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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國家農業部的一個會議靜悄悄地結束。官方沒有公佈會議內容，與會者也三緘其口。但股民作出了強烈的反應。第二天，一支名爲“豐樂種業”的股票漲停。“有人要發財了。”一位業內人士說。刺激股民的，是這樣一個強烈的信息：“中國將成爲世界上第一個商業化種植轉基因水稻的國家。”而“豐樂種業”，被有些股民稱爲“中國轉基因水稻第一股”。
中國是否能在近期商業化種植轉基因水稻，這個會議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會上，組成“國家農業轉基因安全委員會”的50餘位科學家和農業部的官員，就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進行了討論。
這項決定如果近期獲得農業部的批准，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大米生產和消費國將成爲世界上第一個商業種植轉基因水稻的國家。
1999年，中國進行了轉基因棉花的商業化種植之後，沒有再批准任何一種轉基因作物進入商業種植。現在，很多科學家相信，中國的謹慎態度有所改變。這個會議，可能成爲中國是否種植轉基因水稻的轉折點。
如果得到批准，那意味着，很多中國人以後吃的將是轉基因大米，而不是傳統大米，這在世界上還是第一次。
“世界將爲之震動。”一位長期關注轉基因作物的人士說。據本報得到的獨家消息，在會上，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研究所賈士榮研究員的抗白葉枯病轉基因水稻，與其他幾種轉基因水稻相比，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現在，會議結果已上報農業部。
正在此時，全球最大的環保組織之一“綠色和平”向本報獨家透露，有些轉基因科學家將科學研究和私利混雜在一起，如果轉基因水稻進行商業化生產，獲得巨大利益的不是他們所宣稱的“國家”和“農民”，而是這些科學家本人。
有無健康風險：一個愚蠢的問題？
不久前，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專家起草的建議，交到國務院領導手中。這些專家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張啓發，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黃季。張啓發是轉基因科學家，這次北京會議，就討論了他的一個轉基因水稻品種。而黃季最近幾年一直大力呼籲進行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種植。
這個名爲《我國轉基因作物研究和產業化發展策略的建議》的報告認爲，轉基因水稻已經完成了商品化生產所需的各種安全評價程序和實驗環節，未發現存在安全性風險，具備了區域性商品化生產的條件，應迅速批准商品化生產。
而12月1日，在北京，“綠色和平”針鋒相對地公佈了一份報告，名爲《中國轉基因水稻對健康和環境的風險》。這份報告由“綠色和平”在英國的兩位科學顧問蘇·邁耶博士和珍妮·考特博士完成。
報告認爲，在轉基因食品安全評估中，以下問題還沒解決：轉基因會不會帶來對人體的損害？轉基因會不會導致基因產物中出現有毒或致敏物質？而對環境和農業經濟方面，該報告認爲，將會出現令人頭疼的雜草稻、野生稻遺傳資源遭受轉基因的污染等負面影響。
施鵬翔是“綠色和平”在中國的項目官員，幾年來，他一直呼籲公衆對轉基因食品採取更加謹慎的態度。他向那些轉基因科學家發問：“你們說轉基因食品是安全的，那麼，在你們的實驗中，讓老鼠吃3個月無害，能說明讓人吃50年也無害嗎？”
轉基因科學家賈士榮回答：“列寧說過，一個愚蠢的人提的問題，100個聰明人也回答不了。”
賈士榮是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所研究員，他的一個轉基因水稻正在參與商業化種植申請。他反駁說：“我想請教那些反對者，他如何回答幾十年以後的事情？科學在現有的水平上認爲是安全的，就是安全的。科學是動態的，說不清幾十年後的事情。但如果以後出現了問題，科學會解決它。”
他舉了個例子：這就像汽車剛發明的時候，歐洲有個國家認爲汽車速度太快，不安全，於是立法禁止。但汽車照樣出現了，而且成爲人們的主要交通工具。回過頭來看，那樣的立法就是愚蠢的。
