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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爲《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一書封面 |
導言 農曆猴年歲末，一本名叫《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的傳記不動聲色地出現在中國各大城市最顯眼的書架上。無任何官方宣傳，無任何大規模的公共宣傳活動，然而，僅僅10多天，第一批印刷的20萬冊圖書在全國各大書店銷售一空，春節期間馬不停蹄趕出來的40萬冊，也旋即被市場瓜分，讓出版社、銷售商、讀者都大吃一驚。
《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是國內首次爲在世的領導人出版傳記，而且出版機構不是來自中央，而是地方……我們看到，《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無可爭議地成爲近期最熱門的社會事件、文化新聞之一。
此書的作者庫恩博士今天將專程到訪南方日報報業集團並於昨天(2月23日)接受了我們的採訪。當我們走近他的時候，銀髮、微笑、態度和藹、氣質雍容，吐字清晰，沒有一絲剛剛結束越洋飛行的倦態。這位以作爲中國人朋友爲榮的美國人，很快興致勃勃地談起了此書撰寫、出版的前前後後。
中國是一個特殊的國度，只有通過解讀中國的歷史，才能夠真正瞭解中國的現實。我設想通過一個能夠反映時代變遷的人物，寫他的故事，寫一代人的故事，寫個人生命歷程中國家的命運。我想，這是向世界展示中國神奇魅力與顯著進步的最生動的形式。
創作全追蹤
讓世界瞭解中國，是我寫這本書的初衷
記者：怎麼會想到要寫一本中國領導人的傳記？
庫恩：我在中國十多年，對這片土地感情深摯，我在這裏工作、生活，和三教九流交朋友，在這裏看到許多東西正在欣欣向榮地發展着。然而我的美國同胞乃至西方世界中的許多人還陷在對中國認識的迷霧中。我想多做一些事情，儘可能地讓外面的世界更加了解中國。這是我很久以來的願望。
記者：是什麼具體事件直接促成您動筆寫這本書？
庫恩：2000年，江澤民先生訪美，接受了哥倫比亞電視網的著名記者華萊士的專訪。我和朋友滿懷希望地早早守候在電視機前，並看完了全程，結果讓我們異常沮喪——因爲華萊士的節目中對江先生的部分評價很不公正，這一點對於任何稍微瞭解中國國情的人，都是不能接受的。美國見多識廣的著名記者都會有這樣的慣性認識誤區，更不要說老百姓了。我當時就覺得動筆寫《江澤民傳》刻不容緩，美國人民需要通過了解一個領導人的個人史，瞭解中國的歷史，瞭解真正的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對於中國這個國度，要用歷史來解讀現實。美國的年輕人，不瞭解中國近現代史，就永遠不會理解，爲什麼在中國“穩定壓倒一切”。
科學，是我取捨、組織材料的唯一標準
記者：您寫此書的主要資料來源有哪些？
庫恩：我聽廣播，看電視，藉助網絡搜索資料，研究各種各樣的論文文獻，這樣積累了許多年。除此之外，我組成了一個寫作班子保證我得到一切可能得到的信息。這樣，我們最後收集了3000萬字的文獻資料。
記者：對於中國來說，您是一個外來者，您如何保證您蒐集到的信息足夠客觀、公正、全面呢？
庫恩：寫傳記，首先是科學，而非藝術。我非常驕傲我可以宣稱自己是一個科學家，我讀博士期間攻讀的是一門聽上去很可怕的學科：“頭腦解剖學”，學院裏的訓練讓我有比較完善的科學思維方式，幫助我在鋪天蓋地的材料面前保持客觀冷靜。關於一個題材，我總是要求有許多種信息來源，多方求證，反覆推敲，最後纔敢下結論。
記者：有人說你在書中把中國描繪得過於美好，你是否認爲自己粉飾了中國社會現實呢？
