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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指力量”崛起
手機短信是有階層的,短信在內容構成上是與羣體的社會位置合拍的
3月14日,只有400萬人的黎巴嫩爆發了80萬人大遊行,把整個國家1/5的民衆都推上街頭抗議的,除了廣告還有短信。
在黎巴嫩前總理哈里里遇刺一個月之際，最現代的傳播方式引發了迄今爲止最大規模的反敘遊行示威。
短信的效力與發展速度令人瞠目。2004年全球有5100億條手機短信在空中流動，其中42%在中國大陸發生。日發送量愈5.96億條，春節黃金週超過10億條，中國大陸已成爲世界上短信消費最大的市場。
與此同時，短信成爲西方媒體觀察中國的另一窗。
今年“兩會”期間,人民網、政協網及數十家主流傳媒全天候開通免費的“全國兩會短信平臺”,以最快捷的方式，接受手機用戶的“兩會”熱議、“兩會”留言。BBC的記者被“手機短信提案”所吸引,他們認爲“這是新興而顯要的民意表達渠道,‘短信輿情’正對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態,產生潛在影響”。
“拇指議政”的是非
短信提案,曾是美通無線通訊公司2003年商業開發的一個創意。
“短信的交互功能使得它與參政、議政的聯繫是自然的。”美通無線總裁王維嘉告訴《瞭望東方週刊》。
他認爲，文字和活字印刷的發明解決了文字傳播的載體問題，但文字發表的成本仍然沒有解決。當社會發達程度很高時，話語權就掌握在少數精英手裏。一般老百姓的聲音是沒有人聽得到的，現在短信改變了這一點。
美通與人民網的合作形成了“兩會”短信平臺的雛形，手機用戶只要將建言或提案編輯成短信發送到指定號碼，就可通過人民網和《人民日報》刊登出來。
但有了說話的平臺，並不代表有了解決的渠道。今年美通中止了與人民網的合作，王維嘉坦言，短信反饋渠道不暢將會影響短信建言的發展。
“不能讓短信建言淪爲垃圾桶、宣泄地。”公務員王浩告訴《瞭望東方週刊》，從去年他就開始給“兩會”短信平臺發短信,但至今沒有收到任何回覆。
從互聯網普及開始,人們站在信息主導位置發言的門檻就越來越低,如今幾乎人手一部的手機又爲大衆提供了另一種平臺。
王浩所在科室，同事間平時就喜歡發短信開玩笑。去年，新調來的領導提出用短信進行民主評議。王浩買了一張不用身份證的神州行卡，正兒八經地將一些隱藏的問題一一道來。誰知到了民主評議大會上,領導隻字未對他反映的事實進行覈實，被反映的人還含沙射影地說:“有些同志平時玩笑開慣了,嚴肅時也不注意,下次要注意檢點。”
王浩對此哭笑不得，但比起因短信改變政治前途的陝西省榆林市委辦公室的助理調研員劉斌來說,他的經歷很是幸運。
據廣州一家媒體報道,在一次朋友聚會上，劉斌和同在政府工作的朋友談起換屆選舉,大家的情緒都比較激動,你一言我一語，編了一些諷刺榆林市委三位主要領導“提拔幹部沒標準”的“順口溜”。
因調動工作不成，劉斌藉着酒性把段子存在手機裏，拿出聯繫本,選擇了7個縣級領導和3個科級領導，把這段點名批評三位市委主要領導“用人不當”的段子用手機發了出去。
4個月後，短信輾轉給市委書記看了，書記批示，要求對此事進行查處。榆林市紀委有關領導決定對劉斌的“嚴重違紀問題”進行立案審查。劉斌不服，將另一條內容涉及對高層領導的議論的短信資料寄給了中紀委、陝西省紀委和市委相關領導,造成了另一宗“罪”。
劉斌最終被調往行將撤銷的事業單位,就此斷送了自己15年的仕途。
話語權的濫用和誤用，短信的發展爲當今社會提出質問。從點到點、或是從點至面，短信不同於傳統大衆傳媒的傳播途徑，使其可能成爲無數蝴蝶效應裏那對輕輕顫動的翅膀。
中國人民大學華人研究所所長馬相武在接受《瞭望東方週刊》採訪時指出，因爲短信的人文因素太複雜，信息含義太豐富。所以，短信文化具有一定的綜合性和嬗變性。
信息、陷阱、宣泄、謠言……短信的是與非僅掌握在指尖。
印度洋海嘯過後，關於印度洋海水由於屍體腐爛而受到污染，因此人在食用這一水域的海鮮之後會感染一種名爲“蘇利坎”的致命病毒的謠言就在短信上以不同文字傳遞。非典時期,短信謠言更是滿天飛,有的說北京準備戒嚴,有的則叫人們抽菸喝酒預防。
致力於新興媒體文化研究的廈門大學黃鳴奮教授告訴《瞭望東方週刊》,短信是在與多種媒體互動中不斷演變跟進的，它的傳播潛能在哪裏，要看特定歷史條件下,多種媒體的相互作用。如果其他大衆媒體本身非常暢通，短信的作用就會受到限制，反之其他渠道的話語權困難時短信就會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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