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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山腰的人缺水，住在山溝裏的人每年都要遭洪災，岷縣不是十年九災，而是十年十災”
穿着棉被，包着粗布圍巾或者戴着綠色軍帽，臉頰乾燥且紅彤彤的，手背上用墨水刺着梅花狀的印記，揹着幼童，端着用來乞討的搪瓷缸子。近日，西安、鄭州、濟南、瀋陽等地媒體，陸續報道了這些裝束一致的在街頭乞討的婦女，並稱他們爲“乞婦團”。
據瞭解，這些乞討者大多來自甘肅一些偏遠的貧困縣，以甘肅岷縣最多。
“岷縣有近千人長年在外以乞討爲生。”岷縣縣委宣傳部的人士證實說。
回家
2004年12月16日中午11時30分，從青島開來的K173次列車駛進甘肅隴西火車站。26名在濟南乞討的岷縣人被當地政府的工作人員帶回家鄉。這是他們此生惟一的一次“公款消費”。
28歲的劉俠(化名)抱着孩子走在後面，在記者的追問及隨行鄉幹部的示意下，劉俠怯怯地說:“回家後要讓孩子好好讀書,爭取考上濟南的大學,下回要體體面面地去濟南。”
26位乞討人員中,有11名婦女、10名孩子和5個男人。
“我們都是剛出門到濟南，沒有討到一分錢。”外出乞討者的回答似乎是預先想好的。
據負責帶隊的岷縣民政局副局長張玉茂介紹，他們在此前看到媒體報道說在濟南有多名岷縣的乞丐，縣裏領導立即派民政局和公安局組成的調查組前往瞭解情況，最後在當地媒體及市民的協助下，他們找到兩個岷縣乞討者的住處，共找到26名乞討者，“我們的調查組到達濟南時，正趕上濟南有關部門開始關注乞丐的問題，因此他們大多都擠在租來的小房子中，沒有外出乞討，其中有8個人已買好了去哈爾濱的車票準備轉移。”
岷縣奔赴濟南的調查組從濟南火車站售票處瞭解到，12月7日、8日兩天，有兩批約30名來自甘肅的丐婦已乘火車離開濟南，到達地點爲瀋陽、鄭州。
劉俠是和她的丈夫以及孩子一起出來乞討的。
“我們開始只找到了劉俠和她的孩子，把她接到救濟站後，她死活也不說自己的丈夫在哪。”張玉茂說。劉俠住在救濟站的那個晚上，她的丈夫發現她沒有在約定的時間回“家”，在濟南的街頭找了一夜，“第二天，當我們找到劉俠的丈夫把他接到救助站時，夫妻兩個抱頭痛哭，說再也不出來乞討了。”
“我們要飯的經常會被凍死或被車撞死在街頭，死了也沒人管。”劉俠的丈夫心有餘悸地說。
劉俠的家在岷縣中寨鎮水坪村，從隴西火車站坐着縣上來接的中巴車，3個多小時後到岷縣縣城，隨後再乘坐到鎮上的班車。
“從鎮上再步行1個多小時就到家了。”劉俠說。對於回家，劉俠並沒有顯示出半點興奮，“家裏一點吃的也沒有了，冰鍋冷竈的。”
“水坪村有194個人常年在外乞討，基本上都是一個婦女帶着一個孩子，有好多人過年就不回家，過年時節乞討更容易些，而且在外過年給家裏也省了不少。”水坪村村委會主任石義中說。
深山裏的生活
王尕想家的牆壁上歪歪斜斜地貼着一封《致全鄉中小學生的一封信》，這是他上小學二年級的孩子帶回來貼在牆上的。
信是岷縣中寨鎮教委發的，“近年來，我鎮部分家長，在市場經濟的衝擊和拜金主義思想的影響下，爲了儘快‘發家致富’,將致富的目光瞄準了孩子,把孩子當作了‘搖錢樹’,攜兒帶女‘周遊’全國,行乞討要……孩子們，你們是社會的希望，也是每個家庭的希望呀！如果家長還強求你們乞討的話,告訴你們,你們是受法律保護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和《義務教育法》就是你們堅強的後盾,必要的時候,就可以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
據中寨鎮小寨小學校長李光輝介紹，全學區目前有20多名學齡兒童跟隨大人在外乞討,“每年寒暑假的時候更多，對孩子的身心健康極爲不利。”
就在王尕想的大兒子把這封信貼在牆上沒幾天後,王尕想的老婆又帶着只有6歲的老二外出乞討了。去了哪裏，什麼時候回來，王尕想說自己也不知道。
對於記者的忽然來訪，王尕想顯得非常緊張，揭開家裏存糧的櫃子說，“你看，家裏連一粒糧食也沒有了。我也感到這種事情很羞恥。”
王尕想在水坪村算是富裕戶，富裕的標誌是蓋了磚房和買了一輛機動三輪車。
“村裏蓋磚房的人家，絕大多數都是外出乞討得來的錢。”村委會主任石義中說。據介紹，王尕想的老婆在四五年前就開始乞討，“那時候家裏非常窮，住的土坯房一到雨天就漏個不停。”
