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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本急切地向“常任夢”大踏步時，來自亞洲社會民間地抗議聲此起彼伏。各國民衆再次敏感地觀察起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
三月份，日本外務大臣町村信孝提出要求中國改善在歷史問題上的“反日教育”，一石激起千層浪。到底中國的歷史教育和中國教科書中有沒有“醜化日本人”，相關專家在《中文導報》指出，事實上，中國關於日本的教育的首要目標是教授中日友好的。
中國近代以來教科書中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
中國東北師範大學徐冰教授指出，雖然中日友好是主流，但在部分日本社會和某些政治家中確有“中國的愛國教育幾乎等同於抗日”的看法，甚至有的媒體人士認爲：中國政府正在利用歷史問題將日本變爲中國人永遠憎恨的對象。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刊載有關日軍暴行的史實和照片，是導致中國一般民衆反日、討厭日本人的根源。
中國近代以來教科書中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究竟怎樣？徐冰教授指出：1898年中國發生戊戌變法，日本成了中國的樣板，那以後的教科書中多是讚美日本的文章，介紹日本的新氣象，日本人的善良，日本在建立現代國家過程中怎樣解決不平等條約等。如1902年的教科書《蒙學讀本》中有題爲《龜田窮樂敬愛其母》的課文，讚揚日本人有孝心。
1952年的中學語文課本中有孫犁的《白洋澱邊》、《小英雄雨來》這兩篇以抗日爲主題的文章，但也選用了讚揚日本人的魯迅的《藤野先生》。
1972年中日復交以後，1973年上海中學語文課本第二冊第八課選用了《人民日報》1971年8月7日的文章《回憶在日本的日子》，描寫中國乒乓球隊在名古屋時和日本人民的友情，講旅店的服務員如何熱情，向中國乒乓球隊員們要毛主席像章等。
進入80年代，語文課本中除了抗日主題的《小英雄雨來》、《河北的地道戰》外，也有盛讚中日兩國人民友誼的《藤野先生》和冰心的《櫻花贊》。
2000年11月，在日本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的協助下，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開發中心編寫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中學日語課本和全日制高中日語教材，注重介紹日本文化，每個單元都有介紹日本和日本人的內容，如有《守紀律的日本人》、《日本的飲食文化》、《日本的風俗》、《日本高中生的文化生活》、《日本的產業》、《日本的環保》、《日本的家庭》、《注重教育的日本》、《日本的政府機關》。
2001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公民道德讀本》，其中一篇爲《愛與感情──從愛子的命名而來》，講的皇太子的女兒愛子的命名是聽取了漢學家的意見，來源於《孟子》的“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日本專家對中國教科書的看法
長期在中國進行教學工作的日本人，西安外語學院日語專家關根謙1988年曾在日本出版了一本着作叫《中國的教科書中的日本和日本人》，關根謙詳細研究了中國小、中、高的語文和歷史教科書等後認爲，中國關於日本的教育的首要目標是教授中日友好，教授兩國友好關係的悠久歷史，在此基礎上，還讓學生思考學習日本先進的技術的意義。第二是正確地教授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的事實，在此之際，強調將侵略者和人民嚴格區分的必要性。
在此基礎上，作爲一個大目標，是教授面對侵略中國人民的英雄的人生方式，以培養兒童和學生的愛國心和共產主義人格。這也許會自然產生對侵略者的憎惡，但是教育目標的最大的重點，是愛祖國和愛中國共產黨。
實際上，在中小學中，不僅沒有以日本侵略中國爲主題的作文，連如何思考日中關係之類的作文也是沒有的。
關根謙還指出：中國的小學課本中節選了魯迅的《藤野先生》中的一段，並給這一段起了一個名字叫《在仙台》。魯迅的《藤野先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是所謂“幻燈事件”，講的是日本軍隊如何將被認做是“俄國間諜”的中國人殺死的場面。但是《在仙台》在這個重要的段落之前就結束了，而且所強調的是藤野先生如何熱心和作爲中國留學生的魯迅的接觸。歸根結底，這裏的教學重點不是魯迅，而是日本醫學研究者藤野先生，《在仙台》是中國的“友好第一”在教材上的如實反映。
關係惡化，誰之錯？
專家指出，從中國教科書和採訪來看，說中國政府有意進行反日教育，似乎有些不客觀。從研究可以看出，在進入2000年以後，對日本正面讚揚的內容在中國的教科書中不斷增加，爲什麼雙方的國民感情反而不好了呢？
專家指出，現在中國民間對日感情的惡化，一些因素是明確的：
1、日本新一代領導人和過去一代的領導人不同，他們一方面慶幸自己成長於戰後，對戰爭沒有責任，由此他們沒有像田中角榮那一代領導人那樣的對戰爭的反省意識，但是爲了“標新立異”，表明他們和過去領導人的“不同點”，他們往往還爲戰爭作某種辯解，這就造成了他們在邏輯上的不一貫。雖然日本人最推崇的哲學就是“無常”，但是這種邏輯上的不一貫性，在外交上會令其它國家的人們非常難以理解。
2、中日某些媒體的商業化傾向越來越濃重，使他們樂於誇張地報道對方的負面因素，歌舞昇平的新聞賣不出去，而能夠煽動起人們憤怒和激動情緒的新聞非常有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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