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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辜公子的民憤畢竟太大。1946年元月，臺灣軍政長官陳儀頒佈了“漢奸總檢舉規程”，辜氏等臺獨領導隨即被逮捕，以“陰謀竊據國土”罪起訴，扣押於戰犯監牢。1947年7月底，宣告罪名成立，辜被判徒刑兩年兩個月。據說自辜以下幾個被告當時俱言笑自若，似對判決十分滿意。
此時正是“二二八”事件的惡果蔓延期間(“二二八”事件的前段不妨視爲第二次中日戰爭的最後一役，此處不論)，辜等幾位坐牢，正好逃過劫數。辜出獄後避地香港，並與中國現代化歷史重要人物嚴復的孫女成婚，於是和國民黨要員葉明勳結成連襟，以中國人姿態出現，打通了所謂“皇後大道”。以後，辜憑臺灣水泥、中國信託等等大企業，成爲臺灣官商勾結的典範，歷任工商協進會理事長、國民黨中常委、國策顧問、諮政。1990年起，任海基會董事長，主管對北京政策。無可諱言，兩岸關係是臺北政權生死攸關之事，生於日據時代警察家庭的李登輝，對這名出身臺灣“日本貴族”的超級老皇民，不得不予信任。
問題是北京和華盛頓對辜振甫都有先天的戒心。江澤民、錢其琛等都是曾在日據淪陷區從事抗日活動的過來人，他們對上海的臺灣巡捕和日本“皇民”之類的回憶，不難想象，更不提熟悉日本“三光政策”的北方人士。要做到兩岸互信，難矣。
偏偏辜振甫還要堅持回程先經日本，無疑有點“對着幹”的意味。李登輝、辜振甫等人大抵覺得回程經日本是高招，也許出自對“三通”呼聲的逆反心理。其漠視大陸百姓對日本的深惡痛絕，則是不爭的事實。
美國並非辜振甫、李登輝等老皇民的自然盟友。甚至可以說是“先天互不相容”。遠在1945年，美國在臺官員George H.Kerr就在當時屬於機密的報告中點名稱辜爲親日之“奸人”(collaborator).Kerr有“洋臺獨教父”之稱，一生反華親日，可見他對辜的評價，究竟以美國國家利益爲依歸。授意辜振甫搞臺獨的牧澤義夫也被押到上海，於1946年被當地美軍軍事法庭以戰犯罪定讞，判處三十年苦工監(即西方式勞改)，甚至在中共建國，麥克阿瑟大幅度修改戰犯政策之後，還拖到1954年方被釋放。辜氏“歷史污點”的嚴重性，可見一斑。
辜振甫在與汪道涵會晤時。解釋“一個分治中國”時，說：“依照波茨坦宣言(按：即波茨坦公告，下同)，臺灣迴歸、兩岸分治，這是歷史事實，並非我方所造成。”又對錢其琛說：“甲午戰爭失利，清廷割臺，中華民國於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臺灣於二次大戰後依據波茨坦宣言迴歸，一九四九年起兩岸隔海分治，任何一方管轄權從未及於對方。”這種以波茨坦公告作依據。爲臺北的親日形統實獨政策辯解，毋寧說是十分滑稽的。關於波茨坦公告和開羅宣言的真正涵義，以及對東亞現實政治的規範，限於篇幅，此處不論。
需要指出的是：臺灣當局放棄蔣氏父子堅持的“大中華法統”，而退稱“中華民國在臺灣”，在表面上是與大陸爭“雙方平等”，實際上已是甘居“側室”。借句《紅樓夢》裏花襲人到黛玉那裏套出“東風壓了西風”評語之時說的心裏話，就是“做了旁邊人，心裏先怯了”──“談判”未開，氣勢就已矮了一截。波茨坦公告雲胡哉？
回顧蔣氏父子維護“大中華福祉”的姿態(臺北對中印邊界戰爭的態度和國共兩軍在南海諸島心照不宣的合作，都令西方大跌眼鏡)，這一自居“旁邊人”的心態發展，除了乞助日美“軍事保護”，更重要的是“道統”歸屬問題，或者說是臺北政權對中國大陸“道德號召力”的完全喪失。對東晉偏安江南、毫無北歸進取之心，身歷南宋政權類似心理過程的宋元歷史學家胡三省有一段精闢評論，不妨略加改動如下：
自蔣氏大陸之敗，爾來四十有九年矣。神州之上，兆民衆庶，喜怒禍福，臺北視之，漠然不關乎其心……
這種心態的最終歸宿，用胡氏之語，便是“卒之南爲北所並”。歷史之循環，何其永恆乃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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