庫恩：(思考了片刻)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美學問題。在我眼中，真實的中國已經足夠有說服力，再不需要畫蛇添足地粉飾什麼了。現在外界對中國的瞭解，數量太少，內容也有許多歪曲，可是據我所知，只要真正接觸(他在這個詞上加重了語氣)過中國的人，沒有不喜歡中國的。因此，在中國的形象宣傳方面，我認爲只要把真實的東西展示出來，就不用擔心觀衆會不喜歡。
誰能客觀地告訴我關於江澤民的事，誰就將是我的採訪對象
記者：您擬訂的採訪計劃是怎樣的？
庫恩：首先，我選了幾個江澤民先生學習、工作過的地方，比如北京、上海、長春、南京、揚州等。同時，尋找江先生的親朋好友、同窗同事，這是很好的採訪對象，可以獲得第一手資料。
記者：您怎麼挑選您的採訪對象？給您印象最深的是誰？
庫恩：首先就是，誰能提供客觀信息，誰就可以成爲我的採訪對象。在實際的採訪過程中，有5位重要人物對我幫助很大，是我這部傳記能夠最後成文的關鍵。他們是：江先生的妹妹、同窗、同事和老領導。我很榮幸採訪了汪道涵先生。他第一次見到江澤民時，江才23歲。向來到工廠視察的汪道涵描繪了工作設想的情景至今讓汪記憶猶新。通過這些採訪對象，我深深感受到了江澤民的人格魅力與風采。當我以後再見到江澤民先生的時候，想起了他的老同學的描述，我感到非常親切。
我的妻子經常取笑我：“他又去見江澤民了。”
記者：爲了這本書，您整整花了4年時間，這4年間讓您覺得最痛苦、最快樂的是什麼？
庫恩：這兩者往往意味着同一件事。年復一年通宵達旦的案頭工作，全情投入，讓我痛苦的同時，又覺得非常快樂。你們現在看到的這本書，是3次重寫、5次編輯的結果。第一稿是70萬字，現在47萬字左右。我的手提電腦隨時伺候，方便隨時寫作。許多個夜晚，一吃完晚飯，就一頭扎進書房，妻子常常取笑說：“瞧，他又去見江澤民了。”(全場大笑)這已經成爲我們家的傳統笑話了。
記者：順便問一下，現實生活中，您見過江澤民幾次？
庫恩：3次。第一次見到江先生，是1993年，我住在古巴哈瓦那一家賓館的行政樓裏，在走廊上，看見了江先生，當時他正在古巴進行國事訪問，我很驚喜；第二次，是2000年9月，我見到江先生，在紐約的一個招待會上；第三次是2003年11月在北京，我聆聽了他關於幾個問題的講話。
寫這本書讓我感覺到了中國人情世態裏的美
記者：這本書的寫作對您個人來說有什麼幫助麼？
庫恩：寫這本書讓我感覺到了中國人情世態裏的美，讓我重新認識了“關係”這個詞。國際社會中，一提及中國的“關係”，一般就讓人聯想起，腐敗和不規範操作等等，但在採訪過程中，接觸到的中國人，我親身體會到他們交往的方式，讓人聯想起人類很久遠以前那種彼此信任、互相包容的美好關係。在他們淳樸的表情裏，有一種讓人十分感動的天真和坦誠。
記者：舉個例子好麼？
庫恩：我把江先生的親朋好友看成了自己的親人。我見到他們的時候，就好像親人久別重逢。那天，當我見到江先生的妹妹江澤慧，我忍不住緊緊擁抱她，我們都非常高興彼此能夠見面，我想，這就是親人間的感覺。
記者：具體地說說，寫這本書，您得到了什麼？
庫恩：(大笑)得到了兩個稱號，一個是“消極反華主義者”，一個是“新一代的斯諾”。不過言歸正傳，有人猜測，我通過寫這本書，在中國獲得許多經濟資本和政治資本。我想正式澄清一下，我本人是花旗銀行的執行董事，但在寫作此書的4年間，在中國並沒有任何項目，沒有收到任何直接或間接的經濟報酬。我準備把此書稿費的50%贈給3個慈善機構。
說起中國正在經歷的偉大歷史變遷，庫恩如數家珍。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16年來的每一次轉折，他都洞察着其間的微言大義。聽聽他怎麼看“三個代表”，爲什麼如此迷戀中國，讓我們解開——
庫恩的“中國情結”
記者：1989年3月您第一次踏上中國土地就被深深吸引，請問吸引您的是什麼？16年來，您平均每年會來中國四五次，每次一到中國就興奮，是什麼令您對中國如此着迷？