他與很多轉基因科學家一樣，喜歡用這樣一種說法：到目前爲止，凡是經過科學評價和政府部門嚴格審批獲准上市的轉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沒有出現一例轉基因食品中毒或醫療事故。而且，包括常規育種技術生產的食品在內，沒有一個食品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但施鵬翔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說，世界上還沒有哪種轉基因作物，像轉基因水稻一樣，將成爲人類的主糧。以前的轉基因大豆和轉基因西紅柿的安全性，不能證明轉基因水稻也是安全的。
薛達元研究員也不同意賈士榮的說法。作爲國家環保總局的主要技術支持專家，他自1988年始，一直參與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和《生物安全議定書》的起草、談判活動。他說：“既然你無法從科學上證明轉基因水稻不會對人體造成危害，那麼，你就應該建立預防措施。這是國際上通行的預防原則。”
除了使用的安全性問題，一些生態學家反對轉基因水稻的原因還在於擔心它會破壞中國珍貴的水稻基庫，但賈士榮不認可這種說法。他說：“我們有環境安全報告，而且，批准時，中國採取慎重態度，一個省一個省地批，確保轉基因水稻品種不外流。”
但是，作爲反對派的薛達元有不同的結論。他曾於2002年和2003年，分別4次去河北省和安徽省，實地考察了那裏的棉田，發現轉基因棉花品種管理混亂。雖然國務院已頒佈《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農業部發布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對轉基因生物的環境釋放和商業化生產作出嚴格規定。但是，這些法規在地方上並未能得到嚴格實施。由於種子公司和研究單位推廣各自的轉基因抗蟲棉，使各地的抗蟲棉種子來源五花八門、錯綜複雜。在安徽無爲縣，抗蟲棉種子的來源有50-100個，共種植包括美國孟山都公司和國產的轉基因抗蟲棉品種約30多個，甚至一個村就有10多個轉基因抗蟲棉品種，有些品種連名字都沒有，是研究單位委託種植，根本沒有通過國家的安全評估。
薛達元認爲，水稻的管理，難免不會像棉花一樣混亂。科學家們所說的加強管理，可能完全是一句空話。
薛達元強調，他並不反對轉基因技術，但更重視風險評估。“安全和管理問題都沒有解決之前，那些科學家們爲什麼要急於商業化生產？”他發出疑問。
商業化生產的動力是什麼？
假如有關爭論僅僅圍繞安全和管理層面，那麼它還是一個相對容易解決的問題。支持轉基因稻米生產的科學家們往往把視線集中在這裏。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季就反覆強調，大面積種植轉基因水稻，不但農民的收入會增加，因爲農藥施用量減少，環境也能得到改善。種植轉基因水稻符合國家利益，是轉基因科學家們的一致說法。
但反對派們則把目光透視到了這些轉基因水稻科學家的身後，甚至他們的錢袋。國家環保總局的主要技術支持專家薛達元就指出，科學家和有關部門在此問題上有其他動力：一、科學家們的研究成果需要推廣，並得到好處。二、許多年來，國家科技部門在轉基因研究上投入巨大，全國上百個單位研究轉基因，除了轉基因棉花外，目前只有轉基因水稻項目接近成熟。數年來只有投入，沒有產出，壓力很大，急於出成果，因此迫切希望儘早商業化生產。
而綠色和平組織經過調查指出，種植轉基因作物，受益最大的不是農民，而是科學家和生物公司。轉基因技術具有專利權，科學家和生物公司掌握着專利，將獲取巨大的商業利益。以全球轉基因農業的巨頭美國孟山都公司爲例，在2001年，全球轉基因作物的總種植面積有90%以上爲孟山都的產品。現在全球只有一種轉基因大豆品種，就是美國公司孟山都的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市場上所有的轉基因作物都是受到專利保護的，這意味着農民要對種子付出專利費用，而且不能自留種子，需要每年向種子公司購買種子。
“綠色和平”認爲，同樣的事也會發生在中國。在前幾年商業化種植的轉基因棉花上，已有這樣的例子發生。
“綠色和平”認爲，在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生產的推動者中，也似乎能看到國際大利益集團的影子。如果中國能打開商業化種植轉基因水稻的大門，那麼，美國的轉基因種子將會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既然你們能種轉基因水稻，爲什麼不可以種轉基因大豆？”而且，由於多米諾骨牌效應，其他國家，包括農業大國印度，也將對美國門戶大開。