“外出乞討的人員中，大多數爲富裕戶和溫飽戶。”中寨鎮小寨辦事處主任王永祥介紹說，“前幾年外出務工人員因找不到活幹，有的幹了活卻要不來工資，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便開始在大城市要錢，一些人隨之而動，外出要錢的輻射面進一步擴大。”
在當地,流傳着一句順口溜:“下四川,去重慶,一月就是八九百。”
其實王永祥所說的富裕戶，只是針對當地其他貧困的人家而言,他們的富裕只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了保障。
“滋味不好受。”曾經在河南三門峽乞討的牟貴倉說，“每天能討個20元到50元不等,十幾個人租個小房子,平均每個月每人七八塊錢房租。”
牟貴倉的兒子在新疆打工，但兒子的收入並沒能讓這個家庭迅速脫貧,“我有病,現在的病真是看不起呀。以前帶着閨女出去討錢,今年閨女已經17歲了,這麼大了出去也沒人給錢了。”
在接受採訪時，一隻老鼠在牟貴倉家的櫃子上毫無顧忌地跑來跑去。
雖然貧困，但這裏的人卻不缺少熱情。對於陌生人的造訪，他們會拿出蒸好的土豆來招待，或者使喚孩子去附近的小賣部買菸。土豆是他們生活中的主食。
中寨鎮政府附近，有一個公用電話，這裏是外出乞討者和家人聯繫的最主要的方式。“每次遇集的時候，在這裏等電話和打出電話的人會排起隊。”經營公用電話的小賣部老闆說。
岷縣郵電所的負責人介紹，2004年從外地匯往外出乞討較多的中寨、維新兩個鄉鎮的總錢數爲640萬元,“從匯款地址上分析，大多數是乞討所得。最近到了年關，匯款比平時增加了許多。”
現實困境
從岷縣縣城去往中寨鎮的路上，隨處可見用來賑災的帳篷。
“2003年11月13日以及2004年9月7日，岷縣分別發生5級以上的地震，有數千幢房屋受損。”岷縣民政局副局長張玉茂介紹說。對於當地“十年九災”的說法，張沒有否認，“不是‘十年九災’，而是‘十年十災’。”
除地震外，岷縣的衆多鄉鎮每年幾乎都要遭遇洪災和旱災。“住在山腰的人缺水，挑一擔水要一個多小時，山上的地每年都有旱情，而住在山溝裏的人每年都要遭洪災，河水一漲，家裏的東西全都沖走了。”張玉茂說，“還有每年這裏的山區都要下好幾場大的冰雹，麥子等糧食作物根本沒辦法生長。”
因爲天災的頻發，當地有好多百姓集資建起了用來乞求神靈保佑的廟宇，比起老百姓住的土坯房來說，這些磚木結構的廟宇顯得十分扎眼。
“老百姓得了病沒錢治，有的就到廟裏去燒香，至少從心理上是個安慰。”岷縣縣委宣傳部的一位人士說。
對於岷縣外出乞討的婦女的手背上都有梅花標誌一事，上述人士闢謠說，這只是當地的一個風俗習慣，這種梅花印記並非乞丐的幫派標誌，這裏不論男孩、女孩，都喜歡用黑墨水在手背上刺5個黑點。長大後，黑點會變成梅花形的印記，“就像你們城裏人戴首飾，他們也愛美呀。”
位於甘肅省西南部的岷縣，地處甘南草原、隴南山地及黃土高原接壤區，黃河的支流洮河從中穿過，縣城的海拔在2300米。
因地理環境特殊，岷縣藥材資源豐富，盛產當歸、紅芪、黃芪、黨蔘等中藥材200多種，素有“當歸之鄉”、“千年藥鄉”之稱。但制約藥材業發展的最大瓶頸是當地的土地資源非常有限。
“全縣有40多萬農民，但土地只有62萬畝。”張玉茂說，“可以耕用的土地更少，中寨、維新等鄉鎮的土地95%都是坡度在25度以上，這樣的地，只能種洋芋。”
此外，當地的交通十分不便，加之水災對道路的損毀非常嚴重，嚴重阻礙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據介紹，岷縣通向外界的道路只有一條甘川公路，這條公路在岷縣要翻越幾座海拔近3000米的高山，每到冬季，這條路常常因爲下雪而被封閉。
記者在2004年12月22日從當地採訪返程時，恰逢小雪，在從岷縣到隴西不足100公里的路上，看到了5起翻車事故，讓人心驚膽顫。
1935年、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兩次到達岷縣，召開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州會議，並在此休整了50天，“這裏易守難攻”。
救助難題
對於岷縣民政局副局長張玉茂說，把26位乞討者送回家他也並沒有感到輕鬆，“經常是我們前腳走，他們後腳又出去了。”
爲了找這些乞討者回家，當地政府爲此花去了1萬多元錢。“這些錢可以救助多少貧困戶呀。”張玉茂無奈地說。
岷縣系國家級貧困縣，其2003年財政收入爲5141萬元。據介紹，岷縣人均年收入在625元以下的絕對貧困人口有22039人，“貧困面太大，而救濟款只能是杯水車薪。”
