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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歧視
小丁，今年只有25歲。18歲那年，他因爲一次手術輸血被感染上了艾滋病毒。2004年，小丁患上了肺結核，先後輾轉省內的太原、運城等地的四家醫院求醫，但每一次的結果都是被拒之門外。
艾滋病患者：你去醫院，別人一看你的化驗單，他都不接受你。院長就說，這醫院我要是接受了你，他就沒法在那幹了。”
醫院不接收，小丁只能又回到了家中。但隨着時間的推移，病情也一天比一天重。到2005年1月，小丁的病情繼續惡化，胸部以近出現了大面積的膿腫。
小丁：那時候已經，人身上就剩四個免疫力細胞了，已經沒精神，來的時候，到9號門口，人已經不行了，睡到這兒就不行了，人已經到了昏迷狀態了。”
已經奄奄一息的小丁最終被臨汾市傳染病醫院接收，並進行了抗病毒和抗機會性感染的治療，目前病情已經得到了控制並有所緩解。而在採訪過程中，來自運城的艾滋病人老張告訴我們，別說像小丁這麼重的病，在他們村裏，就連治療一次小小的感冒，對自己來說都是個很大的難題。
記者：你平常要是有個感冒怎麼辦？
艾滋病人老張：得了這病以後，自己去買藥，村裏也沒有人給你看病。
記者：村裏人不跟你看？你找他怎麼說？
老張：跟你看了病，別人就不找他看病，自己買一些液體給我輸液。
記者：那你怎麼輸？
老張：自己扎，藥液配上，自己扎。
同樣爲了每一次小小的感冒而發愁的，還有運城市的艾滋病人老王。
老王：在我們村裏，可以說到後來人家都不願意給我扎針、輸液。
記者：那你平常生病了怎麼辦？
老王：村裏有個老大夫，歲數大了，一直是他扎針，扎針吧，危險性大一點，就是跟人家出點錢。扎一針給人家5塊錢。一般的普通的扎針是多少錢？2塊錢。也就是說你每扎一針要多出3塊錢？是的。
而在運城市的艾滋病高發區----聞喜縣採訪時，艾滋病患者還向記者講述了這樣的擔心。
艾滋病患者：一個就是說，比如說你撞傷了，需要手術到地方醫院他不跟你做，他說因爲你有這個病，把你轉到傳染病醫院去了，最擔心的就是這個。傳染病醫院專對傳染病的，沒有這個手術條件。”
在山西省運城、臨汾兩地，記者先後走訪了十餘名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和艾滋病人。調查結果顯示，九成以上的被訪者在治療感冒、外傷或其它非艾滋病引發傷病的過程中，曾經有過被醫生或醫院拒收的遭遇。
對於艾滋病人在求醫過程中的這些遭遇，從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已有10年時間的山西省艾滋病監測中心主任喬曉春也深有感觸。她認爲拒收艾滋病人的根本原因，是人們對艾滋病缺乏正確的認識。
山西省艾滋病監測中心主任喬曉春：我覺得在工作中感受到最大的問題，我覺得還是社會上對愛滋病、愛滋病人或者感染者的這種歧視，還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別說我們廣大老百姓在歧視艾滋病感染者，就是好多醫務人員對這個都沒有客觀的認識，都在歧視。所以我們每次給他們講，我覺得好多醫院，歧視首先來自醫療部門的醫生和護士。
喬曉春還表示，醫院拒收的做法是違反國家規定的。根據我國《關於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管理的意見》的規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應該和正常人享受一樣的權利。
喬曉春：他有他工作的權利，學習的權利，包括醫療的權利。那麼如果這種病人，他正常的手術不能做，那你就剝奪了他醫療權利。
既然艾滋病人享有這些權利，那麼當醫院拒絕爲他們提供服務，艾滋病人應該怎樣維護自己的權利，醫院是否應該對拒絕接收造成的後果承擔責任呢？面對這些問題，喬曉春也顯得無可奈何。
喬曉春：現在我覺得好象還沒有很明確的規定。
節目進行到這裏，我又想起那位李大姐，她是一個農村婦女，沒念過多少書。但是，每到一家醫院，李大姐都會主動提醒醫生，自己是名艾滋病毒攜帶者。李大姐說，做人要誠實。但是，她所遇到的一些醫生，卻做不到這一點。他們找出種種理由，讓李大姐的求醫之路，變得漫長而曲折。我瞭解到，艾滋病人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目前還存在法律的空白。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首席專家邵一鳴，在今年兩會上提交了一個提案，建議用法律的形式來保護艾滋病人和病毒攜帶者的正當權益。希望李大姐以後看病不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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