9月2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程國強在一次會議中指出，中國大豆產業應注意避免“拉美化”陷阱。他舉了一個例子：美國一家生物公司在發明轉基因大豆的最初幾年裏，曾一度打着“利用先進的生物科技，幫助貧窮國家發展糧食生產”的旗號，免費向南美髮放轉基因大豆種子。而當這些國家的農民已經習慣於播種轉基因大豆時，美國生物公司卻又說，凡是今後想繼續播種轉基因大豆的農民，必須向該公司繳納“產權稅”。這時大家才發現，凡播種過轉基因大豆的土地已無法再重新播種傳統的大豆作物。這些國家已完全陷入了美國生物公司所設下的陷阱。
中國農科院植保所研究員吳孔明說：“有很多組織希望中國跨出這一步。這背後有政治勢力，有大的利益集團，方方面面在影響它。因此，這本來只是一個科學問題，卻發展成高度緊張的局面，令國家決策層都在關注它。”
科學家的角色衝突？
那麼，如果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科學家到底有沒有私利？
施鵬翔認爲，12月2日“豐樂種業”的飛速漲停，提供了一個有趣的標本。這個公司曾經發布公告：“本公司決定與中國科學院遺傳所、福建省農業科學院共同組建中科豐樂生物技術有限責任公司，研究開發抗蟲轉基因雜交水稻新品種。”
如果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獲得通過，最先致富的是哪些人？“是科學家和他們背後的公司。”施鵬翔說。
這樣的範例在中國已存在。深圳創世紀轉基因技術有限公司是一家民營股份制企業，手中擁有中國轉基因棉花的專利。專利持有人郭三堆是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他以專利入股，使生物技術研究所和他本人擁有這個註冊資金8000萬元公司股份的33%。一位創世紀公司的負責人告訴本報，郭三堆本人的股份佔6.6%，在最近轉讓了部分股權後，仍掌握着5%的股份，目前來看，即400萬元。“當然，實際上，遠不止這些。”這位負責人說。
在此之前，郭三堆曾經批評綠色和平：“他們不懂基因工程，也不考慮農民死活。”
而現在，“綠色和平”批評轉基因科學家們：他們關心的並非只是冠冕堂皇的“國家利益”和“農民利益”，也許，他們更關心自己的錢包。
“綠色和平”在調查中，還發現了轉基因科學家以及支持者一些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
大力呼籲轉基因水稻的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黃季焜，其夫人是轉基因科學家賈士榮所在的生物技術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又同時在賈士榮任董事的創世紀轉基因技術有限公司任職。
如果黃季焜呼籲的轉基因水稻商業化成功，那麼，賈士榮是受益者之一。黃的夫人及其本人是否得益，不由得令人生出一些聯想。
對此，黃季焜告訴本報，他的大部分支持轉基因的文章寫於1999年至2001年，而他的夫人是2001年才參與那家公司。
而一位科學家則回憶說，黃的很多有影響的鼓吹轉基因的文章，是2001年以後才發表的。這與黃的說法有出入。
“綠色和平爲了反對轉基因水稻，在東拼西湊一些所謂證據，非常可笑。”黃季焜說。
黃季焜說，他還曾專門提交報告，提出“創世紀”這樣的公司不應該如此運作：“科學家創立公司，又是科學家，又有商業利益，是不好的。”
對此觀點，綠色和平完全同意，可是，施鵬翔說：“按照這個邏輯，黃的妻子是不是也應該避嫌？”
而賈士榮則是多種身份的人，他是轉基因科學家，是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成員，又是創世紀公司的首席科學家和董事，有商業利益。而現在，他向自己置身其中的安委會申請轉基因稻米的商業化生產。
而且，他申請的轉基因水稻品種，農業部轉基因生物安全辦公室委託了中國農科院植物保護研究所彭於發來做環境影響評估。而據綠色和平的調查，賈士榮與彭於發是多年的研究夥伴。賈士榮對本報說，他與彭於發的確一起寫過文章，反駁“綠色和平”的“轉基因作物將污染環境”的說法。“這有什麼錯？”他問。
他情緒激烈地反駁說：“這是綠色和平在找碴子。我雖然是安委會成員，但我回避，不參加討論。再說，我能有什麼私利？”
