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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的多元與複雜性決定一個政府的科學決策必須依賴於廣泛的諮詢
與總理的廣泛問計形成高層次呼應的是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體學習活動。在兩年多的時間裏，新一屆政治局延請各方面專家講課，舉行了20次集體學習，主題由世界經濟形勢到中國就業政策，從新軍事變革到大國興衰，從民族問題到構建和諧社會……不一而足。
據媒體報道，胡錦濤總書記每次在主持和參加學習時，均認真聽講，深入提問。
來自地方的呼應也十分強烈。2003年以來，江西、河北、山西、吉林、上海等地紛紛成立決策諮詢委員會，聘請各類專家,吸收社會力量爲地方政府決策獻計。
一系列的信息反映出國家決策機制的變化。國情專家胡鞍鋼教授認爲這是“從個人決策向集體決策乃至廣泛民主參與決策的方向轉變，即從不透明決策向透明決策轉變，從封閉型決策向開放型決策轉變”。
艱難的歷史嬗變
政府決策由封閉走向開放，這在中國當代史上有一個很清晰的嬗變過程，不過這種嬗變及進步顯得格外艱難，代價也格外沉重。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國，政治上堅持“以階級鬥爭爲綱”，經濟上急於求成，造成了“反右”、“文革”、“大躍進”等一系列重大的決策失誤。
那時，專家爲國家決策獻計，需要冒極大的政治風險。1957年，馬寅初經過三年的調查研究,發表了《新人口論》，提出控制人口增長,但是很快被劃歸“右派”。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部教授王教授認爲當時的國家決策從程序到決策的主體都不規範，“隨意性太強”、“個人獨斷”，這是導致決策失誤的原因。
到了鄧小平時代，中國的決策機制開始向集體決策轉變。毛壽龍教授告訴《瞭望東方週刊》:“中國政府決策走向科學化是從鄧小平時代開始的。”
20世紀90年代的政府決策延續了鄧小平時代的一些特點。胡鞍鋼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這一時期，“可以視爲‘諮詢決策時代’。”
再到新一屆政府，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部教授王滿船認爲，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力度比以前更大了。“現在更多地強調從制度上來完善政府決策，並且真正行動起來。”王滿船告訴《瞭望東方週刊》。
是否可設“特別顧問”
總理到最基層瞭解民情，從另一方面也正反映出信息溝通的不暢。
專家認爲，中國政府決策的諮詢系統還有待完善，比如目前政府機構的人員編制中，爲參與決策的專家設置的正式職位很少。王滿船認爲這使專家的參與“帶有很大的隨意性”。
重視決策體制的建設，是發達國家的特徵。目前，美國總統擁有龐大的智囊機構。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美國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張立平說:“白宮裏面有一套顧問班子,經濟、安全、情報、法律、科技，各個相關領域都有顧問委員會”。
例如,克林頓共有各類總統顧問、助理115人,其中由27名高級謀士組成克林頓的核心智囊。
美國的總統顧問往往對總統的決策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小布什上一任期中，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作爲總統的顧問,在重大問題發表着重要意見。
白宮對外事務委員會流傳着這樣的看法：總統會聽取副總統切尼的意見，對國務卿鮑威爾的提議也給予重視，但總是在和賴斯商量後，做出最後決定。
“美國總統的決策還大量諮詢體制之外的大學、思想庫的專家、學者。”張立平說。西方國家的智囊機構按資金來源劃分可以分爲官方、半官方和民間三類。據統計，美國的各類諮詢機構有4000多家，英國也有2000多家。
與發達國家相比，王滿船認爲中國政策諮詢機構總量顯然偏少。
爲了防止利益集團壟斷決策信息，同時打破條塊分割體制，衝破部門利益侷限，專家認爲在中國需要建立完善現代型的思想庫，在國務院層面還可以考慮設立只向總理負責的“特別顧問”，就內政外交問題提供決策諮詢。
此外，“對於中國真正建立科學決策機制來說，問題察覺、民衆參與、責任追究等各個方面，也同樣需要完善。”王滿船告訴《瞭望東方週刊》。
2005年2月16日，在國務院第三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溫家寶提出今年重點要抓好八個方面的改革和制度建設，第一條就是改革和完善政府決策機制。
就2005年及以後中國的決策機制建設而言，這無疑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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