庫恩：1989年宋健博士邀請我參加中國科技產品商品化國際研討會時，我對中國並不瞭解。踏上中國土地的那一刻，中國人民熱切地想改變自身命運，提升精神生活和經濟生活的單純激情，像磁鐵般深深地吸引着我。從那以後，我每年都會到中國，僅北京就有50多次。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正在經歷一次偉大的社會轉型，我很高興能親身體驗其間中國傳統文化和動盪歷史之間的衝突，感受中國人民在艱苦奮鬥中的喜悅與傷痛。給我留下美好記憶的還有中國人與人之間的溫情，這樣的人情關係非常寶貴，這是我在美國無法感受到的。
記者：您深入瞭解中國的16年，也是中國在世界舞臺重新崛起的16年。
中國16年的偉大變遷給您留下深刻印象的關鍵幾步在哪裏？
庫恩：毫無疑問，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共十四大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有歷史意義的一頁。1993年和1994年江澤民和他的團隊領導中國經濟實現軟着陸。1997年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私營經濟成爲國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999年以美國爲首的北約轟炸南聯盟，《考克斯報告》出臺，“中國威脅論”出籠，在中美關係遭遇極大挑戰時，具有深刻的歷史和現實意義的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中美談判達成協議。2000年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指出改革催生了由“非公有制”經濟中的企業主、技術人員、管理人員、自由職業者和個體戶組成的一個“新的社會階層”，他們也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推動力之一，這標誌着對中國共產黨的現代化改造。
而江澤民與胡錦濤權力順利移交，更表明中國已走向擁有文明政治生活的國家。
記者：能談談您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嗎？
庫恩：花旗銀行是全球最大的商業銀行之一，在中國有廣泛的業務，我是花旗集團的執行董事。我們願意爲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戰略、海外上市和海外併購提供服務。在寫作《江澤民傳》4年多裏，我個人在中國沒有任何商業項目，停止了在中國的一切商業活動。
記者：爲什麼美國有相當一部分人認同“中國威脅論”，您認爲和諧的中美關係的基礎是什麼？
庫恩：我不是一個政治學家，也許觀點不專業。“中國威脅論”在美國是兩黨競爭的產物，它是黨派選舉和政治宣傳的需要。在美國民衆中存在的對中國的不友好情緒，是政治宣傳誤導的結果。和諧的中美關係基於兩點：互相尊重，彼此瞭解。現在中美能做到互相尊重，但彼此瞭解仍沒有真正解決。
庫恩博士在談及家人和朋友的時候，笑聲不斷。《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遠非他的一切。
《江澤民傳》之外的精彩
記者：這本書出版後，在中國反響如此熱烈，這會讓你的生活發生什麼改變麼？
庫恩：我的生活從來都是在變動之中，從來沒有停止過。(笑)不過，也可以這樣說，這本書出版對我的影響是，以前是花大部分的時間寫這本書，現在是用大部分的時間討論這本書。(大笑)
記者：您能談談《江澤民傳》之外的自己麼？比如，您的常規工作是什麼？
庫恩：我喜歡我的社會角色是立體的，希望我的多重身份能夠得到大家的認可，我從事銀行投資、公司戰略策劃，又是作家、編輯、節目主持人。