施鵬翔則提出疑問：“在轉基因稻米商業化生產後，如果轉基因科學家能保證說，第一，不會成立自己的公司，把種子高價賣給農民。第二，不會把專利高價賣給企業，不會在向農民出售每一粒種子的時候收取專利費，那麼，綠色和平無話可說。”
“綠色和平”之所以持強烈的質疑態度，中國農科院植保所研究員吳孔明的解釋是：“他們認爲技術會被大的跨國公司壟斷。但是，中國的轉基因技術基本上屬於國家，與國外不同。”然而，賈士榮的抗白葉枯病轉基因水稻，其專利權並不專屬於中國人。12月8日，賈士榮告訴本報，他是通過在美國的合作伙伴，徵得了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同意來使用這種基因。他在美國的研究夥伴是位於加州的國際熱帶農業和生物技術實驗室。而據綠色和平的調查，這個實驗室的主要目標是將生物技術在發展中國家推廣。美國轉基因巨頭孟山都公司是他們的合作伙伴之一。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賈士榮的轉基因水稻得到批准，美國人將來會不會對中國農民收取專利費用？12月8日，在本報對賈士榮的電話採訪中，賈士榮不願回答這個問題，最後說：“那是商業化推廣，具體再談。”
中國的科學家在此之前經常進行“民族主義”表達，說發展本國的轉基因技術，會打破國外大公司的壟斷。
而“綠色和平”否定這種說法。施鵬翔說：“那些科學家們自己也說，‘要打造中國自己的孟山都’。從轉基因棉花的例子來看，他們要是變成了中國的孟山都，一樣會壟斷種子，他們與農民的關係，與孟山都與農民的關係沒有差別。”
而且，他說：“中國的狀況會比孟山都更壞。因爲國外的大公司是用自己的錢研發的。而我們用的是國家的錢，研發出來的產品卻被科學家排他性地壟斷。最後，公衆的錢，變成了私人的利益。”
“綠色和平”提出，轉基因水稻在科學上的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在管理上又有很多漏洞，作爲對人民負責的科學家，對科學負責的科學家，是不是應該更加慎重？
沒有正常的學術討論？
一位科學家告訴本報，3年前，農業部召開會議，就農業轉基因管理辦法徵求意見。有人提出嚴格轉基因食物標識等管理問題，結果遭到四五個轉基因科學家圍攻。
“他們攻擊別人的武器就是說別人‘不懂！’”薛達元說。沒有學術討論的氣氛，只有以勢壓人，慢慢地，別人也就不敢講話了。
本報在採訪中，找到的安委會中的食品安全專家，大部分都不願說話。有位環保專家告訴本報，轉基因水稻大規模商業化生產後，對環境肯定有影響，但有些結果還不敢對外公佈。然而，他也不願透露自己的姓名。“我們以後還要吃飯呢。”一位生物學家甚至這樣說。
薛達元認爲，目前就轉基因水稻的討論很不正常。“反對的聲音很弱，因爲科研課題被別人把持，搞風險評估的科學家不願提出反對意見，就是發現了問題，也很少提出。大家一團和氣。一旦通過，搞轉基因開發的科學家獲利極大，而搞風險評估的科學家也不損失什麼，所以，也並不是人人都能盡職。”
薛達元是極少旗幟鮮明地強調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謹慎進行商業化生產的科學家。他說，按正常的程序，即便是拿到了安全證書，要進行商業化生產，還需兩年時間進行區域種植試驗，才能進行種子生產。“但那些人想早一點，現在安全證書還沒拿到，就開始了嘗試。”
而且，58人組成的負責發放轉基因安全證書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中，三分之二是轉基因科學家，裏面涉及的多人是正在申請專利和申請通過者，環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員非常少，只有幾個人。那麼，這樣所做的評估是否公正公平？
但是，他認爲，好在農業部的管理人員頭腦還比較清醒，一直比較謹慎，並且希望有些爭論。“現在爭論太少了。”
對於自己的主食將要被改變，中國的大部分公衆並不知情。安委會成員、中國農科院植保所研究員吳孔明對此的解釋是：“那怎麼辦呢？難道要全民公決嗎？普通老百姓的知識背景並不一樣。”
而施鵬翔說：“這樣的邏輯太極端。我們沒有要求全民公決，但你的科學報告可以公開。你們的報告不但不向公衆，而且不向其他的科學家公開。我們要的是知情制度，而不是全民公決。”
施鵬翔認爲，如果說普通公衆不懂轉基因技術，就不得參與轉基因決策，只有那一領域的科學家評估自己的產品，那會造成科學家霸權。
12月7日，主管此項工作的農業部轉基因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告訴本報：“這個會議的結果還沒出來，還有一些程序要走。”但種種跡象表明，轉基因科學家這次似乎佔到了上風。賈士榮的抗病轉基因水稻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但這並非沒有爭議。
