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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貿市場、竹林、茶室、偏遠石礦內，一塊地板、一張毛毯就能組成一個簡易的賭博窩點。2004年7月起，杭州市上泗郊外突現四大賭博集團。集團爲股份制、賭場裏實行星級服務，參賭人員出手動輒三四百萬元。
賭場老闆靠放高利貸獲取鉅額利潤，參賭人員皆爲當地生意人和農民。許多賭客傾家蕩產，還欠下鉅額高利貸。
上世紀90年代末期，杭州加快了郊區農村城鎮化步伐。許多農民在獲得了徵地補償款後，開始做生意。幾年時間暴富，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錢包鼓起來了，空閒時間多了。這些“農轉非”的富人，業餘文化娛樂生活卻沒有質的改變。賭博成了他們消磨時間、冒險積累更多資本的一種快捷方式。杭州的標本可以被看作中國境內暗流涌動的賭資需求的一種寫照
四大股份制賭博集團
“我被非法拘禁，快來救我！”2004年9月16日晚7時，杭州市西湖區龍塢派出所接到一名男子求救報警電話。該男子自稱被拘禁在龍塢鎮葛衙莊的一家理髮店裏。值班民警迅速趕往現場，將其成功解救，並當場抓獲犯罪嫌疑人俞豐、陳則虎、陸建忠3人。
龍塢派出所民警很快搞清了事情真相。這是一次因欠高利貸過期不還引起的拘禁事件。被拘禁男子姓楊，餘杭人。楊某在龍塢一賭場賭博輸光了身上的錢後，在賭場裏向俞豐等人借了5萬元高利貸，隨後再次輸光，無法償還。俞豐遂將其拘禁逼其還錢。民警審訊發現，俞豐等人背後是組織嚴密的大賭博集團。
至此，活躍在杭州市西湖區上泗地區的四大股份制豪賭集團浮出水面。
龍塢賭場：大股東黃金祥，開場次數56，單場最高抽頭金額86.8萬元。中村賭場：大股東鄭洪福、章冬山，開場次數60，單場最高抽頭金額82.2萬元。轉塘賭場：大股東來莉萍、陳長峯、周剛，開場次數3，單場最高抽頭金額3萬元。瓶窯賭場：大股東陳小根，開場次數40，單場最高抽頭金額20萬元。
杭州警方在新聞發佈會上稱，盤踞在杭州上泗地區的四大賭場，涉賭人員120多人，賭場內流動資金最高時近千萬元，是浙江省近年來查處賭資最多、性質最爲惡劣的賭博案件。
四大賭場均爲股份制集團，組織嚴密，經營網絡健全，實行星級服務。參賭人員有專人聯絡、轉車接送；賭場外有人放哨、賭場內有“跑道員”負責送水遞煙，賭徒輸光了錢也不用擔心，賭場內有老闆負責“拋資”(高利貸)，借一萬元，最高日利息達到500元。
爲了安全，賭場是經常流動的。因此其設施非常簡單。上泗郊外的農貿市場、竹林、茶室、偏遠石礦甚至甲魚塘內，只要一塊木板、一張毛毯，就能組成一個簡易的賭博窩點，有的乾脆直接由鴨棚、豬棚改建而成。
賭場實施企業化管理，分工明確。大股東黃金祥負責召集賭博人員；胡朋、潘潮法等人接送賭徒和場外放哨；俞豐、陸建忠等人則輪流上場陪賭，他們的任務是“拋資”——給那些輸得一文不名的賭徒提供高利貸。爲了防止參賭人員作假和起鬨鬧事，黃金祥特意從江西請來練拳擊的陳則虎等兩人充當保鏢，又讓黃鴻洲管理“抽頭費”。按規定對進場賭博的坐莊人員上莊時抽取總金額的5%的費用；坐莊過程中，莊家每贏一萬元就抽取3%，下莊時若莊家贏了，每一萬元再抽取5%。大股東黃金祥平均一天的“抽頭費”在20萬～30萬元之間。
最賺錢的還是賭場內的“拋資”，賭場內的高利貸每一萬元每天要扣取500元利息費，賭場外的高利貸則在100～150元不等。一個“拋資”能在兩個月時間裏，從10萬漲到80萬元。
大股東是賭場的幕後“主宰”，他們操縱着賭家的輸贏概率，也操縱着賭場資金的流向。賭徒們是很少贏錢的，他們沉浸在一輪輪充滿刺激又毫無希望的博弈中，最後被榨乾了身上最後一分錢。
一批批賭客，很多是熟面孔，他們大多在30～40歲之間，其中多數人過一段時間就消失了。龍塢賭場大股東黃金祥說，在賭場裏一次輸幾十萬元毫不稀奇，賭場裏有很多人欠的高利貸一輩子都還不清了。
參賭之前，多數賭客都有豐厚的家資。陳小根開辦的賭場有一個特點，參賭人員必須具備百萬元以上的家底，而且必須要帶3萬元以上的賭資。因此，四大賭場的大股東手上都有一份名單，上面有上百名有背景的“老客戶”，這些“老客戶”不是當地小有名氣的生意人，就是傍着大款的富婆。
另外一個參與賭博的羣體是當地一些暴富的農民。
賭博——暴富後的財富增值方式？
“如果不是手中有了錢，又有了空閒時間，怎麼會有人去賭博？”杭州市西湖區公安分局政治處的章官翔警官分析說，杭州人歷來有“小搞搞”的愛好，本地盛產龍井茶，茶農們每年都有很可觀的收入。上世紀末期，杭州開始全面推進城市化發展，一大批郊區農民獲得了大批徵地款，他們借這次機遇大富了起來。章官翔和政治處的葛警官認爲，郊區大多數農民的年收入要三倍於杭州市公務員。至於生意人，章官翔笑稱：“他們的收入沒法說，或許幾百萬，或許上千萬，但只要老老實實做生意的，一般都有幾十萬以上。”
