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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意大利《宣言報》報道，意大利女記者斯格雷納在一篇名為《我的真相》的報道中講述了她被綁架和獲釋的整個經過。文章如下：
我仍被蒙在鼓裡。星期五(3月4日)是我生命中最富有戲劇性的一天。我已被關押多日了。我剛同我的綁架者交談過。他們多日之前就說我將被釋放。我正在等待這一時刻。他們正在談論有關『移交』事宜。
我已學會通過觀察兩名看守來了解事態進展。他們每天都在看管著我，其中的一個對我很照顧。他總是看起來特別高興。我故意問他他是為我的離去還是為我繼續留在這裡而感到高興。他第一次告訴我：『我只知道你會被釋放，但不知道何時』。我感到震驚和興奮。兩名看守走進我的房間，開始安慰我，並且開玩笑說：『祝賀你，他們說你將前往羅馬。』這表明確實有新的事情要發生。羅馬，他們真的是說羅馬。
我開始感到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因為羅馬這個詞使我想起了自由，但也帶來了巨大的空虛感。我意識到這是我被綁架事件中最艱難的時刻。我所經歷的一切都已經『確定地』發生了，現在我開始感到一種不確定的巨大空虛感。
我換了衣服。他們返回了我的房間，告訴我：『我們將帶你出去，不要發出任何你跟我們在一起的信號，否則美國人會乾涉的。』這是最快樂和最危險的時刻。如果我們碰上美軍，那麼可能會發生交火事件。我的綁架者已作好了准備，他們會向美軍還擊的。
他們蒙上了我的眼睛。對於這點我已經習慣了。外面在發生什麼？我只知道巴格達在下雨。小車是在泥濘地帶行進。車上有一名司機和兩名綁架者。我突然聽到一架直昇機正在我們汽車附近作低空盤旋。『保持安靜，他們會來找你的。他們會在十分鍾內來到這裡。』他們總是在講阿拉伯語，但也加雜著一點法語和許多蹩腳的英語。甚至在這個時候，他們也是這樣說。
然後他們就走出了小車。我仍處於不能活動和失明的狀態。我的眼睛被棉繃帶蒙著。我還帶著太陽鏡。我坐在車中一動不動，心裡盤算著該作什麼，還有多少秒纔能獲得自由。
就在我開始默默計算時間時，我聽到一個很友善的聲音說到：『斯格雷納，斯格雷納，我是尼古拉。不要擔心。我已和波羅(《宣言報》總編輯)通過話。保持安靜，你自由了。』他們取下了我的棉繃帶和黑眼鏡。我感覺到心情開始放松，不是為了剛剛發生的一切，而是為了『尼古拉』這句話。他不停在說著話，你都不能制止他。他說了一堆友善的話和玩笑。我終於覺得整個身體都開始放松。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這種感覺了。
車子繼續在路上行駛，經過了一個滿是水坑的地下通道。我們都笑出聲來。這是在獲得自由的時刻。尼古拉·卡利帕裡坐在我的旁邊。司機兩次給使館打了電話，他用意大利語告訴使館我們正在駛往機場。我知道機場有美軍重兵把守。他們告訴我離機場已不到一公裡了。然後，我只記得猛烈的火力了。子彈像暴雨一樣傾泄在我們的車上，永遠吞沒了數分鍾前還興高彩烈的聲音。
司機開始大聲喊道：『我們是意大利人、我們是意大利人。』卡利帕裡用身體掩護了我，我立刻聽到了他發出的最後一聲呼吸聲。我重復一次，是立刻。我肯定感到身體的疼痛。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那時想起了綁架者對我所說的話。他們說他們將盡全力來使我獲得釋放，但是我必須小心謹慎。他們說：『美國人不想讓你回去。』當他們告訴我這些話時，我認為這些話是多餘的，是出於意識形態目的的。』
這是我一生中最具有戲劇性的一天。我被綁架以來的數個月可能永久改變了我的生命。一個月來，我都是獨自一人度過。綁架者總是在嘲笑我的工作。他們有時拿我開玩笑，他們有時甚至問我為什麼要離去。他們還要我留在伊拉克。他們很重視人際關系。他們使我思考被我經常放在一邊的優先事務。他們所指的人際關系是指家庭。
他們會說：『向你的丈夫求助吧。』我在第一盤錄像帶中說過：『我的生活已發生了改變。』一位被綁架的伊拉克工程師告訴我『我的生活已跟過去不一樣了』，當時我還不理解他的話。現在我知道他這番話的意思了。因為我也經歷了真相的殘酷、探求真相的艱難和那些想尋求真相的人的脆弱性。』
在我被綁架的初期，我沒有流一滴淚。我只是感到憤怒。我向當著綁架者的面說：『你們為什麼綁架我？我是反對戰爭的。』當時，我的綁架者會說：『是的，因為你對人們進行了采訪，我們永遠不會綁架一名呆在賓館裡的女記者。你說你反對戰爭可能是你為保護自己的一種假象。』我對此的回答則是：『綁架像我這樣弱小的女人很容易，你們為什麼不試圖綁架美軍士兵。』我堅持說，他們不能要求意大利政府撤出駐伊拉克的意大利軍隊。他們的政治對話者不應當是意大利政府，而應當是過去和現在都反對戰爭的意大利民眾。』
在過去的一個月裡，強烈的希望和巨大的懮郁在我的腦海中上不停交織。在我被綁架後的第一個星期天，我的綁架者在巴格達的一個房間裡讓我觀看《歐洲新聞》的新聞報道。我看到我的一幅巨幅照片懸掛在羅馬市政廳。我感到如釋重負。隨後聖戰組織宣布如果意大利不撤軍就處決我，我感到很驚恐，但我很快就這一聲明的發布者並不是我的綁架者。我不需要去相信這些聲明。它們只是為了『挑釁』。我經常問我的一名綁架者：『告訴我真相。你想殺死我嗎？』
我和我的綁架者有許多溝通的機會。他們會說：『來看電視上的一部電影。』一位清教派回教徒會來照顧我的生活。不過，我的綁架者看起來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宗教徒。他們總是在不停地祈禱。但是就在我獲釋的那個星期五，那位看上去最虔誠、每天早上五點准時起來祈禱的綁架者與我握手向我表示祝賀。這對於一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是一個很不尋常的行為。他說：『如果你老老實實，你將很快離開這裡。』
當然還有一個很好笑的事件。當電視上播出歐洲大城市都張貼了我和托蒂的巨幅畫像的鏡頭，我的兩名看守中的一名感到很意外。他稱自己是羅馬足球隊的一名球迷。他對他最喜愛的足球隊員穿著標有『釋放斯格雷納』的運動服感到很震驚。
我生活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封閉空間裡。我發現自己很虛弱。我已失去了我的確定性：我們得報道這場骯髒戰爭。我要麼呆在賓館裡，要麼因為我的工作而被綁架。
我的綁架者告訴我，他們不想再讓任何人卷入這場戰爭。但是我想用難民的話來講述費盧傑的血腥事件。那天早上難民不願接受我的采訪。他們對我說：『我們不想要任何人。為什麼你不呆在你的家裡？這個采訪能幫我們什麼忙？
這場戰爭最糟糕的後果降落在我的身上。對於我來說，我已為冒了一切風險。我不顧意大利政府禁止記者前往伊拉克采訪的禁令，我也沒有理會那些不想讓我們目擊戰爭給伊拉克社會造成實際後果的美國人。現在我問自己。他們的阻撓是否已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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