12月8日，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水稻科學家告訴本報：“對於白葉枯病，傳統育種技術已經成功地解決，而且解決起來非常方便，爲什麼還要用未可知風險的轉基因技術？”
據本報得到的內部消息，這個會議的大部分人員支持抗病轉基因水稻進行商業化生產。但這不是最後的決定，仍需經過部級聯席會議的討論。他們將決定，中國人是否在世界上第一個吃上轉基因大米。
轉基因在美國遭到阻擊
———專訪“綠色和平”科學顧問杜琳·斯德賓斯基教授
12月1日，綠色和平組織在北京向媒體公佈了一份報告，《中國轉基因水稻對健康和環境的風險》。這份報告是由兩位英國科學家完成。
11月30日，作爲綠色和平的科學顧問，杜琳·斯德賓斯基教授從美國來到北京，向媒體解釋這份報告。當天下午，她在綠色和平北京辦公室接受了本報採訪。杜琳·斯德賓斯基同時擔任美國緬因州大西洋大學的全球環境政治學教授，在過去的15年裏，她一直致力於可持續農業和基因工程安全方面的研究，同時在國際貿易協定、知識產權和生物安全領域進行倡導和呼籲。
生態學家的壓力
記者：在轉基因食品問題上，一般人認爲，美國支持，歐盟反對，中國處於十字路口。那麼，在美國，人們是不是已經完全接受了轉基因食品？
杜琳·斯德賓斯基：科學家基本分作兩派，一派是屬於分子生物學、生物技術領域的，他們研究開發轉基因食品。另一派主要是生態學家，他們對轉基因食品持保留和批評的態度。但是，在十幾年前，大學等研究機構給生態學家們施加了很大的壓力，使他們很難發出聲音。但現在，生態學家們已經越來越敢說話，聲音越來越大，而且，他們發現自己的同路人越來越多。
記者：大學爲什麼向生態學家施加壓力？
杜琳·斯德賓斯基：因爲大學從政府那裏拿到的錢越來越少，於是越來越依賴大的生物公司提供研究經費，因此，大學不希望自己的科學家對生物公司有太多的批評。另外，在大學裏，生物技術研究掌握的科研經費相當多，分子生物學家們在大學裏的影響力，比生態學家要大得多。
要談這個問題，也不能脫離科學背後的政治因素。最近這些年來，美國大的農業化工公司與搞生物技術的人擰在一起，比如美國的孟山都公司，原來就是農藥公司，現在轉成了生物技術公司。這樣大的利益集團，對美國政府的農業政策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這樣的利益集團關心的不是農民的利益，而是如何擴大自己的贏利。
記者：你們一直批評“對生命的專利”這一法律規定，認爲掌握專利的生物學家和生物技術公司成爲“生命海盜”，把人類共享的資源變爲私人和企業的產權。是不是這個法律規定對轉基因技術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杜琳·斯德賓斯基：這是轉基因發展的一個關鍵原因。在1980年“戴雅蒙對查克那伯迪”(Diamondvs.Chakrabarty)著名案例中，美國最高法院裁定，一種能消化油脂的細菌有機體可以成爲專利品。這個判決建立了生物可以成爲專利品的先例。從此以後，生命工業(lifeindustry)公司開始了對微生物、基因、細胞、器官、胚胎等基因資源和轉基因動植物品種的專利控制，這就是“對生命的專利”。
這個判例對美國影響巨大。很多做農業化工的大企業開始吞併種子公司，這樣可以獲取專利，農民要種植時，必須向他們購買種子，而且，不許自己留下種子，以作來年之用。
大學裏的科學研究也受到很大影響。以前，科學家在大學裏收入不錯，但不要夢想成爲百萬富翁。但現在不同了，生物科學家可以擁有專利，成立自己的公司，或是將專利賣給別人，自己成爲百萬富翁。這一利益驅動，在科學家對轉基因技術的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美國沒有主糧進行轉基因商業化種植
記者：目前在美國，有沒有主糧作物進行了轉基因商業化種植？
杜琳·斯德賓斯基：至今沒有一個主糧進行轉基因商業種植。美國大面積種植的只是大豆、玉米、油菜、棉花和木瓜，都不是人類的主食，而且，大豆和玉米主要用於飼料。美國人吃的食品，的確有一部分屬於轉基因食品，但一丁點的轉基因大豆油、玉米粉，跟你面前的一整條麪包、一大盤意大利麪全是轉基因食品，給人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小麥是美國人和加拿大人的主糧。孟山都公司曾向美國政府和加拿大政府提出申請，進行轉基因小麥的商業化種植，但遭到農民協會的強烈反對。農民團體發出公開信，要求孟山都公司撤回申請。因爲農民清楚，轉基因小麥根本沒有海外市場，歐盟和日本將拒絕進口轉基因小麥，轉向其他進口來源。加拿大政府看到國內一面倒的反對聲音，加上環境風險的考慮，極可能作出駁回申請的決定。孟山都公司認爲，如果被一個如此重要的國家政府駁回，那對他們極爲不利。於是，今年上半年，他們主動同時從加拿大和美國政府撤回了申請。
