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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流於地下的事件進程同我們認識它們的能力之間總是有巨大的差距。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的“顏色革命”在2003和2004年的冬天以“天鵝絨革命”的不流血方式先後發生後，吉爾吉斯的春天迎來的卻是一場類似騷亂的國內政變。不過，對西方媒體來說，儘管出現了一些人員傷亡以及暴亂和搶劫這樣的事件，吉爾吉斯發生的事仍然可以讓新保守主義者在他們“民主革命”的光榮簿上再濃墨重彩地記上一筆。而“顏色革命”的“民主效應”也確實在繼續：3月25日在吉爾吉斯現政權被反對派成功趕下臺後，在白俄羅斯這個被美國總統布什稱爲“歐洲最獨裁的國家”也發生了反政府的示威活動；一向深居亞歐大陸中心而在國際關係中默默無聞的蒙古也因爲鄰國吉爾吉斯的“民主效應”走進了世界政治的中心視線。烏蘭巴托數千名牧民在吉爾吉斯政變的當天聚集在政府大樓前向現政權提出擴大民主、懲治腐敗和審判涉嫌貪污的前總理的要求，並決定在4月7日在烏蘭巴托發動新一輪的大規模示威遊行活動；而在莫斯科，在野黨“蘋果黨”則在吉爾吉斯政變的第二天組織大批弱勢羣體成員抗議弗拉德科夫政府提出的取消福利住房的改革。
中國官方對吉爾吉斯此次政權變更的態度引人注目，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和上海合作組織祕書長都在事變當天代表中國政府表明了自己的立場。中方重視吉爾吉斯政治變動的原因除了吉爾吉斯是中方一直努力倡導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以外，還有自己切身的利益關注，中國公民和企業在吉國暴亂中遭受了嚴重的損失。此外，吉爾吉斯南部暴亂的幾個州與中國的邊境非常接近，有媒體報道稱，中國已經關閉了與吉爾吉斯的絕大部分邊界口岸，並加強了中吉邊境的安全守衛。
這些因素還只是部分解釋了中國此次前所未有地重視吉爾吉斯政權變動的原因，事實上，從格魯吉亞的“天鵝絨革命”起，中國許多國際觀察家就對美國主導的單極國際格局下的這種國際關係的新“導火索”似的促動因素予以密切關注。“顏色革命”發展到今天，尤其以吉爾吉斯的這次以政治暴亂結束的政權變動爲標誌，已經對整個國際政治提出了重要的拷問。
拷問之一：美國允許俄羅斯扮演何種角色
“顏色革命”最大的受害者無疑是革命發生地的傳統強國俄羅斯。前蘇聯的構成以四個集團爲主，“斯拉夫核心”的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和“斯拉夫核心”一樣是創始國的高加索三國，之後作爲加盟共和國加入的中亞五國以及二戰前通過戰爭而被併入的波羅的海三國和摩爾多瓦。蘇聯解體14年後，這四個集團都出現了以反俄爲導向的“本地化革命”，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在蘇聯解體之初就成功地獲得了獨立並在後來加入北約；格魯吉亞在2003年首創“天鵝絨革命”後公開倒向美國；尤先科在領導基輔“橙色革命”勝利後也宣佈烏克蘭將不再是“小俄羅斯”，而是未來的歐盟和北約成員國；而吉爾吉斯，儘管新政權內部的權力分配現在還錯綜複雜，尚未形成一個明確的對外政策立場，但阿卡耶夫，這位被推翻的前總統被俄羅斯收留，已經決定了吉爾吉斯新政權對俄國難以消去的敵意。這樣，俄羅斯從前蘇聯手裏接過的戰略緩衝空間現在已變得千瘡百孔，北面，東面，現在又是南面，俄羅斯的安全環境已經處於歷史上一個非常不利的時期。
