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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個科學民主的決策諮詢機制,成爲上至高層下至地方政府的強烈訴求
“家裏還有多少地？農業稅減了多少？”
“欠不欠外債？低保每月是多少？”
“工作好不好找？工資拖不拖欠？”
……
兩年多以來，人們已經熟悉了溫家寶總理和普通百姓之間這種拉家常似的對話方式;地方政府更從總理身上看到,以胡錦濤爲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體恤下情、親歷親爲的行事風格。
但溫家寶在田間地頭、尋常巷陌與普通百姓的交談並不僅僅是表達一種“親民”的姿態。
“與其說溫家寶總理在訪貧問苦，不如說他是在考察調研中試圖探究國家大政方針的落實情況以及政府決策的效應和對百姓日常生活的影響。”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院院長毛壽龍對此評價道，“這也是‘問計於民’，尊重民意的過程。”
通過“總理問計”，人們還可以看到，本屆政府在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突破體制困境，把國家引導到更好方向的良苦用心。
問計之難
對於正在參與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的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復星實業集團董事長郭廣昌，浙江萬向集團董事長魯冠球二人來說，這份報告他們已不陌生。
早在一個半月前，作爲非公企業代表，郭廣昌、魯冠球即被溫家寶總理請進中南海,參加座談會，徵求對提請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徵求意見稿)的意見。當時，他們就改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環境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據新華社報道，爲徵求對報告的意見，溫家寶總理在中南海先後主持了四次座談。
“把百姓冷暖放在心上，對老百姓的事要心中有數。”溫家寶總理在各地考察調研時多次說到這句話。
中國的普通百姓與政府官員之間仍有距離感。而有些官員，則很害怕總理的“問計”，像雞西的官員，甚至不惜三番五次欺瞞總理。
今年除夕，溫家寶總理來到河南上蔡縣文樓村，看望艾滋病患者。當時在場的上蔡縣文樓村村民李有云告訴《瞭望東方週刊》，當溫總理從一戶人家走出來時，羣衆圍了上來，一個小姑娘忽然跪下向總理喊:“我家裏沒吃的了。”
“這個小姑娘有一個一歲的小弟弟，實際上是小弟弟沒有奶粉吃了。人太多太吵，總理沒有聽清她說什麼，有的官員卻說，‘她是想和總理合影照相’。”
李有云告訴《瞭望東方週刊》,“實際上，這個小姑娘說的是實話。節前發大米,老百姓只發6斤,但村幹部卻發了20斤。有一次村幹部半夜偷偷地發,還被我發現了。”
期望得到真實信息的過程
《他曾問個不休，他的淚還在流》——有國內媒體用這樣的標題來註解總理費盡心機做到對百姓疾苦“心中有數”。這句“移花接木”的歌詞讓人心酸。
大年初六發生礦難的遼寧省阜新市，正飽嘗着22年前,某些政府官員對當時國務院領導撒謊,隱瞞煤礦開採潛量的苦果。
1993年，時任阜新市委書記的王亞忱在全國“兩會”上聯合30多個資源型城市的人大代表提出議案，疾呼“資源型城市轉型”。
王亞忱在“兩會“代表、委員中到處遊說:阜新的煤20年後可採量將大幅下降，屆時這個“煤電之城”將面臨着無煤可採、無電可發的窘境。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有關部門、專家竟然做出了一個阜新煤礦資源還可繼續開採100年的調研報告,上報上級領導。
今天，阜新市亞洲最大的露天煤礦海州煤礦已經煤竭破產，留下滿目瘡痍的一個巨大的坑，成爲環境污染的禍首。
儘管阜新作爲國務院資源轉型試點城市，正在做出種種探索和努力，但是，轉型卻至少晚了20年。
“決策失誤是一種最大的失誤。這與決策者做出判斷時對信息的取捨有着直接的關係。但是，什麼是最重要的信息，對決策者來說存在着一個辨識困境。”
毛壽龍說,“個體的信息只有成爲公共信息時才具有可參照性，因爲私下裏的談話是不必承擔責任的，但公共場合的談話,又常常多是禮儀性質的‘場面話’,這就會掩蓋一些真實的消息。因此，總理在調研考察過程中那些出乎意料的探詢行爲，實質上是一個期望得到真實信息的過程。”
於是，2003年至2004年，由溫家寶爲農婦熊德明討要工資始，全國上下掀起了一場清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熱潮。在清查的過程中，高層發現，問題出在地方財政上,出在某些地方政府大搞政績工程上，從這個意義來說,又引發一個官員政績觀的問題。
對政府決策者來說,做到“心中有數”,關鍵是獲得真實的信息;因此，建立一個科學民主的決策諮詢機制成爲上至高層下至地方政府的強烈訴求。
決策困境的思辨
全國人大常委會華僑委員會委員羅益鋒在“兩會”之前的幾天,一邊忙於梳理手邊一些涉法訴訟案件,一邊抓緊走訪選民。
