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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部講述山西省某農村的婦女在二戰期間受日軍蹂躪而頑強抗爭故事的紀錄片！《蓋山西和她的姐妹們》中的主人公是抗戰時期山西當地一個村子裏最漂亮的女人，因而被大家稱爲‘蓋山西’。”班忠義語氣凝重地向記者講述着他拍攝的這部紀錄片的片名的由來，“事情發生在半個多世紀前，蓋山西積極協作並參加抗日，在被關進監牢後，儘管受盡磨難和凌辱，但她仍然用自己的身體去保護她的姐妹們。二戰結束後，由於日軍的摧殘使她喪失了生育能力並受到周圍的歧視，婚姻、家庭生活不理想，身體狀況極爲惡劣，最終，因承受不了精神和病痛的多重摺磨，蓋山西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從1992年開始，長期旅日的班忠義走遍大半個中國，尋訪戰後還倖存着的在中國的日本、韓國婦女以及當年中國的慰安婦受害者，救助她們，並根據他的所見所聞將這些不幸老人的境遇在日本通過各種媒介廣爲傳播，號召民衆捐資。1995年8月起，班忠義又花費了將近十年的時間，以山西省盂縣的幾位老人的經歷爲線索，終於在2004年完成了一部真實、感人的紀錄片——《蓋山西和她的姐妹們》(以下簡稱《蓋》)。
蓋山西和她的姐妹們
2005年3月23日下午2時，這部紀錄片在雲南省圖書館1號放映廳進行了首映。讓班忠義和所有工作人員沒有想到的是，當130分鐘的影片放映結束後，觀衆們開始自發地進行捐款，他們被影片的內容深深地打動，爭先向導演提問。“有些人會拿出一張折得小小的紙幣，讓人能看出他們自己其實也並不寬裕，但不管是幾百、幾十或是幾塊，都代表着每個觀衆的一片心意。”
“最初，我只是想通過文字來反映歷史事實。”一開始，《蓋》的拍攝並不在班忠義的計劃之列。可當他意識到文字的說服力可能遠達不到他所期望的效果時，他選擇了能夠真實記錄人物的表情、話語的一種方式——拍紀錄片。從1995年8月末起，班忠義花了將近十年的時間，終於在2004年8月份完成了全部拍攝。
“當我趕赴到受害地區調查這一歷史事件時，蓋山西已經離開了人世。”班忠義告訴記者，最遺憾的是，沒能親眼見過蓋山西。但在採訪的過程中，幾乎所有的人都會講到她。“因此，我通過和蓋山西一起經受過磨難的姐妹們的回憶，以及當地其他老人和日本老兵的證詞，以蓋山西這個人物爲主線，藉此向觀衆展開一幅沉重的歷史畫面。”
“當然，這部片子的拍攝只是集中選取了當時山西省盂縣進圭炮臺這樣一個地方，事實上在那個年代一個炮樓就有幾十個受害者，僅山西省盂縣就有二十個炮樓，進而從全省乃至全國的範圍來看，受害人的數量就遠遠無法計算得清了。”班忠義說，他在拍攝的過程中，把當時所有相關的中國、日本的背景情況都瞭解得非常詳細，依據那些受害老太太對那些日軍的形象特徵的描述，再從其他一些當時的老地下黨員等人口中瞭解到日本兵的真實姓名，進而查閱大量的中日曆史資料，最終他把當時山西盂縣整個地方的情況都全部瞭解清楚了，包括當時所在這個地方的部隊、番號，直至中隊、小隊甚至每一個人名。“儘管老太太們都不知道那些日本兵的名字，但她們會以‘獠牙’、‘紅臉’這樣的名詞來描繪。”最後，班忠義在採訪的二十餘名受害者中，集中選取了比較有代表性的五個人，依據她們對所受深重災難的深刻回憶，拍成了這部長達130分鐘的片子。“之所以花費了那麼多的時間和精力去調查那些詳細的情況，以及之所以最後選取了影片中的那幾個人物，我只是想能夠更全面地反映歷史事實，讓觀衆被影片中每個人的遭遇所觸動。”
