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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每日電訊報》26日報道了美國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接受查爾斯·穆爾的專訪。這是他卸任後首次接受媒體採訪。鮑威爾對他陳述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感到非常痛心”。
關於美歐關係
鮑威爾感到自己的預測被證實了。當我們會面時，布什總統正在歐洲進行訪問，企圖在那裏廣爲散佈曾經是鮑威爾專利的一樣東西———和藹可親。
鮑威爾說：“這是必然的。我在離職後說：‘你們將看到總統採取主動。”
鮑威爾對歐洲人說：“歐盟是你們住的地方，你們必須成爲它的一部分。但是，我也知道你們通過北約與大西洋對岸的偉大朋友美國保持關係，你們將總是指望北約提供安全保障。如果局勢發展到如下地步，即獨立自主的國家喪失了原有的自衛權，那麼我將感到不安。”
鮑威爾說，在他擔任國務卿初期，他在橢圓形辦公室與總統見了面，他們一致認爲，北約的擴大“可能是我們所能進行的最大規模的擴張”。但是鮑威爾還說：“我們應當同樣如此看待歐盟。雖然它在這裏沒有北約的那種威望，但是它並不對我們構成威脅。”
他承認與歐盟在國際刑事法院和對華軍售問題上存在分歧，但是他認爲沒有什麼分歧是解決不了的。他還透露，當歐洲人前往伊朗與之舉行會談時，“他們做的所有事都事先通知過我了”。
關於“老歐洲”和“新歐洲”
他如何看待拉姆斯菲爾德所稱的“老歐洲”與“新歐洲”？
他說得非常乾脆：“我從來不用這種措辭。這根本就是毫無益處的概念。我覺得總統也沒有用過這個詞。只不過拉姆斯菲爾德有一天說了這麼一句，後來就變成了固定說法。”讓他感到好笑的是，連拉姆斯菲爾德似乎也後悔“當時”說了那些話。
鮑威爾自稱更關注年輕的歐洲。他說：“我們在歐洲的問題是少數政策造成的，問題不在於美國本身。”
關於“邪惡軸心”
他對“邪惡軸心”的提法比較寬容，部分原因是他本人表示過認可。他說：“稱之爲軸心並不是說它們(伊拉克、伊朗和朝鮮)之間一定有聯繫，這是引起全世界重視的必要手段，而他(布什總統)顯然正是那樣做的。我同意了，我沒想到會引起這麼多的注意。歐洲人反感這種直言不諱的語言，但他們應當明白，如果美國人的說話方式偶爾像是說教，那麼，其中也許的確包含着某種道義。”
關於出兵伊拉克
伊拉克的問題並不出在軍事行動，而是出在隨後向“國家建設”的過渡。在鮑威爾看來，“打仗的兵力是充足的，但維持和平、建立秩序的兵力不足。我個人認爲本應在戰鬥結束後增派部隊。”
我問他爲什麼會錯誤地大力強調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最初美國曾高高興興地主張政權更迭，當它開始考慮發動戰爭時是否被迫放棄了法律和外交路線而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作爲開戰理由？
鮑威爾稱，其實並非如此，因爲兩方面是相互關聯的。克林頓總統和國會曾推行政權更迭政策，但1998年12月克林頓實施“沙漠之狐”行動轟炸伊拉克的原因卻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那些年，聲稱薩達姆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是情報部門，包括貴國的祕密情報機構(軍情六處)。”因此，在薩達姆針對聯合國第1441號決議做出虛假的聲明之後，情況看起來他可能會故伎重演。布什總統和布萊爾不打算冒這個險。於是美英兩國試圖通過第二份決議，鮑威爾向安理會陳述了有關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證據。
如今鮑威爾變得更爲直截了當：“我感到非常痛心。是我上電視去講的。追究情報來源的舉動變得十分可疑，一切開始分崩離析，這讓我深感失望。”
我問道，衆所周知，你對伊拉克戰爭存有疑慮，但是，你似乎從未充分地表露過。你後悔沒有更加坦誠嗎？
鮑威爾反駁道：“我對布什總統非常坦誠，他是值得讓我坦誠相待的人。”2002年8月初，兩人共進晚餐時，鮑威爾說出了自己的看法：“我的告誡是，你要明白，軍事行動不會有什麼難的，困難的在後面。這個地方(伊拉克)會像水晶杯一樣爆裂，問題在於如何收拾殘局。就是因爲這個，他決定讓我試試能否通過聯合國來解決。”
鮑威爾強調說，他們都參與了。“每個人都同意————拉姆斯菲爾德、切尼和賴斯。而最終我成了衆矢之的。我不喜歡那個政權：10多年來，我常常聽到，第一次海灣戰爭時我們本該怎麼做———儘管我們從未討論過巴格達正在發生的一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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