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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我受朋友謝的委託，去機場接他的表弟小趙，從此也第一次接觸到了中國貪官的家屬。
謝在電話裏對我說，小趙要去南加州大學學經濟。在加州上學的人都知道這裏流傳着一句話，大意是如果一個美國孩子出身世家，他將會上斯坦福，如果家境平平但是成績優異，去上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如果家裏有錢但是成績很差，那他還有南加州大學可以選擇。
南加州大學是一所以學費昂貴著稱的私立學校，所以聽完謝的介紹後我就斷定，小趙家裏這次必定出了大錢。我再仔細看他的行李，是一套LV的箱包，我不禁撇撇嘴。小趙很敏感，立刻問我：“怎麼，是不是這個款式已經不流行了？”我只好解釋說，美國的大學生穿着用品都比較隨便簡樸，很難看見這樣全套LV出行的。
坐上我的二手福特，小趙開始用手機給家裏人挨個打電話報平安。過了一陣我問他“除了謝,你在美國還有親戚嗎？”“沒有了。”小趙想了想又補充說，“不過我爸在這邊有一個朋友，他這兩天恰好出門做生意去了。我爸媽讓他在美國照顧我，包括我來上大學也是他幫忙聯繫的。”
小趙突然想起了什麼一樣，轉過來說：“既然那個叔叔這兩天不在，你明天可不可以陪我去買些東西？”“買什麼呢？”“車子和房子應該是那個叔叔替我安排，我想先買一些衣服和日常用品就可以了，要不就去羅德奧車道吧，我媽去年到那裏買了好多東西。”我聽了不禁吐吐舌頭，羅德奧車道位於全美國最有名的富人區比弗利山，那裏賣的幾乎全是頂級奢侈品。我雖然在洛杉磯呆了一年多，但到那裏幾乎只能在街上看，不敢走進去問價。於是我婉言謝絕了小趙，告訴他自己打車去就可以了，說着話就把他送到了目的地——一家五星級酒店。
過了幾個月，我恰好在一次中國學生聚會時碰到謝，我走過去說“你表弟可真厲害”，遂告訴他那天我的遭遇。謝看周圍沒有別人，悄悄告訴我說：“他當然可以這麼厲害了，反正花的都是別人的錢。”原來小趙的父親是中國南方某省的一位廳長，平時經常利用工作之便和一些商人來往，在他爲這些商人提供一些“便利”的同時，商人們也投桃報李，不停提出要“邀請夫人到美國、歐洲玩玩”。這次小趙來美國上學，也是其父和美國某位華裔商人的“交換條件”。華裔商人爲小趙聯繫學校、交學費、買房買車，地球那一頭其父也會提供相應的“幫助”。謝說，小趙已經開始上課了，不過因爲英語基礎實在太差，所以現在請了一個專職的美國教師每天補課。“他在長灘買了一所大房子，天天開着一輛保時捷911的新款滿城亂轉。不過就是沒什麼朋友，有天還給我打電話問你的情況，說請你有空過去玩。”
我很驚訝地說：“那他這麼招搖豈不是很引人注目？”謝笑話了我一頓，說：“現在這樣的情況太多了，小趙在長灘的鄰居們就有不少是這樣的情況。有的是小孩一個人在這裏守着一所大房子讀書，有的是母子或者母女倆。小趙下一步的目標就是爭取一張美國綠卡，因爲他父親也知道貪污受賄都是有風險的，所以先讓兒子過來好留條後路。”
又過了兩個月，小趙果然給我打來電話，說他母親來美國看他，想請我和謝過去作客吃頓飯。這是我第一次走進富人區長灘的豪宅，院子裏有一片小樹林、室內室外游泳池各一個，還有一個網球場，最難得的是，海灘近在咫尺。我問小趙這所房子花了多少錢，小趙照例心不在焉地說：“我也不太清楚，大概一兩百萬(美元)吧。”小趙的母親皺着眉頭告訴我和謝，小趙最近和另外幾個和他情況相似的同學一起迷上了賭博，短短一個多月，去了拉斯維加斯三四次。