從1990年代以來，我把許多精力投入到把中國介紹給世界這個工作中，現在看來，這成爲我生活中最大的驕傲。10年間，我和我的拍檔以介紹中國爲目標，設計了6個項目，《江澤民傳》是第5個。(伸出手指，開始歷數)1995年，我和美國公共電視網PBS合作，籌集150萬美元，拍攝大型專題片《來自中國的聲音》，通過14個故事全方位反映中國。2000年的時候在美國357個公共頻道播出。這是第1項。建立庫恩基金會，組織“中美媒體高層論壇”，鼓勵中美兩國高級傳媒人互相“換位思考”，非常有趣，對促進了解溝通也非常有益，這是第2項。出版《中國製造》繼續講述中國發生的真實故事，這是第3項。在2000年千禧年首腦會議期間在美國11個城市進行長達25天狂轟濫炸式的中國文化宣傳，這是第4項。第5項就是今天討論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第6項，也是我們正在進行的項目，是美國PBS、英國BBC聯合投資400萬美元的《中國》，現正在西藏拍攝，我們試圖用中國的歷史和文明來解釋現在的中國。
記者：您策劃的這些大項目無往不勝，是不是主要依靠您強大的政府公關能力和資金支持？
庫恩：(非常嚴肅)不是，依靠的是我的激情和熱情，是學習的興趣。通過向世界介紹中國，我認識了許多有精彩故事、有精彩觀點的中國人，他們是人類的精英，他們對我生活影響很大。比如，現在正在拍的《中國》，我認識許多中國第一流的專家，通過他們的介紹，我學到許多東西，而這種學習更激發我對中國的熱愛，向外面的世界介紹中國的渴望。我和我的拍檔朱亞當都是銀行投資者，如果這4年用來做銀行投資，收益不言而喻，可是我們都不顧一切地投入到向世界介紹中國的工作中去，在那裏我們尋找到人生的價值和無比的樂趣。
記者：您身邊精彩的人一定不少，能談談您的朋友們麼？
庫恩：真正的朋友，是用來分享經歷的。這樣的朋友我在中國和美國都有許多。美國的朋友，現在你就可以看到(指坐在一旁的朱亞當)，他22歲時遇到我，16年的友誼，志同道合，現在是我親密拍檔。中國的朋友和我分享的東西有些不同，他們告訴我他們的故事，這些故事都是以前我無法想像的。
記者：能給我們講你印象最深的一個人麼？
庫恩：一個朋友，請原諒我不能提他的名字，被關進牛棚，天天被打，吃不飽飯，穿不暖衣，可是還是每天保持7個小時的讀書時間。他說，在物質生活最艱苦的時候，在所有尊嚴被剝奪的時候，學習就是活下去的理由。
這個人的經歷給我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讓我覺得生命應該就是如此頑強地向上，再向上，永不言棄。
記者：聽說您的家庭成員全都是公衆人物，談談他們好麼？
庫恩：我非常自豪家人都很有藝術修養。妻子是鋼琴家，大兒子拍電影，小兒子是製片人，女兒是工會演員。因爲我始終喋喋不休地在他們面前談論中國，他們都非常喜歡這個國家。(笑)我的小女兒丹尼拉，常在好萊塢拍戲，她演的《Traffic》曾獲得奧斯卡獎，我非常爲之高興。她最近參與拍攝央視的一個叫做《朝鮮戰爭》的電視劇，演一個戰地記者，她還在中央九套即將播出的一個節目《重新發現中國》(《Reresearching China》)中當主持人，歡迎大家收看。(全場大笑)
記者：你們家庭教育是不是很民主？我聽說你和太太在教育女兒的問題上有點分歧。
庫恩：(大笑)是的，我的太太覺得演藝圈競爭激烈，是非也多，所以擔心女兒將來的發展，可是我覺得人應該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有激情、有興趣的職業。我們經常爭論個沒完，甚至發動朋友一起參與。但我們家和許多美國家庭一樣非常民主，告訴你一個小故事：我和太太是支持布什的，我註冊爲民主黨，而我的小孩都是克里的鐵桿擁躉。上次選舉之前，家裏簡直吵翻了天，小女兒在中國還特地飛回家，一定要抵消掉媽媽的那一票。(大笑)可是過後，我們照樣還是非常相親相愛，彼此關懷的一家人。
記者：您對廣東和廣州瞭解得多麼？
庫恩：(笑)不太多，我主要活動的城市在北京，我想我以後要讓《南方日報》多告訴我一些關於廣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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