浙江大學社會學系、長期研究杭州農村問題的馮鋼教授向記者描述了那次城鎮化進程：當時主要是由村裏集體和政府就土地討價，好多政府領導都是當地人，因此在徵地款上大多不是很苛刻。多數“農轉非”的村民一下子拿到了十幾萬、二三十萬的徵地款。村裏將留的10%的開發地，統一建成市場，然後再分給村民，當作商鋪經營。“杭州城郊一下子冒出了幾千家飯店、茶樓、農貿市場、服裝市場。就這樣，祖祖輩輩的農民農轉非後一下子發了。”
這是杭州郊區農民掘到的第一桶金。離杭州市區不足20公里的典型江南小鎮——轉塘鎮，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1月13日晚剛剛下過小雪，轉塘鎮地面溼漉漉的。坑坑窪窪的水泥地面上許多積水。這個小鎮的房子多數是二層、三層樓，一些樓房甚至是歐式建築。街道兩邊店鋪林立，靠近鎮政府的馬路旁邊停了幾百輛出租車。包圍着小鎮的是羣山，半山坡上全是茶樹。轉塘鎮境內有之江國家旅遊度假區和望江山療養院。
風景區建起來了，相關的配套設施足了，旅遊的客人隨之多了起來。本就銷量很好的龍井茶一下子供不應求。轉塘鎮雙流村的老李告訴記者，清明前上市的龍井茶價格特別高，一斤茶葉賣到四五千元很平常。2004年，杭州曾出過四兩龍井茶葉賣到了500萬元的事情。即使是普通的龍井茶也要賣到四五百元一斤，而茶葉一年三季，搞好了，一年幾十萬元沒有問題。“守着龍井茶就不怕沒錢花。”如今老李僱人種茶，自己則經營茶莊。
農貿市場、服裝市場、茶樓也紅火起來了。轉塘鎮政府黨辦一名負責人稱，這些生意基本不用投資。很多杭州市區人或外地遊客，來風景區吃農家飯，喝龍井茶，當地人都是當作客人招待，根本不用繳稅。客人臨走一般都要買一些龍井茶。當地的建築業、房地產業也開始興旺。有生意頭腦的人購進了挖掘機做起了建築生意。當地人介紹說，僅轉塘就有1000多臺挖掘機，一臺挖掘機價值50多萬元，一些大老闆都有四五臺。在建的杭青(杭州——青島)高速路、郊區的別墅區都需要挖掘機，每年的收入相當可觀。
杭州得天獨厚的旅遊文化生態資源和杭州的城鎮化戰略讓郊區的農民迅速暴富，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暴富之後，“空閒時間不‘小搞搞’，還能幹什麼？”記者在3天的採訪中，問及空閒時間的娛樂方式，接受採訪的“農轉非”村民、生意人說得最多的就是“小搞搞”。看電視、搓麻將、打牌是當地“農轉非”人的三大娛樂方式。
以前都是“小搞搞”(小賭)，村頭街尾、集貿市場、茶葉市場，農民或生意人閒暇時，玩兩把，也就是幾百元，最多上千元。西湖區公安分局政治處章官翔警官說，近年來，郊區衆多人暴富，空閒時間多了，賭博市場大了。
西湖公安分局資料顯示，前幾年，該局每年處罰的賭博人員只有400餘人次。到了2004年，該局查處的賭博治安案件多達700餘起，被治安處罰的人數高達2300餘人次，治安拘留600餘人，勞動教養9人，被處罰者中，本地人佔80%。
以前僅一年三季種、採、炒茶葉就忙得農民不亦樂乎，只是冬天有些時間“小搞搞”。可現在“農轉非”後的村民，僱人種、採、炒茶葉。杭州周邊郊區的茶農多數僱用了安徽、江西等地的打工者搞茶葉。本地人多數只照顧茶樓或市場的生意，這樣空閒時間就多起來。
農民和生意人富了起來，但其文化娛樂生活並沒有質的提高，只是在量上加大了。明顯的例子就是，不再滿足於往日的“小搞搞”，加大了賭注和參賭次數。以前是隨處“小搞搞”，現在則參與到股份制賭博集團“大搞搞”。
賭博吸引當地人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賭博可能讓他們手中的錢快速增值。記者調查發現，“農轉非”的村民和暴富的生意人，很少出入市裏的高檔娛樂消費場所，他們一般叫不出這些場所的名字。當地人認爲出入這些場所，錢白花了，而賭博則不同，賭博也是一種投資方式。
龍塢賭場的大股東黃金祥就是靠賭博發達的。黃金祥本是龍塢鎮農民，起初做茶葉生意，積攢了一點錢。茶葉淡季或平常空閒時，黃金祥就進出各賭場，一開始是“小搞搞”，2003年在“筒子功”賭博中贏了150多萬元，隨後黃金祥聯絡多人以股份制形式開辦賭場，隨後日進萬金。
正是抱着既能贏錢又能打發時間的心態，當地人前赴後繼地走進了賭場。針對日益嚴峻的賭博形式，浙江省決定今年1～5月全力開展禁賭專項活動。重點整治職業性豪賭、互聯網賭博、賭球、跨境賭博等。四大賭博集團於是被成功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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