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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能否通過中國傳媒改變形象，除了需要時間和交流外，更需要日本國內尤其是高層自身的努力
近日，中國媒體廣泛報道的反對日本成爲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簽名活動，讓日本人情緒不佳。
在“全球華人大簽名反對日本成爲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行動中，截至3月29日，響應者已逾1000萬人。參與者甚至可通過移動和聯通的免費短信進行簽名。
“這幾天感覺確實不舒服，反正已經習慣了，在中國譴責日本已經不是新聞了。”日本駐華大使館一位女外交官說。
“白天工作一天，晚上回家一看新聞，又是這些。其實，我也不贊成首相參拜，每次他參拜以後，我們都要加班。”
據《瞭望東方週刊》瞭解，近段時間以來，對中國媒體感到“困惑”的日本外交機構，加大了對中國媒體的公關力度，試圖改變日本在中國傳媒中的形象，並使中國普通公衆對日本產生好感。
試圖給中國記者“洗腦”
事實上，對於中國媒體的“警惕”，日本外交機構由來已久，日本外務省的很多官員相信，中國媒體對日本的報道是片面的，這種“片面”部分導致了中國民衆對日本的“極度反感”。
新華社一位負責外事新聞的資深編輯認爲，中國主流媒體對日本的報道，在政治上是理性的，最重要的是，符合兩國關係實際。
不管怎樣，作爲解決“中國媒體問題”的一種方式，日本方面採取了包括“日中共同作業計劃”在內的經濟合作和人員交流等措施改善同中國的關係。其中，近段時間裏，日方尤其重視加強與中國媒體的溝通。
據《瞭望東方週刊》瞭解，日本方面最近加大了對中國新聞界尤其是“市場化媒體”的公關活動，頻頻邀請採編人員訪問日本。
在2004年7月到2005年3月，已經有幾十家媒體的記者被邀請訪問日本，包括《中國青年報》、《新京報》、《京華時報》、《青年參考》、《中國新聞週刊》及本刊等媒體都派出記者到日本訪問。
根據日本使館提供的資料，僅在最近一年內，使館就舉辦了5次這樣的活動：
2004年7月26日至8月1日，7名記者，考察了東京、名古屋、京都、大阪；
2004年10月17日至24日，4名記者，考察了東京、廣島、大阪、京都；
2004年12月13日至23日，9名記者，考察了東京、名古屋、京都、廣島；
2005年2月7日至15日，1名記者，考察東京、三重、京都、廣島；
2005年3月14日至24日，4名記者，考察了東京、名古屋、京都、神戶、廣島、大阪。
據日本駐華使館透露，這些記者在日本考察期間，被安排和日本的一些高官及國會議員進行討論，去日本的企業、工廠進行參觀;使館也會根據記者的要求做出一定的安排，讓中國記者瞭解普通的日本人是怎樣生活的，他們在想些什麼。
“比如中國的老齡化趨勢也在加深，所以會安排他們去參觀養老院。另外，中國也在振興像動畫片一類的文化產業，所以也會安排記者到日本參觀這方面的產業。”日本駐華使館公使井出敬二在接受《瞭望東方週刊》採訪時說。
一些赴日考察的中國記者說，採訪線路、場地什麼的，以及要見什麼人，大都是日本官方安排好的。平時在電影、碟片中目睹的日本的那些嚴重社會問題，基本上沒有看到。
井出敬二是這樣說的：“當然我們也尊重記者的報道自由，所以我們不會要求你去了日本之後應該寫什麼，不該寫什麼。”
靖國神社給中國記者留下了“最糟糕印象”
在赴日的中國記者中，一部分人考察了靖國神社。“我就是想看看，這個地方到底是什麼樣子。”參加2004年10月17日至24日赴日本考察的一位記者說。
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記者回憶，那一天是2004年10月19日上午，下着小雨，當時正值靖國神社秋祭，“那是一座看上去風景秀美的建築。穿着白色長袍、打着黃色雨傘的神職人員正在舉行儀式。”
從正門走進去，記者們遇到一個老兵模樣的人，穿着藍色雨衣，帶着黑色帽子，面對走過的參觀者，不時揮舞着日本舊時的國旗，老兵身上還披着白色條幅，上面的文字大意是表示紀念。