據瞭解，甘肅省從2001年開始實施了“整村推進”扶貧項目，實施效果相當顯著，但每年撥給岷縣的扶貧資金只有700萬元，按每個村耗資70萬元計，每年岷縣僅有10個村能實現脫貧，而目前岷縣有238個貧困村，要使這些貧困村全部脫貧，需要20多年時間。
“現在銀行出於貸款風險，也是‘嫌貧愛富’，以前農行實施‘千家萬戶扶持’的扶貧計劃，累計向岷縣放貸兩個億，但現在農行扶持政策減弱，改爲‘向龍頭企業傾斜’，使大部分有脫貧致富願望的農民貸不到錢。”岷縣扶貧辦杜主任說，“資金總量嚴重不足已成爲農民脫貧的最大制約因素。”
主管農村工作的岷縣副縣長祁雪峯分析說，目前岷縣農村的特困戶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因災，二是家庭成員的智力存在缺陷，三是家裏有重病號的，“因災返貧是短期的，通過一定的救助可以解決問題，但其他兩種情況卻是長期存在的，一味地給予救助也不是辦法，需要從政策上扶持。”
據介紹，目前在岷縣個別鄉鎮進行的農村合作醫療，的確給農民看病帶來了很大的好處，但在一些大病的治療上還是顯得力不從心，“目前農村有好多人因爲得了大病而使整個家庭返貧，要不就放棄治療。”
祁雪峯稱，對於幾個自然條件非常惡劣不適合人居住的村子，他們曾和新疆奎屯、甘肅玉門等地聯繫外遷移民，但好多人在外遷不久後又回來了，“一部分人因爲與當地人不太融洽，還有一部分人則因故土難離。”
但讓岷縣的地方官員感到頭疼的並不僅僅是這些，“現在一些鄉鎮的外出乞討成了風氣，他們覺得相比打工來說，乞討更輕鬆而且掙得更多，人的尊嚴在一點點喪失。”
更讓他們感到憂慮的是，爲了乞討方便，這些外出乞討的大人都帶着孩子。中寨鎮小寨辦事處2004年5月的一份統計顯示，在外出乞討的490人當中，有16歲以下的未成年人104人，“這些孩子從小就不得不學會屈辱地面對生活，給孩子們心靈上造成的貧困纔是最難消除的。”
扶貧資金的“沙漏”
據有關資料顯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累計投資千億元人民幣，解決了兩億多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成績世所罕見。但是，中國貧困人口的脫貧速度在近年來開始減緩，2003年中國貧困人口甚至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首次少量反彈，增加了80萬人。
“貧困人口的反彈，不僅僅是由於自然災害和非典的影響。”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石英分析說，“中國扶貧工作到了真正的攻堅階段，爲扶貧工作建設一套行之有效的剛性制度開始顯得緊迫和重要。”
“中國扶貧的力度是夠大的，但政府扶貧的成本和效益之比是不高的。”石英認爲。
石英將中國扶貧效率低下的原因歸結於行政成本太大和扶貧資金的“沙漏”，“爲了扶貧設了好多部門，結果把好多用來扶貧的資金消耗掉。而一些地方又因爲缺少必要的監督和管理，致使好多扶貧資金像沙子一樣慢慢漏掉。”
據分析，扶貧資金“沙漏”的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被某些基層政府截留，用於彌補辦公經費的不足。不久前，廈門市通過審計發現，兩筆共300多萬的扶貧款到了項目上，就縮水了70多萬，其去處就是市、區、鎮三級單位的違規提取。
二是被貪污和挪用。廣東省原扶貧經濟開發總公司總經理薛長春涉嫌侵吞公款3000萬，其中大部分是扶貧專用款。還有媒體此前披露的青海省民和縣北山鄉用扶貧款購買越野汽車，陝西某縣政府挪用扶貧款蓋政府辦公樓等。
三是扶貧款流向政績工程。在目前中國農村，有一些扶貧工程其實是中看不中用的形象工程。
“要想克服政府扶貧的一些弊病，目前最主要的是要進一步開發民間組織的職能。”石英說。
石英同時還建議，中國政府應該在稅收等方面給予一定優惠，調動社會力量扶貧的積極性，“不是中國富人不願意行善，而是政府缺少政策上的鼓勵。對善款管理的漏洞和不透明也影響了富人行善的良好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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