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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希恩，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傳染病科主任，艾滋病防治專家。2003年度貝利·馬丁獎獲得者，67歲。
他第一個走進文樓村
2005年2月8日除夕之夜，溫家寶總理專程來到河南上蔡縣，看望因艾滋病失去親人的老人和孩子，和大家一起吃團圓餃子，觀看演出，共度除夕。在各大媒體刊發的照片中，一幅溫總理和一名小女孩的照片不禁讓人眼眶潮濕，這名小女孩的親人已經因為艾滋病而離她而去。溫總理在這個特殊時刻的到來代表了黨中央、國務院的關懷與慰問。
上蔡縣的文樓村是這裡暴發艾滋病最早的村莊之一。去年，河南省向文樓村等38個全省艾滋病重點村派出了駐村工作隊，幫助患者治療，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經過一年的努力，文樓村的面貌發生很大變化，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明顯成效，群眾生活得到改善。村裡建起了設施完備的小學、深井自來水塔、標准化衛生所和群眾文化活動廣場，實現了村通公路、戶通自來水，所有艾滋病患者得到免費治療。
提到上蔡縣的文樓村，提到這裡的艾滋病，就不能不提到一個名字——桂希恩，他是第一個使文樓村問題浮出水面的醫生。
2004年6月11日，在湖北考察工作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專門抽出時間，登門看望了武漢大學醫學院、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桂希恩教授。
溫家寶總理一走進這位教授家的客廳，就緊緊握住他的手說：『我在電視上看到你的事跡，很感動。我還在最近召開的「兩院」院士大會上表揚了你的事跡。這次到湖北出差，專門來看看你。』
光顧『艾滋村』心痛產生責任
桂希恩最先了解艾滋病是在一九八一年那是桂希恩在美國學習的時候，老師向他講授了當年發現的一種人類新型的傳染病——艾滋病，但是這種疾病被認為是通過同性戀來傳播的，桂希恩當時很自信地對老師說，在我有生之年，中國絕不會有這樣的傳染病，因為中國的傳統道德和西方不一樣，然而也正因為如此，在十八年以後，一九九九年的那個夏天，他聽到的，和看到的那一切，讓他覺得難以置信。
在他所在醫院裡，有一個老家在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的進修醫生。村裡人生病了，都喜歡找他。這名醫生發現村裡很多青壯年得了一種怪病，發燒、拉肚子，怎麼也治不好。1999年6月，迷惑不解的這名醫生向桂希恩請教，希望桂教授幫助他把病因找出來。
桂希恩還沒有想到這是艾滋病，他推測是傳染病，因為他聽說患病的人大部分是青壯年。1999年的6月底，桂希恩在天津參加全國傳染病會議，會議結束後，他沒有直接回武漢而是直接去了河南，從駐馬店下車，桂希恩第一次來到了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看了幾個得『怪病』的人，桂希恩大吃一驚：這些人的臨床表現非常像艾滋病，他們有發燒；有口腔潰瘍有口腔的真菌感染；還有很多人出現皮膚上的帶狀?疹；有些人有長期的腹瀉；有些人有淋巴結的腫大；這些都符合艾滋病的表現。這一次，他抽了5個人的血樣帶回武漢，結果發現2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幾天後，他再次北上河南，這次抽了20個文樓村村民的血樣，結果發現了10個艾滋病病毒陽性者。並從這些人中發現了兒童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而且他還了解到，這些成年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都曾有賣血的歷史。這個事實讓桂希恩非常震驚，因為那裡得這種病的病人已經很多了，而且這些人都是賣血的，這個問題就顯得尤其嚴重了，因為他的血有可能給別人。他當即意識到得這種病的病人肯定不局限於他發現的那幾個。
桂希恩向河南省有關部門反映並提出自己的建議：趕快對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及他們的家屬進行控制；同時建立一個愛心醫院，收留艾滋病病人。可是信寄出去後，桂希恩並沒有得到回音，去文樓還受到乾預。可是桂希恩不會就此停下自己的腳步，一種醫生特有的責任感使他再次來到文樓村，就這樣，在秘密狀態下，桂希恩完成了對村莊疫情的初步調查1999年10月中旬，他將自己的報告給了河南當地政府。1999年10月31日，桂希恩帶著他在文樓村的調查報告去了北京，報告直接遞到當時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手中。李嵐清立即做了批示，隨後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組到文樓村——使之成為全國第一個可以接受艾滋病免費治療的村子。桂希恩這樣講：『我之所以，敢給李嵐清寫信是因為我有數字。』上級部門派遣工作組進駐疫情高發區進行慰問和救治工作。當地政府對桂希恩的態度也和緩了很多。