《蓋》從最初的籌劃到最後完成基本上都是由班忠義一個人來操作的。除了前期兩位朋友有限的幫助之外，剩下的都是由班忠義一個人獨立完成的。整個拍攝過程中，班忠義都是在日本和中國兩地來回奔波，每年至少去做一次採訪，這樣堅持着才終於完成。班忠義告訴記者：“由最初的索尼的HI8攝像帶，到最後開始編輯的時候，爲了補鏡頭從日本的一個電影公司那裏借的一個專業DVCOM攝像機，其間共換了五個拍攝機器。”拍攝的艱辛可見一斑。
“作爲拍攝對象的老人們多半生活在各地的農村，說話帶有濃重的方言口音。在片子拍攝剛開始的時候，因爲語言不通，我們交流起來並不容易。尤其是在她們看來，我完全是一個陌生人，她們不願對我多說些什麼。”之後，隨着班忠義到那邊看望老太太的次數多了，也給她們捐了一些錢物，那些老大娘和他熟悉起來，工作進行得也就比較容易了。當然，從陌生到熟悉，這是任何一個採訪過程必不可少的，但班忠義在他的拍攝過程中，還遇到了一些預料不到的困難。他回憶道：“那些老大娘在說起曾經的遭遇時，不僅把頭上、臉上的傷指給別人看，還常常會要把衣服脫下來讓人看她們身上的傷痕，有的人是腰骨折，就會讓人看她的腰，甚至把衣服一脫，就倒在一邊的臺上。她們就是希望能夠讓日本人看到這些記錄，用這些事實去控訴當年日本兵所犯下的罪行。我明白她們的本意，但是作爲男性，我有時仍然會覺得不好意思去拍攝那些鏡頭。何況以目前國內電影的尺度來看，這樣的鏡頭也並不是很能被接受。”處在這樣一種兩難的境地中，班忠義在拍攝過程中只能儘量拍攝那些受害者的言語表情，儘量不拍她們身上的傷痕。當老人們堅持要他去看、去拍時，班忠義只好對她們說：“嗯，可以了，我知道了。”儘管在最後剪輯的時候，這些鏡頭基本上沒有采用，但是作爲歷史資料，卻具有非同尋常的價值。
“採訪那些日本老兵也曾是令我很頭疼的一件事情，我很擔心他們不願接受採訪。”班忠義找到了一個可以迂迴的方法，許多人實在不願說的時候，他就跟老兵們拉家常，然後再引着他們說些曾經的事情，當說到他們不願回憶的地方，又幫着他們回到現實狀況，就這樣在歷史和現實之間“拉鋸”式地談。用班忠義自己的話，就是“那都是在很緊張狀態下拍的東西”。
“這些歷史事實所反映的那些踐踏人性的暴力，不是隨着時間的流逝就消失了，它們一直延續到今天，給那些受害者留有的是身體和心靈的雙重傷痕。戰後至今，並沒有多少人去關心她們，幫助她們癒合心靈的創傷，以至於許多人最終都是採取了自己結束自己生命這種方式。”在班忠義的眼裏，他所能做的，“都只不過是大海里的一滴水”。這部片子在初編的過程中，在日本的大學裏放映過。由於日本在進行歷史教育時並沒有讓學生接觸到這方面的史實，當時許多學生在觀後產生了一種震撼，他們驚訝於“竟然有這種事情”。
旅日學生與“慰安婦”結下不解之緣
班忠義，1958年生於遼寧撫順。“文革”時期，班忠義的一個姐姐在撫順市郊區的一個村子裏插隊。由於無法正常到學校讀書學習，他經常在星期天去看姐姐。在村頭，他看到一棟小木屋前孤零零地呆坐着一個慈祥和藹的老太太。後來村裏人告訴他，那個被人叫做曾大媽的老太太，是個日本人，來中國30多年了，幾次嫁人終未獲得幸福。孤苦的老人引起了班忠義的注意和同情，以後每次來看姐姐，他都要到曾大媽的小屋坐坐。閒來無事，班忠義便跟着曾大媽學起了日語。曾大媽也給他講述了自己不幸的一生：當年日本佔據東北一些地方，把那些村子裏的中國人都趕出去，然後讓日本的一些貧苦農民到那裏開荒種地，並定居。她作爲家屬隨日軍開拓團來到東北。戰後，丈夫先撤回日本，而她卻無法回去，只能繼續待在村子裏，便成了“殘留婦女”。日本政府也不願接受這些“殘留婦女”回國，還藉口說她們“是爲了愛情要留在中國”。