“這一年,反映到我這裏的涉法案件有104件之多,幾乎平均每三天一件。通過行使全國人大代表的監督職責,有34個案件得到了解決。”羅益鋒告訴《瞭望東方週刊》。
“《憲法》和《地方組織法》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有權‘討論、決定本行政區域內的政治、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民政、民族工作的重大事項’,但是一些地方人大對本地經濟社會中的重大事項該審議不審議、該決策不決策、該監督不監督的‘缺位’現象仍很普遍。”羅益鋒告訴《瞭望東方週刊》。
“最重要的是要把政府對決策的實施納入人大及社會各界的監督之中，不能使決策成爲紙上談兵的空話。”羅益鋒表示。
毛壽龍則認爲，決策失誤，與部分領導幹部不正確的發展觀和政績觀有關，也有領導幹部決策能力和決策水平的問題。但更重要的是，缺乏科學民主的決策機制。
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研究員沈榮華對建立科學民主決策機制的路徑作出如下闡述:一是營造多方面參與諮詢論證的格局;二是疏通社情民意充分表達的渠道；三是實現決策過程的公開透明;四是明確決策機構的議事規則和程序;五是完善決策的責任追究機制。
現實政治生活中，高層已經非常注重來自於專家學者和民間的建議，如社科院研究員於建嶸、全國政協委員夏家駿等，都曾以給總理寫信等各種方式，來表達建議和意見，也都獲得了溫家寶總理的重視和批示;網上熱議的焦點事件有時也會成爲高層決策者的民意參考之一。
關鍵是要建立制度化的意見表達通道
一方面，最高層希望聽到來自基層的真實聲音;另一方面，來自基層的意見表達通道卻仍十分不順暢。
“意見表達通道不暢對各級行政決策者來說是一個最頭疼的問題。”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丁元竹博士分析道。
他認爲，不暢主要還是來自基層的意見很難反映到上面去。爲什麼？因爲目前的決策機制還是行政層面的，而現行的行政體制裏“惟上不惟下”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一些研究甚至是在看上面行政領導的臉色在做，行政領導決策還在起關鍵作用。正因如此，纔會有專家誤導政府的現象發生，纔會有決策失誤的現象出現。而這和現行的科研體制、決策諮詢體制以及信息披露體制都有關係。
數年之前，李昌平在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任上，就“三農”問題向國務院領導諫言，成爲農民利益的代言人。在接受《瞭望東方週刊》採訪時,李昌平表達了另一種看法。
“在官場,上騙下,難。下騙上,容易。清醒一點的領導都是懂得這個常識的,自然會想着法子直達民間瞭解民意民情。而決策部門要想得到準確的民情民意,關鍵是要建立制度化、多元化的通道。”
李認爲，要讓人民代表充分發揮人民代表的橋樑、紐帶和參政議政作用；要大力支持民間決策諮詢機構，讓民間的聲音發得出，聽得到；要鼓勵和保護“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事實上，對各級行政決策者來說，他們並不缺少一個決策諮詢系統，從中央到地方的政策研究室、從中國社科院到各省市的社科院、從各部委的經濟社會問題研究機構到國務院參事室及各省政府參事室,都承擔着決策諮詢和政府智囊的功能，甚至每一級地方官員也都承擔着一個向上一級決策層真實反應本地區情況的義務。
但這種上下表達訴求的通道仍然不盡如人意。一些幹部不講真話,惟上成風，整天研究上級領導想什麼,上級領導喜歡什麼,勢必使信息傳遞失真。
中紀委巡視組組長任克禮接受《瞭望東方週刊》專訪時稱:一些幹部不講真話是對我黨的最大威脅。
一個令人振奮的變化是:2月20日，本屆政府在中央政府層面將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寫入修訂後的《國務院工作規則》。
《規則》要求,各部門提請國務院討論決定的重大決策建議,要經過專家或研究、諮詢、中介機構的論證評估或法律分析;涉及相關部門的，應充分協商；涉及地方的,應事先徵求意見;涉及人民羣衆切身利益的，一般應通過社會公示或聽證會等形式聽取意見和建議。並及時跟蹤和反饋決策執行情況,確保政令暢通。
顯而易見,《規則》對民意表達已予以充分重視。
李昌平就此評價道,這是最近3年來的一個重大變化,這幾年,儘管面臨複雜的局面和突出的問題，但社會朝着和諧的方向發展了,是政策順民心、合民意、聚民智、解民憂、謀民惠的結果;實踐證明重視和尊重民意是建立和諧社會的政治保障。
李昌平認爲，目前政府決策部門進行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最大的體制困境還在於:老百姓實際上不是各類資源的掌控者,而是受施者。
“如果有一天，這一機制得以改變，‘問計於民’就會成爲一種必然。”李昌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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