把病人接到家中同吃同住
他的努力沒有白費，有關艾滋病的普及知識也在當地一點點地推廣，那裡一名村民最早被確認患有艾滋病，他到鄰居家裡坐過的板凳被主人扔掉，村裡人見了他就躲。為了讓這名病人不再受歧視，桂想了一個辦法：他在村頭與病人拍了張握手的照片，擺放在病人家裡最顯眼的地方，以此告訴村裡的人，一般的接觸不會感染艾滋病。每一次下去，每到一個村莊，桂希恩都是這樣一點一滴地宣傳艾滋病知識。
去別的地方調查治療，桂希恩常常和醫療隊共同前往，可是去河南，他總是選擇一個人去，因為他說對這個小村子，自己好像已經有了一種不一樣的說不清道不明的感情，他覺得自己已經成為了這些患者的朋友，每次去河南，他都是自費，而且往往還要破費一些，多多少少給這些朋友一些幫助，對這些，一般他都很低調，可是，慣於在媒體面前保持低調的桂希恩，有一次卻主動地站到了媒體面前，那緣於一件轟動全國的事——他將5名來武漢治病但受到歧視的河南艾滋病病人接到家中同吃同住。在媒體面前很低調的桂希恩，也是第一次主動站在記者面前，向大家講述艾滋病病人的種種悲劇，呼吁人們能寬容、關心他們。
那是在2001年5月9日，河南上蔡縣文樓村的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程金等5人，來到武漢求醫於桂希恩教授，他們來的路費都是桂教授提供的。醫院安排5位病人住進一個即將拆毀的舊房子裡，但即使這樣也遭到鄰居的強烈抗議，為了不引起大家的恐慌，也為了證明與艾滋病病毒攜帶者正常的接觸不會傳染，桂希恩毅然將5名艾滋病病人接到自己的家中，與他們同吃同住，共用衛生間。在桂希恩家並不十分寬敞的三室一廳的房子裡，客廳擺著兩張床，住著兩位女患者，書房裡住著程金，他把平時自己住的房間讓給了另一位患者和他的孩子。每天一日三餐，桂希恩與5位病人像一家人一樣，在一張桌子上吃飯，桂希恩還不時為他們夾菜，讓他們感覺在家裡一樣。這中間還有一個令人感動的小插曲，程金在那一段治療期間，看到桂教授竟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在離開武漢前，特地將媒體捐獻給他的一件嶄新的襯衣悄悄壓在桂希恩教授的枕頭底下，並在紙條上留言道：『作為一個專家，您的穿著也不比我好到哪裡去，這件衣服您留著比我更有用。我知道當面給您的話，您不會接受，所以在臨走前將衣服放在您的枕頭底下，只有用這表示對您再次感謝……』
由此可見桂希恩教授在自己的生活中，是很簡朴的。桂希恩教授的母親是美國人，奶奶是法國人，女兒也在美國工作，許多親戚都在國外，按常理他的生活應是十分富裕的，然而一生節儉的桂希恩教授對自己的生活卻十分苛刻。
獲得『貝利·馬丁獎』
桂希恩曾14次下河南，為500多名艾滋病高危人群做檢測，每確診一位病人需600元，而這些費用都是桂教授掏自己省吃儉用攢下的錢。看到有的病人家境困難，他還要給個三五十塊錢。凡是他接觸過的艾滋病病人，很少沒有得到過他物質上幫助的。得知當地政府缺乏資金，他又從自己的積蓄中拿出1萬元錢，寄給當地有關部門，希望他們能為艾滋病病人做點工作。而他自己每次到河南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店，帶著方便面和饅頭，有時太晚了就在艾滋病病人家裡住，為了接近村民，端起病人遞上的水就喝。
就在把艾滋病病人接到家中同吃同住的那一次，他每次為病人抽取血樣，都是在自己家裡進行。桂希恩說：『在家裡抽血是違反規定的，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為艾滋病病人抽血是件很危險的工作，一不小心紮在自己手上就有被感染的危險，雖然這種概率很低，但桂希恩也從不讓助手抽血。他說，也許在有生之年他看不到解決艾滋病的方法，但他堅信一點：人類一定會戰勝艾滋病，這種信念不但支橕著他，也在支橕著和他在一起的同事們。
2004年2月28日，歐洲銀行家馬丁·哥頓來到武漢市，將2003年度艾滋病預防的國際最高獎『貝利·馬丁獎』頒給了桂希恩，獎勵他在艾滋病防治領域的開創性工作。頒獎現場，桂希恩宣布他要把五千美元獎金全部用作艾滋病防治工作。
對於那些艾滋病病毒的攜帶者，桂希恩認為他們也沒有必要過於悲觀，因為不斷進步的醫療水平可以把他們的生命維持到很長時間，在西方有許多著名的人物作為艾滋病患者，仍然在成就著自己的事業，一樣可以讓自己的生命燃燒，一樣可以擁有生命中的光環與芳香。
采訪手記
桂希恩教授是個大忙人，但是他很少開自己的手機，所以聯系采訪他只能撥打他辦公桌上的熱線電話。幾次電話打過去，都是一位工作人員接聽的電話，告訴我：『教授不在，他去開會了。』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在電話那一端聽到了桂希恩的聲音，那聲音平緩、沈靜，雖然他一再表示自己所作的工作實在沒有什麼，只是盡到了一個醫務工作者的本分，實在不值得媒體大肆報道，但是即使是婉拒，你也不會感到有一絲的距離感，那種語氣仍然是一個醫生所特有的親切，這種親切的聲音本身就具有魅力，就是磁場。最終，電話這端的我給了桂希恩一個特別的理由：宣傳您本身就是宣傳防治艾滋病，通過我們的報道也不只是讓讀者感動，更是讓大家更深入地了解防治艾滋病的重要性。在這個特別的理由下，桂希恩沒有放下手中的聽筒，於是我們有了一次簡短，卻是非常愉快與深入的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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