“我當時狠狠瞪了他一眼，他也注意到我，也報之以警惕的眼神，我想他可能是爲死去的人招魂。”這位記者說。
“可以說，去靖國神社的考察是日本給我留下的最糟糕印象，我無法認同日本人對自己文化觀、生死觀的解釋。我們接下來對遊舊館的考察，心情更加沉重。”
遊舊館坐落在靖國神社，裏面陳列着大批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時使用的武器和物品，包括魚雷、戰鬥機、日本軍刀、軍服等。
“遊舊館每天都要爲參觀的人放映電影，反映日本過去的戰爭經歷，我不懂日文，但是我能夠明顯感覺到這裏渲染的氣氛，是對侵略者進行讚美。聽着解說員的聲音，看到電影畫面，讓我感覺到回到了二戰時期。”
2004年10月19日上午，與中國記者同時到靖國神社的還有包括自民黨幹事長武部勤，民主黨議員、前首相羽田孜等在內的79名國會議員。
“我當時想，中國人肯定會非常憤怒，中國外交部官員常對日本人說，(首相參拜)傷害了中國等亞洲國家戰爭受害者的感情，而那一時刻，我感覺自己受到的傷害是真實的，非常難過。”
陪同中國記者的日本人田中解釋說，他幾乎不來這裏，對這裏不感興趣。“言外之意是，靖國神社不是日本的全部，我也認同這一點，即使是秋祭，來參拜和參觀的人還是很少的。日本是豐富的，不僅僅是這個神社。”
經常性的交鋒
靖國神社問題不僅僅是中國記者考察日本時的必談問題，也是雙方經常交鋒的話題。2005年3月在北京舉行的一次中國記者業務研修會上，受邀演講的一位日本官員對中國媒體提了一些意見。
“最近日美貿易大臣進行了會談，中國發表了評論，大多數媒體只介紹了中方的觀點，《新京報》同時卻採訪了我。他們在這個報道中，講了中方的評論，專家的觀點，日方的觀點，比較均衡，我很感謝他們介紹日本的觀點。”
不過，在這位官員演講完，一場“意外”還是發生了，這位官員遭到了衆媒體記者的“發難”。在回答了“靖國神社”、“珠海買春團”等負面事件的問題後，最後有記者問他：“對日本人心胸狹窄、忘恩負義有什麼看法？”
一直面帶微笑的日本官員驟然色變，詢問主辦方這樣的問題還需要回答嗎。
在場的《南風窗》雜誌副總編張良評論道：“中國記者提出的一些問題並不是爲了追尋答案，有時是爲了表達自己的觀點或者宣泄一種情緒。”
而類似的經歷，對於日本人來說已不鮮見，日本人與中國人在一起的時候，經常圍繞靖國神社、教科書、南京大屠殺、遺留化學武器、釣魚島等問題爲基本話題，激烈的爭論時有發生。
比如在2004年末，在日本新聞文化中心舉辦的有關日本話題的講座上，日本駐華大使館的一位官員幾乎一個人與幾十個中國聽衆辯論，而話題的核心依然是靖國神社。
面對聽衆提出，日本爲何不仿效德國，這位日本官員強調了日本的文化因素，而他的發言不時引起在場的中國人的質疑，最後不歡而散。
日本的另一面
田建光，鄭州大河網新聞部主任，2004年11月17日-12月9日參加了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舉辦的“中國地方青年邀請”項目。
回到中國後，他最大的感觸就是中國一定要搞好自己的建設。田建光告訴《瞭望東方週刊》，日本有很多不利於發展的因素，像資源匱乏，人口衆多，地域狹小，但是日本通過自己的努力，現在科技如此發達，真是出去之後才深有體會。
田建光說，“到日本之後，看到日本城市羣建設、新幹線等，都是奧運會之後搞起來的，學者們也提出奧運會是日本進入高度發達的現代化社會的轉折點。所以北京的奧運會也要好好搞。”
據記者們透露，日本的外交機構還希望中國媒體瞭解日本的另一面，比如，戰後的日本在政治體制方面是怎樣進行改革的，戰後的日本實行了民主主義，日本對比較貧窮的鄰國實行了經濟援助等。
“如果問我對日本的哪些方面印象最爲深刻，那就是去朝日電視臺參觀的時候，他們正在爲公衆轉播國會的辯論，前首相橋本當時正在接受獻金案調查。”一位參加考察的記者不無感慨。
日本使館希望中國記者可以多見一些人，多去一些地方，所以行程安排得非常緊，記者很難通過一週的時間深刻地瞭解日本。
《中國新聞週刊》的執行主編靳麗萍說:“第一次去日本，行程安排得很滿，時間很緊張，有點走馬觀花。”
