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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彈指一揮間，回頭望去，中國已經邁出這樣大的步子，不免令人感嘆
“政府首腦舉行記者招待會是新中國的一個傳統，從周恩來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時候就開始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傳播學教授陳力丹向《瞭望東方週刊》介紹說，“隨着電視的普及和中央電視臺1988年開始直播‘兩會’記者招待會，總理答記者問的場景就進入了尋常百姓家。”
陳力丹說，從那時開始，中國老百姓有了一部直觀的編年史。與正規史籍相比，精彩是這部編年史最大的特點，內中有喜笑怒斥，還有淺吟低唱，多少年後回味起來仍不覺乏味。
直觀是它的另一個特點，一個大國走過的17年，有多少焦點濃縮在那些春天裏的17個瞬間之中，如同一幅點陣統計圖，清晰地描繪出中國改革開放的脈搏。
發展經濟一以貫之
在歷任總理出席的“兩會”記者招待會上，發展經濟都是被問到最多的話題。溫家寶總理的兩次答記者問，一共回答了33個提問，其中與經濟有關的問題6個，佔總問題數的18%。
李鵬任總理的兩屆任期內共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了124個各類問題，經濟問題20個，佔總比例的16%。此外，在回答年度展望和上年度總結這類問題時，經濟工作也是總理們論述的重點。
朱鎔基任總理的5次“兩會”記者招待會共回答了73個問題，經濟問題21個，佔總比例的28%。
在各個時期，有關經濟問題的提問數量穩居前列，可見這17年是中國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17年。平穩快速發展國民經濟一直是全民的共識。
通過分析，人們也能發現每位總理在經濟工作中強調的話題都有一致性，而許多問題，在幾乎每次記者招待會上都要反覆提出，如經濟增長、農業、宏觀調控、金融改革等。
但總理的回答，也有不同的側重，比如，溫家寶提到“三農”的頻率非常之多，他在第一次出席記者招待會時，列舉中國政府面臨的主要問題時，就把農業發展滯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放在了第一位。
而朱鎔基總理回答的21個經濟問題中，金融體制改革問題有10個，佔據了半壁江山。李鵬總理回答的經濟問題中，比例最大的是價格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不同時期面臨不同關鍵問題的生動體現。
不少問題進入“博物館”
至此，中外記者已向三屆總理總共提出了幾百個問題，其中，不少已經隨着中國的發展變化進入了“歷史博物館”。
多次參加“兩會”的老記者還記得，上世紀90年代，“中國是否繼續對外開放”等類似的問題是中外記者向總理提問的焦點之一。如1990年，中外記者尚在關心類似海南洋浦引進外資開發的計劃是繼續還是擱置這樣的問題。因爲當時“有些人對洋浦的開發產生了一些不理解，擔心它成爲新的租界，或者成爲殖民地”。
然而,今天這樣的擔心,似乎已消失了。經濟學家宋冬林說,最初,中國的對外開放還只是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和沿海省份的一些區域搞小型的試驗區,待取得成功經驗後,再有選擇性地進行“成片開放”。
如今，從深圳到哈爾濱，從上海到烏魯木齊;從東南沿海到內陸西部，從南方特區到北部邊陲;從家電輕工生產到汽車飛機制造，從來料加工到合資銀行，對外開放的步履已遍及中國每個角落。
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外記者還曾關注:中央怎樣在宏觀和微觀經濟運行中保證“權威”?在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實行的是中央幾乎完全主導經濟運行和管理的模式。但是，去年德國電視一臺記者的提問，是關心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如何使憲法和法律不成爲一紙空文。
與此相關的是，幾年前，在記者的提問中，還有能否允許中國的私營企業參與某個行業等內容。這個問題現在再提出來，也顯得陳舊了。
上世紀80年代，中外記者的有關提問和總理關於“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一些具體原則，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的回答，都已成爲歷史一瞥。
17年彈指一揮間,回頭望去,中國已經邁出這樣大的步子,不免令人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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