢竟已經離開了。雖然我心裏仍有許多的疑問，作爲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應該有超乎常人的意志。作爲一個關注人類命運的作家，不會把自己的生命託付給自己最唾棄的武器。
我們在這本書的譯後記中說了這樣的話：“本書編者和譯者對作爲華裔美國人的張純如女士所表現出的強烈的正義感、嚴肅的職業責任心和華夏子孫的民族親情表示欽佩。廣大讀者讀過此書，當會人同此心，與我們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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