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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爲愛潑斯坦近影 |
艾培,國際知名記者、中國對外傳播專家伊斯雷爾·愛潑斯坦的愛稱,朋友們都喜歡這樣親暱地稱呼他。而他會伸出手來,回報一個“鐵鉗”般強而有力的握手,一聲“同志”讓人備感親切溫暖。
這是我10年前初次見到艾培,對他最深刻的印象。今年4月20日,艾培將迎來人生第九十個春秋。我日前再一次叩響了他家的房門。
向世界宣傳中國革命
“你好!”艾培坐着輪椅從裏屋出來,向我打着招呼。兩年前,他因患癌症動過一次大手術,身體虛弱,現在只能以輪椅代步。書香四溢的客廳裏,我與這位耄耋老人進行了一次長談。
“艾培,您最近出版的回憶錄《見證中國》我已經讀過了。”我手捧新書說。“你讀過了,好。怎麼樣?”艾培急切地問。“讀了這本書就像見到了您。”我笑着說,“敘述嚴謹而客觀,語言真幽默,好幾次我都忍不住笑出聲來。您年輕時做記者的經歷尤其吸引我。”
“我做記者是比較積極的,我就是一個新聞記者,這是我的職業。”70多年新聞生涯,艾培一句話輕鬆帶過。歷史的車輪迴轉到1915年,艾培誕生在波蘭華沙一個猶太人家庭。兩歲時,他隨父母移居中國。15歲那年,艾培進入天津《京津泰晤士報》開始從事新聞工作。此後不久,他結識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受到深刻影響,開始致力於向世界宣傳中國革命。
讓艾培終身難忘的,是1944年初夏的延安之行。那時,他以美國《紐約時報》、《時代》雜誌和聯合勞動新聞社記者的身份,參加了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突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訪問延安,寫了幾十篇文章在美英等國報刊發表。他甚至記下了“毛澤東煙癮很大,他自種菸葉。總司令朱德愛吃蔬菜,他自己開了一塊地,種植質優味美的番茄”等有趣的生活細節。
訪問延安期間,艾培還就邊區的對外宣傳工作提出了建議。新華社那時發出的第一條英文新聞,就由他親手改稿,通過手搖發電機的電波,從延安清涼山的窯洞向世界傳播。
與宋慶齡近半個世紀的友誼
1938年“九·一八”國恥日,艾培在廣州街頭採訪抗日遊行示威,見到了對他一生產生重要影響的人——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她又勇敢、又漂亮。”艾培這樣描述對宋慶齡的第一印象。他清楚地記得,宋慶齡不顧日機襲擊的危險,始終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列。
“您與宋慶齡的友誼長達40多年,她對您後來在中國的工作、生活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對吧?”我問。“對。”艾培點頭贊同。
1951年夏,艾培與夫人邱茉莉應宋慶齡的邀請,克服重重阻力,由美國繞道波蘭回到北京,參加新中國對外宣傳刊物《中國建設》(後改名《今日中國》)的創辦工作。艾培擔任雜誌總編輯,幾十年嘔心瀝血辛勤工作,培養了大批對外宣傳人才。後來,他成爲中國公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75年,宋慶齡要我在她身後寫她的傳記。遺憾的是,她晚年極爲忙碌,後來她病了,病變很快,我們該談的很多事情沒來得及談。”宋慶齡生前謝絕了許多人爲她作傳的請求,她說,只有艾培是她信任並可以爲她作傳的人。
撰寫《宋慶齡傳》時,艾培已年屆七十,那段時間,他經常到宋慶齡故居寫作。花了大約10年時間,艾培才完成這一任務。該書1992年出版,除了中文簡體字版、英文版、日文版等版本,臺灣還出版了該書的中文繁體字版。
決不背棄自己的信念
“文化大革命”期間,艾培未能逃脫厄運。他和夫人邱茉莉被“四人幫”以“國際間諜”的莫須有罪名關進秦城監獄長達5年之久。
“我從沒有想過把離開中國作爲一條出路。到了國境的那一邊,在懷有敵意的新聞界面前捶胸頓足地背棄我長期的信仰,然後在資本家的餐桌上赴宴享樂,這是我曾說過的拋下紅旗、表示‘改悔’的逃兵表現。我對自己起誓:我永遠不會那樣做。”聽我念完《見證中國》的這段文字,艾培流下了眼淚:“我有信心,真理還是真理。最後是真理。”
“您有過動搖嗎?”我問。
“我不動搖。有的時候是情緒低,但是不動搖。”艾培堅定地說。
一天,艾培收到了父親寫給他的一封信,是由周恩來總理轉交的。信上說,艾培母親日趨衰弱,再見兒子一面是她惟一的希望。艾培難過得放聲大哭,這是他成年以來第一次痛哭。在周恩來的關懷下,艾培被允許給遠在美國的父母寫信。
“後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向您與邱茉莉道歉。”我說。
那是1973年“三八”婦女節。“當時我們坐在桌子那兒,他舉着酒杯走過來。”艾培用顫抖而有力地聲調說,“他說,繼續奮鬥!我說我個人的錯誤也有不少。他說,現在不談那個,談我們的錯誤,談政府和黨的錯誤。”這位意志堅強的老人不停地用右手拭去眼角的淚水。
“對不起,艾培,我讓您傷心了。”我不知道該怎樣安慰老人。
“我看到一張您年輕時的照片,叼着菸斗,可真帥!”我找到一個輕鬆的話題。
“我19歲,要做大人了。”艾培笑了起來,“因爲要打字,抽菸捲菸灰會落在打字機上,很不方便,所以用菸斗。抽了近50年,後來戒菸了。”
“無好奇心就不是記者”
艾培寫作速度飛快,撰寫《人民之戰》一書時,最後40頁是開了一個夜車在打字機上敲出來的!1985年艾培開始改用電腦寫作。“現在寫大書沒有力氣,兩三千字的短稿子還可以寫。”艾培說。
“您講過,對外報道要從生活入手,用事實說話。這對我以後的寫作有很深的影響,謝謝您。”我接着問,“您認爲一個優秀的記者應該具備什麼素質?”
“要有好奇心,記者沒有好奇心就不是記者。”艾培認爲,獨家新聞除獨家材料外,更主要的是靠獨特的視野、視角的開掘,而不是靠壟斷。
艾培在1955年至1985年4次去西藏採訪,每次相隔10年。他在《西藏的轉變》一書中寫道,在新中國我看到的所有變化中,“世界屋脊”上的變化是最引人注目的。“您去西藏採訪,高原反應厲害嗎?”我問。
“最後一次,我的年齡比較大,有一點,但前3次沒什麼太大影響。你知道,很多人還沒有到西藏,就已經開始害怕了。我沒有這個怕,我的高原反應不大。你沒去過嗎?”艾培問我。
“我沒有去過。那兒風景很美?”“特別美。”“您一定拍了很多照片。”我笑道。
“我拍了照片,但是我的技術不太好。”艾培緩慢、耐心地對我說:“你去的第一天不要活動太多。”他用右手指着左手背鼓起的血管,“因爲要加紅血球,剛開始紅血球不夠,氧氣是紅血球來提供整個身體的。但是紅血球數量多,不是馬上的事,要一兩天。所以,開始不要太積極,一看到毛驢就跟着毛驢跑、拍照,那就不太聰明。”
我的雙眼溼潤了。艾培伸出手來,緊緊握着我的手,許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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