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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週衆多的熱點新聞中，一則“紅色通緝令”失效、楊秀珠引渡無期的消息顯得十分不起眼。曾任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溫州市副市長的外逃女貪官楊秀珠，涉案金額高達2.5億元，案發後去向不明，致使我國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的“紅色通緝令”失效。按理說，這一事件本應引起媒體與公衆的廣泛關注，但結果卻相反。從某種程度上講，這說明了我國對外逃貪官無法進行有效司法干預的現象仍未引起人們的重視。而事實上，此現象已成爲我國反腐敗鬥爭形勢嚴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據報道，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約有四千名腐敗分子逃往國外，帶走了約五百多億美元的資金。腐敗分子攜鉅款人財兩逃實質上是一種典型的跨國洗錢犯罪行爲，勢必對中國金融安全和經濟發展造成潛在威脅。如果“撈了就跑，跑就跑了”的犯罪行爲引不起充分的重視，得不到有效的司法干預，將會使我國反腐的成效大打折扣，同時也會成爲一些不法之徒紛紛效仿的樣板。
對外逃的腐敗分子進行司法干預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追逃，即將外逃的腐敗分子採取正式的引渡或非正式的遣返等方式追回來，繩之以法；二是追繳，即將腐敗分子轉移到國外的國有資產追回來，減少經濟損失。從目前來看，我國在這兩方面都顯得有些力不從心。
我國外逃的腐敗分子大都逃往歐美等發達國家，其原因在於我國至今尚沒有同一個歐美國家簽訂雙邊合作協議，引渡阻力主要來自於司法制度的不同，以及國外相關機構對於我國尚未廢除死刑的刑事法律制度的理解偏差。也正因如此，雖然我們也有與這些國家進行個案合作的先例，但從總體上來講，發達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了貪官的避難所，被我國司法機關緝拿歸案的寥寥無幾，所以，發生類似緝拿楊秀珠的“紅色通緝令”不靈驗的現象也就不奇怪了。
與此同時，由於我國傳統刑法“對腐敗犯罪只能提起刑事訴訟，犯罪行爲所導致的損害也只能通過諸如罰金、沒收等刑事制裁方式予以追回”，而抓不回腐敗犯罪嫌疑人，不能對其提起刑事訴訟，也就意味着被腐敗犯罪嫌疑人帶到國外的國有資產難以追回。
事實上，一年前《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簽署，已經爲我國改變不能對外逃腐敗分子進行有效司法干預的現狀提供了有利契機。《公約》確立了被轉移他國的腐敗資產予以返還的原則，承認腐敗犯罪存在被害人，並賦予被害人單獨提起民事賠償訴訟的權利。而且，在腐敗犯罪人死亡、潛逃或者缺席而無法對其提起公訴的情況下，被害人可以根據《公約》享有可以不經過刑事定罪而獲得此類財產的權利。但是，由於具體司法制度不銜接，《公約》“不經過刑事定罪而追回腐敗資產”的機制在我國基本無法落實。因此，要改變這種被動局面，當務之急是要進行司法制度改革，在承認腐敗犯罪存在被害人的前提下，建立由檢察院提起的針對腐敗犯罪的民事賠償訴訟。
在我國建立針對腐敗犯罪的單獨民事訴訟程序，不僅可以避免與西方國家法律制度的衝突，而且增加了打擊腐敗的力度———對那些潛逃國外的腐敗犯罪嫌疑人，即使由於各種政治及法律上的原因不能將之引渡回國，進而不能提起刑事訴訟，仍然可以提出獨立的民事賠償之訴，追回被轉移的國有資產。事實上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對於外逃的腐敗分子而言無異於被釜底抽薪，沒有了立足之“本”。
同時，我們也要加緊與歐美髮達國家進行雙邊引渡談判，簽署雙邊引渡條約，通過法律途徑將腐敗分子緝拿歸案，徹底堵住腐敗分子攜款外逃的後路。
《聯合國反腐敗條約》簽署一年來，爲加強和建立反腐敗的國際合作法律機制，我國也做出了許多努力，如我國已將《反洗錢法》列入了十屆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規劃，並確立爲一類項目。但是，我們也很遺憾地看到，全社會對打擊外逃的腐敗分子的緊迫性和重要性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有效的司法干預機制建立緩慢，殊不知，正因如此，外逃的楊秀珠們不僅竊喜於“紅色通緝令”的失靈，安心揮霍着被捲走的國有資產，更竊喜於人們對此的麻木與無奈。儘管我們相信，楊秀珠們的竊喜只是暫時的，追回被腐敗分子捲走的國有資產，將外逃的腐敗分子緝拿歸案將是不爭的事實，但我們還是期望這一天早日到來。而要實現這個願望，離不開全社會的共識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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