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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人事部主管的《中國人事報》日前刊發題爲《對“官民比”的思考》的文章稱，從大家對“官”的普遍認識來講，進行“官”民比應以黨政機關幹部數和人口數來算，這樣算來中國的“官民比”應是1∶197.69。
這篇署名“任宣”的文章說，近來，1∶26的“官民比”成爲一個輿論熱點，特別是在網上，吸引了不少人蔘與討論。從討論情況看,對“官民比”的分析越來越深入，越來越趨於理性，筆者從中受到很多啓發。
啓發之一：“官”的概念要科學界定。
財政供養人員不一定都是“官”。1∶26是從財政供養人員4500多萬人與全國人口之比算出來的。實際上，財政供養人員又分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據統計，黨政機關幹部人數爲653.67萬人，事業單位爲2903萬人(兩項之和仍比4500多萬少1000萬)。事業單位人員主要從事教育、衛生、文化、科技等政府公共服務事業，從大家對“官”的普遍認識來講，進行“官”民比應以黨政機關幹部數和人口數來算，這樣算來中國的“官民比”應是1∶197.69。
事業單位人員雖然是財政供養的大頭，但他們從事的工作是政府提供給民衆的公共服務。據統計，縣以下事業單位人員爲2395萬人，其中從事教育、衛生、農業技術工作的專業技術人員佔到65.67%，多爲中小學教師、縣鄉醫護人員，還有農機、農業技術、畜牧獸醫等，他們的工作服務主要面向廣大農村鄉鎮。但對於基層特別是廣大農民來說，這些人才不是多了，而是依然偏少。據統計，我國農村人口中，78人中有1名教師，384人中有1名醫護人員，678人擁有1名農業技術人員。從實際需要出發，對這些人員不是“減”的問題。他們已不是傳統概念中的“官”，而是政府公共服務產品的製造者。
啓發之二：現代政府和古代封建社會的政府不可比。
在封建社會，官是代表封建朝廷“治”民的，在當時自然經濟的條件下，官吏是完全靠農民養活的。而現代社會則要求政府提供越來越多的公共服務，包括維護社會治安，發展教育、文化、衛生、社會保險等公共服務事業。國家越發展越富有，提供給公衆的社會公共服務事業就越發達，在公共服務領域就職服務的人員數量也就越多，這已成爲現代發達國家的一個發展趨勢。據有關資料提供的財政供養人員與人口的比數：美國爲1∶15，法國爲1∶11.5，德國爲1∶15.77。政府的錢用在服務民衆上是應該的，至於其中的腐敗現象以及服務質量不佳等問題纔是民衆聲討的目標。“官民比”的多少在這裏已經沒有太大的實際意義了。
十屆人大三次會議剛剛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把財力物力等公共資源更多地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傾斜”,提出“大力發展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事業”，強調“切實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全面建成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加強農村衛生基礎設施和衛生隊伍建設”等等。國家能拿出公共財政資源來做這些事，直接惠及百姓，也是國家有實力的表現。隨着加強社會管理以及各項事業的發展，也加大了對人才的需求，擴大了就業渠道，有什麼不好呢?
當然，轉變政府職能，精簡人員，始終是政府機構改革不斷深化的課題。如何提高政府公共服務的效益，加快事業單位改革，特別是通過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激發廣大專業技術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和創造力，提高人員素質和能力，從而提高公共事業服務產品質量，是事業單位改革的探索和追求。相信隨着兩項改革的不斷深入，政府公共管理與服務水平會不斷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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