1978年，高考制度已經恢復，班忠義考上了黑龍江大學日語專業。1987年，他踏上了自費去日本留學的征程。在日本，他先在上智大學攻讀了新聞學的碩士，之後又到東京大學主修宗教。
“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我始終忘不了生活在東北農村的那位時常遙望自己的祖國默默流淚的曾大媽。”班忠義曾替大媽打聽家人的下落，並幫助老人回到了日本探親。然而，當年的丈夫早已結婚生子，新的家庭不能接納她，親友們也不願收留她。“曾大媽是流着淚離開日本的！”班忠義動情地說。
後來班忠義寫下《曾大媽的海》，描述了一個被戰爭和親人拋棄在異國他鄉的不幸女性的人生經歷，成爲首獲日本文學大獎的華人作品。日本的一個企業家帶着這本書飛到遼寧撫順，經過幾天的尋找終於找到了曾大媽，並帶她回到日本。在許多善良的熱心人士的幫助下，曾大媽終於葉落歸根，定居大阪。
1991年，班忠義以優異的成績取得碩士學位後，留在日本成了一名靠寫作爲生的自由撰稿人。之後，他三次回國，根據線索尋訪了10餘名有着和曾大媽一樣命運的日本婦女，這些老人被班忠義通過日本新聞媒體介紹後都找到了親人並先後回到了咫尺天涯的祖國。爲此，日本政府後來專門頒佈了接納殘留在中國的日本婦女的婦女法。
1992年12月，班忠義在日本東京參加了一個“日本戰後賠償問題國際聽證會”。在這次會上，一位來自中國山西的老人以她三次被日軍抓去做“慰安婦”的血淚經歷，控訴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當老人講到當年她被日軍滅絕人性地摧殘後並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斷，以致終身殘疾的時候，老人當場昏倒在聽證臺上。這無比悲慘的一幕深深地震撼了班忠義的心。從那以後，他開始關注起“慰安婦”的遭遇，並開始了對她們的救援行動。
“日本把那些去日本控訴的性暴力受害者都說成是‘慰安婦’，而事實上並不如此。那些婦女從來沒有如日本人所說的是收了錢的，她們完全都是受日軍摧殘的受害者。”班忠義說，他在調查中發現，這些婦女在國內都過着非常貧苦的生活，她們中一半以上都有婦女病，許多人生病也沒有錢去求醫問藥，沒有人幫助他們，幾乎就是在死亡的邊緣掙扎着。
1995年秋天，班忠義踏上了回國調查的旅途。爲期1個月的採訪中所見的老人們貧病交加的慘狀，令班忠義的心沉痛不已。回到日本後，他決定搞社會募捐救助這些老人，這個舉動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第一次募捐就募得了十多萬元人民幣。班忠義把這些錢全都親自送到了每一個老人的手上。
“一個人真是力不從心”
2002年的冬天，班忠義帶着山西盂縣的四個老太太到太原去看病。那一次的經歷讓他覺得“一個人真是力不從心”。
“當時有兩個老人先看完了病可以回家了，還有兩個仍要在醫院裏等着，我一個人無法照顧過來，只好讓司機先把兩個老太太送回家，自己則留在醫院裏陪另外兩位老人等着看病。”
那天下着雪，高速公路已經關閉了，年輕的司機就只能從山道上走。沒過一會兒，班忠義接到了個電話，告訴他車在半路上翻了。班忠義聽了嚇壞了，立馬趕過去，把老太太送到醫院裏檢查，萬幸的是，老太太只是手臂上擦破了一點皮，並無大礙。
