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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將在全國全部免徵農業稅——政府工作報告的承諾，讓中國農民世世代代要交的“皇糧國稅”即將成爲歷史。代表們在審議中認爲，這是“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標誌性轉折，是走出幾千年來農業稅“先減後升”的“黃宗羲定律”的第一步。
與歷史上的稅費改革有哪些不同？
歷史上，我國農業稅重要的改革有四次：一是唐代的“租庸調”制；二是“兩稅制”；三是“一條鞭法”；四是“攤丁入畝”。每次稅費改革後，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都會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了原先改革目的反面。這就是著名的“黃宗羲定律”。
“與以往的改革相比，我們取消農業稅的改革有三大不同。”全國人大代表、安徽宣城市委書記方寧說，首先是社會經濟條件不同。歷史上的稅改，農業稅是國家財政的支柱，而今天我國進入工業化中期，農業稅在財政收入中所佔比例已經很小。第二是改革的指向不同。歷史上稅改的基本指向是：公平稅賦，不讓大戶、地主逃稅。今天我們是要徹底免除農業稅。第三是改革的目的不同。歷史上的稅改是爲了保證可靠的稅收來源。而今天，我們是爲了讓農民休養生息，激發農村經濟的活力。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農林廳廳長劉立仁認爲，“取消農業稅，終結了世世代代交‘皇糧國稅’的歷史，政治效應大於經濟效應。對農民來說，是天大的好事情，將會帶來農村的進一步發展，帶來社會的穩定和諧。”
能否走出“先減後升”的怪圈？
取消農業稅後，農民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實惠，幹羣關係也有了好轉。但是，還有不少配套的工作要做。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鹽城市鹽都區黨總支書記徐榮春說：“當前，農村發展還面臨一些矛盾。比如，由於歷史和客觀原因，全國鎮村兩級債務總額超過2000億元。當前，既要解決農民的困難，也要幫助基層政府克服因經費不足帶來的困難。”
劉立仁代表說，農業稅是地方收地方用，因此免徵農業稅對於貧困和欠發達地區，就帶來了財政困難。這部分缺口必須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進行填補。同時，要在更大範圍內進行精簡機構改革，妥善處理分流人員。基層幹部要從“收稅”型幹部向“發展經濟”型幹部轉變。過去鄉鎮幹部主要精力放在收稅收費上，取消稅收後，要把精力集中到發展農村經濟上來。
方寧代表說，以往的稅費改革不是“量入爲出”，而是“量出爲入”，越改負擔越重。方寧認爲，當前，第一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已經相當小，國家主要依靠二三產業來積累財力。在工業化中期階段，我們有能力用工業來反哺農業。全面取消農業稅，就是一個標誌。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再加上配套的改革，“我們一定會走出‘先減後升’這個怪圈”。
公共財政的陽光能否照亮農村？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水利廳廳長吳存榮說：“過去有一個口號叫‘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教育人民辦’。其實，這些錢是應該由政府公共財政來掏的。”農業稅取消後，建立覆蓋城鄉的公共財政體制，讓公共財政的陽光普照農村大地，是一項偉大而艱鉅的工程。
方寧代表說，這項新的事業有大量工作要做。縣鄉兩級要向農村提供義務教育等多種地方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所履行的事權，大都是剛性強、所需支出基數大、增長快、無法壓縮的。
安徽省教育廳副廳長鬍平平代表說，以教育爲例，免除農業稅後，縣級財力加上轉移支付，僅夠保基本工資。胡平平認爲，發展農村義務教育，關鍵是在完善“以縣爲主”管理體制的同時，積極推動建立各級政府按級分擔的投入機制：
——要以中央爲主，建立穩定的農村中小學教職工工資保障機制。按教育部公佈的全國中小學教職工年平均工資13293元計算，全國農村中小學教職工工資每年約爲950億元，佔當年中央本級財政收入7.4%，中央財政只要調整支出結構，每年可控財力的增量部分用於這一塊綽綽有餘。
——以省爲主，中央給予補助，建立農村中小學校舍安全保障機制。目前農村尤其是中西部農村中小學普遍存在大量的危房。對於廣大中西部來說，靠自身力量顯然無法解決，須由中央和省級財政承擔。
——合理界定農村義務教育債務主體，制定切實可行的還債計劃。農村“普九”期間義務教育債務十分沉重，僅安徽省就達20.3億元。中西部其他省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債務問題。各級政府必須儘快對債務逐項進行覈實和分類，明確債務主體，制定償還計劃。
隨着覆蓋城鄉的公共財政體制的建立，財政轉移支付的增加，基層幹部要由“收錢人”向“發錢人”轉變。現在不少鄉鎮農稅徵收機關已承擔了發放“糧食直補”任務，成爲服務“三農”的窗口和重要陣地。建立覆蓋城鄉的公共財政制度，建立精幹高效的基層行政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建立農民增收減負的長效機制，中國將呈現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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