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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僞劣產品頻繁‘下鄉’，在農村氾濫，我們不能不管了。”雖然湖南口音有點重，但樂壽長委員的意見表達得很清楚，
“去年的安徽阜陽劣質奶粉事件不是一般事件，農村裏這種事情太多了。化肥有假的，種子有假的，假冒僞劣產品似乎偏愛農村。”在前來北京開會的飛機上，樂壽長委員此言一出，立刻引起共鳴，唐浩明、王沛清等委員都表示贊成。
“年年‘三下鄉’，而假冒僞劣產品下鄉，卻很少有人管。”樂壽長委員分析說，其原因就在於一是長期以來市場建設重城輕鄉，政府投入向城市傾斜，導致多數農村市場基礎設施薄弱，商品流通體系落後。農村商品流通仍然是以個體戶小賣店和流動性的集貿市場爲主，無法在流通環節對商品質量把關，“因此農村無照無證經營比較多，消費者權益容易受到損害。”二是監管體系不健全，市場治理也是重城輕鄉，農村打假幾乎是一片空白。三是農民購買力有限，爲假冒僞劣產品大行其道提供了溫牀。四是農民普遍缺乏防範意識和辨別能力，維權意識更是薄弱，維權成本高。五是地方保護主義作祟，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採取縱容庇護的態度。
“這牽涉到數億人的身心健康，牽涉到農村的長遠發展，牽涉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否構建。”樂壽長委員說，事情看似小事，但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背景下，問題的重要性就凸顯了出來。
假冒僞劣產品何時“少下鄉”，甚至不下鄉？樂壽長委員提出，首先各級政府要提高認識，增強緊迫感，制止假冒產品下鄉是以人爲本、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具體要求；二是要加大投入，着力加強農村市場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流通領域的網絡和設施建設，城市裏有實力的連鎖商業企業應向農村延伸；三是要強化監管，加大對農村違法經營者的懲處力度；四是要加強培訓，提高識別真僞的能力，要在科技、文化、衛生下鄉活動中增加相關內容，增加“三下鄉”強度，通過培訓、宣傳等方式增強農民法律意識；五是要健全組織，切實維護農村消費者合法權益，消費者協會應向農村延伸，還可考慮建立“小額糾紛裁判法庭”；六是要嚴肅法紀，堅決糾正和查處地方保護主義。
“最根本的，還是要靠科技興農，增加農民收入。這樣，許多假冒產品自然無人問津。”樂壽長委員不忘藉助科技之力，“收入提高了，便宜貨也就少買，甚至不買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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