日本媒體更需要全面瞭解中國
中國記者也在日本感受到，對於中國問題，日本媒體存在“過度炒作”。
“比如說2003年的福岡殺人事件，日本媒體都在渲染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很變態地殺人，這對中國的形象很不利。而中國人在日本犯罪的情況畢竟是少數。”《經濟觀察報》前記者文瓊說。
此外，日本近年來極力渲染中國軍事現代化，稱中國國防費用不斷增加，國防政策不透明，已經成爲周邊地區的“軍事威脅”。
中日問題研究者劉檸認爲，一些日本媒體說“日本納稅人的血汗錢”到頭來只換得中國社會日益高漲的民間“反日”運動、大規模軍事擴張以及對有潛在軍事性意圖的宇宙開發事業的鉅額投入的聲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日本的“民意”和“輿論”？
“但它相當煽情，通過大衆傳媒廣爲傳播，不但在民間社會成功地遮蔽了ODA的‘準賠償’背景，而且使日本政府在決策上的迴旋餘地變得越來越小，這是不爭的事實。”
“日本的輿論空間一度收減，在各大報章中對中國的報道，與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很接近，對中國的報道增長，但負面居多，有的右翼媒體爭着做中國專輯，因爲賣得好。”劉檸說。
曾去過日本多次的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喻國明在《瞭望東方週刊》採訪時認爲，中國媒體固然要更多地報道日本，日本人更應該全面地瞭解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
現任清華大學中法交流中心主任的杜明告訴《瞭望東方週刊》：中日民間情緒的對立是客觀歷史的結果，中日兩國媒體在處理對方報道上確有不適之處，但這都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兩國如何找到其中的原因並解決問題，就像戰後法德兩國所作的努力那樣解決歷史問題。媒體在其中應該起到積極的作用。”
僅有溝通是不夠的
“包括我們每一個到日本訪問的中國人，如果大家都通過自己的方式宣傳、介紹中國的情況，肯定有助於日本民衆更正確地瞭解和認識中國。”一位從日本考察歸來的記者在他的文章中這樣表述。
據統計，2004年中國人到日本的人數爲60萬左右，日本使館希望通過自身的努力讓13億中國人瞭解日本，其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先讓中國的媒體瞭解日本。
同時，日本也在中國一些頂尖的傳媒院校中，與那些中國未來的年輕記者進行交流，比如在清華大學傳播學院，使館也會請一些日本記者去那裏介紹一些日本的情況，以此加強青年之間的交流。
但是，《經濟》雜誌記者王建鋼認爲，僅有溝通是不夠的。“作爲一個國家的首腦，不應該年復一年地去刺激曾被日本侵略的國家。並不是中國媒體惡意醜化或者妖魔化日本，日本應該反省一下，中國媒體左右不了小泉，更左右不了中國民衆對日本的根本情緒。”
《環球》雜誌最近發表一篇評論認爲，中國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所以“溝通”成爲中國對外關係中最重要的手段，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事實是:並不是所有國家都這麼看問題……很多時候，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樹欲靜而風不止”，不是靠“溝通”就能解決。
說到底，究竟日本能否通過中國傳媒改變中國人眼中的日本形象，除了需要時間和更多的交流，更需要日本國內特別是高層自身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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