記者：這麼說，在美國，轉基因食品也遇到很大的阻力？
杜琳·斯德賓斯基：是的，轉基因公司一直遭到反擊，而且反擊的力度越來越大。這一年來，加州有3個縣進行了全民公決，決定禁止在自己的縣裏種植轉基因作物。這是從歐洲學來的。在歐洲的一些地方，當地居民強烈反對轉基因食品，將自己的地區劃爲“非轉基因淨土”，現在這種方法也傳入了美國，而且會繼續傳播開去。有一家美國企業在加州做一個藥用轉基因水稻的田間試驗，遭到當地農民的反對，被農民們踢出了加州，轉到了密蘇里州。現在，加州農民已在接觸密蘇里州的農民，讓他們警惕這個公司的行爲。
記者：美國的轉基因科學家和轉基因生物公司，是不是很希望看到中國的轉基因水稻能夠商業化種植？
杜琳·斯德賓斯基：那當然。在過去的幾年中，這些人經常拿中國種植轉基因棉花的例子到處宣傳，說發展中國家從轉基因棉花中得到了好處，如果中國再商業種植轉基因水稻，那會是他們很有力的宣傳武器。再說，轉基因小麥的商業化種植申請失敗後，還沒有一種主糧是轉基因食品，他們很希望看到有一種作爲主糧的轉基因作物被廣泛種植。
目前來看，因爲水稻的種子市場比較分散，國外大的種子公司還很難從中國稻種市場上得到直接利益，但是，大企業的目光是長遠的，從轉基因小麥的申請失敗來看，美國生物技術公司害怕他們推出的產品，再遭到農民和政府的反對，因此，他們很高興看到中國的科學家來推動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生產，由中國科學家本身來承擔風險。一旦商業化種植成功，這些大的外國生物技術公司再來染指這個產業，通過大量收購有專利權的中國生物公司，來壟斷種子市場。
轉基因水稻的安全隱患
通過轉基因技術，科學家可以將某個基因從一種生物中移植到另一生物，使受體生物出現一些特殊的性狀。例如：科學家將北極魚的基因移植到西紅柿身上，使西紅柿可以抗寒；將人類生物激素基因移植到鯉魚身上，使鯉魚可以生長得更快更大；將土壤微生物的毒蛋白基因移植到水稻身上，使水稻可以抗蟲，就成爲轉基因水稻。
對轉基因作物，長期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健康風險與環境污染風險。據“綠色和平”提供的資料，國際消費者聯會(中國消費者協會爲其附屬會員)表示：“現時沒有一個政府或聯合國組織會聲稱轉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所以，聯會要求各國政府及國際組織停止新品種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及推出市場，直到轉基因作物的安全評估完成爲止。
綠色和平項目官員施鵬翔說，支持轉基因食品的論點認爲轉基因作物在推出市場前的營養成分都經過安全測試，所以與常規食品同等安全。但這些測試基本上都是通過短時間內(如三個月)用轉基因水稻和天然的水稻分別餵養老鼠並比較結果而獲得。然而人類卻是年復一年地以水稻爲主食，“吃了1個月可能沒有問題，但誰知道吃了10年、50年、100年有沒有問題？”他說。
在環境污染方面，據綠色和平提供的資料，最近美國生態學會證實了轉基因作物對環境產生的嚴重負面影響。包括轉基因作物本身可能出現雜草化，使農藥使用量增加；轉基因作物可與其親緣相近的栽培種或野生種之間通過花粉傳播而發生基因交換，而使外源基因漂移到親緣相近物種中，從而破壞作物遺傳多樣性；轉基因作物可能導致田間非靶標害蟲的上升，產生新的蟲害和病害等。
國家環保總局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薛達元研究員是生物多樣性保護、轉基因生物安全的知名專家，他說：“轉基因水稻將威脅中國的稻種資源。”
轉基因水稻可能透過基因流向栽培稻、雜草稻和野生稻轉移基因，危害這些栽培品種或野生種的遺傳完整性、遺傳多樣性和生存能力，對現存的傳統栽培水稻造成污染。一旦基因污染出現，中國傳統的稻種資源寶庫將會受到嚴重的損害。
綠色和平組織項目官員施鵬翔說，類似的基因污染已經發生在墨西哥，墨西哥是玉米的起源地和遺傳多樣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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