班忠義至今回憶起那次的事情，還心有愧疚：“幸虧當時老太太安然無恙，如果出了點差錯，我真的是不知會怎樣。本來想做點好事幫助她們的，若好事成了壞事，我可真不能安心。”
這件事情，也讓班忠義感覺到：“只有我一個人做事，根本忙不過來。顧東不顧西的，實在是很有侷限性。”班忠義一直希望能夠有其他的人來幫助或代替他做他現在所做的工作，這樣可以讓他有時間去做其他更多的事情。在拍《蓋》的時候，剛開始也有兩個朋友幫過忙，其中一個是來自北京的徐瑛，但因爲畢竟作爲男性，在採訪那些老太太的時候有許多不方便的地方，也因爲後來又有了其他工作需要去做，因而就作罷了。班忠義就覺得最好能由一位女性來從事這項工作，這樣可以更方便與那些老太太進行交流。
當然，現在也有些其他人士或團體會去關心老太太們，但他們大多是不定期的。還有些人會帶些記者去拍照，然後拍完就一溜煙走了，跟“游擊隊”似的。甚至有些人爲了金錢或其他的目的，拉着老太太們去做宣傳，說是資助她們，卻只給老太太發幾瓶酸奶完事，還不會送到老太太家裏，讓她們自己去領。班忠義提起這些，就有些氣憤地說道：“他們這種做法無疑只是在那些老人的傷口上撒鹽。”在班忠義看來，照顧這些老人一定不能帶半點個人目的。“她們需要些什麼我們就怎麼做，一定不能讓那些老人們有負擔。”
班忠義背後的支持者
自從班忠義開始從事性暴力受害者的救援工作後，辭去了在日本都算得上是收入豐厚的職位。而他每年至少要回到中國一次，每次回國就要呆上兩個月左右，這樣的工作方式又使得他不可能到某個公司裏去謀得一個固定工作，如今他就在日本工業大學裏任漢語代課老師。當年和班忠義一道來日本的同學，八九年後大多在東京混得很不錯，都有了自己的洋樓、小車、理想職業和家庭，有的還當上了什麼課長、社長的。每當同學聚會，就有人說他傻，不好好掙錢，去管什麼“殘留婦女”、“慰安婦”！也有人說：老班，咱們合夥吧，憑你的名氣，乾點啥不行呢？
班忠義這時總是淡淡一笑，他不是沒有大把大把地掙過錢，但是全都花在自費回國採訪、幫助那些不幸婦女的身上。而他明白自己的所作所爲只要至少有一個人能理解就行了，這個人就是他的妻子。
2000年，班忠義被邀請到日本一個學校裏講課。在那裏，他第一次見到了現在的妻子高橋敬子。高橋敬子出生於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她對物質看得很輕，比較關心一些社會問題，願意幫助別人。2000年4月，班忠義的一部講述他幫助在湖南的一位韓國老太太找尋故鄉並幫助其回國的過程的紀錄片——《王母鄭氏》在日本上映。他邀請高橋敬子到日本小電影院裏去觀看了影片。看了那部紀錄片，高橋敬子十分感動，而班忠義也向她表明了自己的心跡。2000年底，兩個有情人終於走到了一起。就在班忠義和敬子定下婚期，準備接自己母親到日本來的時候，母親突發腦溢血離開了人世。班忠義說，這是自己一生也無法彌補的遺憾。“我救了那麼多老人，惟獨沒把自己的母親送進醫院呀！”
如今，班忠義和高橋敬子已經有了兩個孩子，一男一女。他們在日本的家是在離東京約五十公里的龍崎。其實，在班忠義看來，他們的家庭就是一個“流動家庭”，如果他回國內的時間長的話，妻子和孩子也會跟着一起回國。
當被問到現在最大的難處是什麼時，班忠義很無奈地說道：“現在捐款資助老太太的人是越來越少了，她們的狀況更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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