“我們家倒不是輸不起，就是怕他被人騙。”她送我們出門的時候突然指着不遠處一所宅子說，“那就是某某家(某某是一個還算有名的貪官，我還沒有出國前也看見過一些關於他的報道)，他出來的太早，聽說現在錢都不夠用了，賣了在紐約的房子才住到這裏來的，前幾年他夫人女兒還能每年去巴黎購物，現在一家人就靠放房貸生活了。”
2005年初，中國的制度化反腐發展以跨國合作呈現出一個新的面貌。反腐部門和公衆輿論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海外正在“蓬勃興起”的貪官街、腐敗子女村，說明了社會對於腐敗資金鍊轉移的擔憂，以及反腐制度化過程中，對於各個不同環節的重視。
毫無例外的是，對於貪官和腐敗分子們的追緝，是能夠挽回腐敗造成政治環境脆弱和經濟環節損失的一條重要途徑。但是實際上，在追緝之前，如何防止貪官外逃，堵截他們的行動鏈和資金流向，則能夠以更低的成本和更有效的方式防止腐敗滋生和蔓延。
因此，檢討防範勝於追討，是進入2005年之後，反腐敗的部門和輿論應當思考的問題。
防範勝於追討，有這樣幾大好處。首先是因爲防範能夠從源頭上堵住貪官的外逃出路，爲震懾腐敗分子提供政治樣板。目前對於大多數腐敗官員來說，他們瞭解他們的政治生態存在極高的風險，一旦腐敗環節暴露，整個過程就出現崩潰，因此，他們大多數採取資金向外轉移，在海外設置自己的第二個家，以狡兔三窟的思維方式來構建自己的貪-逃之路。防範外逃，堵截資金轉移，則代表了反腐敗中的國家決心。
其次，加強對腐敗外逃的防範，能夠降低反腐成本。由於目前我國與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在引渡條款上仍然存在一定的空白，腐敗外逃者，正在基於這些空白而獲取自己的安全。國際合作制度上的缺位，實際上導致了貪官外逃通路的順暢。因此，大量的反腐成本，其實用在了跨國追緝外逃貪官中的費用。腐敗外逃導致反腐成本上升，是有許多歷史案例佐證的。而大量反腐成本用於國際合作和對外追緝，勢必會加大國民經濟的開支，甚至動搖一些部門打擊腐敗的決心和意志。
第三，對於腐敗者外逃的防範，能夠維護社會政治的穩定性，降低政治系統的脆弱性。由於許多貪官在逃離國境之後，仍然與國內未暴露的腐敗分子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同時其中極少部分貪官，利用自己瞭解的國內政治情況，與海外反動勢力相勾結，提供對於國內政治情況的不合理解讀甚至是惡意誤讀，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妨害國家利益。在目前全球信息發達的現實中，這些信息出口轉內銷之後，將造成國內公衆在政治輿論中的混亂，甚至使得社會更加脆弱。
最後一個方面，是對於貪官外逃的防範，實際上能夠對目前社會中存在的部分地下非法組織給予質的打擊。由於通過合法途徑轉移資金和尋找外逃之路有相當的困難，許多貪官在資金轉移和人員外逃過程中，往往求助於地下非法錢莊和偷渡途徑。這些途徑給他們提供了許多便利，他們也養活了這些途徑。這些非法組織不但與貪官合作，而且主要經營偷渡，高利貸等活動，給整個社會穩定造成巨大沖擊。因此，阻斷其主要的資金來源，實際上可以壓縮這些非法組織的生存空間。
防範腐敗當然要勝於事後追懲，這是因爲人類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逐漸趨於更加理性的文明社會。把犯罪扼殺在滋生之前，其實不但減少了可能的損失，而且還挽救了良心與生命。這種挽救，是發達體制和和諧社會的必然發展方向。而制度反腐和輿論防腐中所體現的歷史理性，決不容許任何人藐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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