從前蘇聯崛起於歐亞大陸起，俄(蘇)美關係的核心就是美國允許俄羅斯(蘇聯)在“美國治下的和平”中扮演何種角色的問題。前蘇聯一度謀求在各個領域都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地位，但蘇聯的崩潰徹底結束了俄國的這一夢想。新的俄美關係的核心是美國對俄羅斯大國地位何種程度的認可和俄羅斯對自己在國際關係中重新復興的定義。俄美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簽署一度成爲俄羅斯世界大國榮耀的最後閃光，葉利欽在作出許多讓步後終於獲得美國在覈領域對俄羅斯戰略合作伙伴地位的繼續承認。俄羅斯的許多戰略分析家也都認爲，正是這一條約構成了冷戰後新的世界安全構架的基礎，因此也決定了美俄關係仍然是冷戰後世界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係。
但普京上臺後，清醒地認識到俄羅斯的復興至少需要一個30～50年的長時段，因此，俄羅斯主動進行了大範圍的戰略收縮，撤回了在獨聯體以外的全部海外力量。俄羅斯現在更現實的目標是作爲一個傳統的地區性強國，換句話說，就是以俄美的這種戰略領域的合作爲基軸，成爲美國的地區代理人。但美國在完成核領域的基礎佈局後，似乎並不認爲俄羅斯現在有能力擔當起地區代理人的角色來。北約在中東歐的東擴和美軍在中亞的進入，已經充分表明了美國對這些地區安全保障的立場和態度。
對俄羅斯來說，無論在歐洲還是在獨聯體，它最需要的都是一個沒有美國這樣強大的外部力量的地區性安全體系，鑑於俄國的地緣地位和軍事實力，它在這樣一種地區性安全機制中的主導地位是無人能夠撼動的。但美國在二戰後歷史性地介入了西歐，使得俄國建構全歐集體安全體系的設想徹底成爲泡影。而冷戰後俄羅斯自身實力和地區控制力的急劇衰落造成其周圍形成了一個新的真空地帶，而這一次扮演填補這一真空地帶強權角色的則成爲來自另一個大陸的美國。以北約東擴和阿富汗戰爭後美國曆史性地進入中亞爲起點，19世紀著名的英俄歐亞大角逐以新的形勢和麪目出現在21世紀，俄羅斯又一次在它的兩個至關重要的戰略方向都面對發起強力挑戰的同一個對手，這對俄羅斯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冷戰後美國對俄羅斯戰略空間的滲透和擠壓，以及對該地區影響力的建立(之所以用影響力，是因爲現在談美國的控制權還爲時過早，畢竟這將是一個有一定時間長度的歷史過程，不過從目前的力量發展態勢來看，這一歷史過程似乎無法改變)，實際上也是俄羅斯在冷戰結束後從前蘇聯勢力範圍內緩慢和艱難的退回過程，它體現的是地緣政治真空地帶出現後國際強權對其本能的填補的國際政治客觀規律。從這個意義上講，一些國際政治觀察家提出的“第二次冷戰”的概念與曾經上演過的冷戰實際上有着本質的不同，因爲它更多體現的是美俄地區利益的衝突，並不具有全球性質。如前所述，俄美在戰略領域已達成的安排仍然是雙邊關係的基礎。這也決定了俄羅斯在“顏色革命”爆發時的反應限度。
拷問之二：單極擴張下地區自治機制如何因應？
冷戰後國際關係格局的最大特徵是美國的單極主導，這種主導在政治、軍事、經濟、意識形態等領域都強烈地體現出來。可以簡單回顧一下美國從一個偏居美洲一隅的地區性國家成長爲一個世界性的超級大國曆程上有關鍵推動作用的五次重要戰爭：首先是美西戰爭，西奧多羅斯福代表了美國最初的擴張主義，併爲其美洲半球體系奠定了基礎；威爾遜在一戰後以“十四點計劃”首次表明了美國介入世界事務的意願和決心；羅斯福時代通過二戰和雅爾塔體制，完成了英美霸權的禪讓和雙方世界領導者角色的轉變；50年冷戰，美國則憑藉其綜合實力在同蘇聯的超級大國模式競爭中勝出，美國模式和影響力也擴展至全球；冷戰結束後美國日益全球化的同時，世界也越來越變得美國化，美國的軟性權力產品——普世文化、市場模式、政治價值觀，通過現代傳媒手段和全球經濟一體化滲透到世界每一個角落。“911”後布什重樹單邊主義的旗幟和對世界事務全方位的軍事介入，表明美國已開始以絕對的“硬權力”鞏固和擴大其在世界各個地區的主導能力。
吉國事變發生的第二天，美國國務院照例派出一名副發言人撇清美國與此的干係，但國務院的最高領導賴斯卻在接受採訪時公開宣稱，吉國事變“還只是一個開始”，美國希望看到“更廣泛的民主”。而在此前剛剛公佈的美國新國家防務戰略中，五角大樓也要求海外美軍加強對外國軍隊的協助和對地區安全事務的參與，並邀請一些國家一起參加美國國防部的防務評估，而這些國家從來都不是美國的盟國。德國《明鏡》週刊指出，隨着美國對外戰略中擴張主義的興盛和國內政治中新保守主義的全面掌權，美國單極擴張從軟性擴張向硬性擴張轉變的趨勢已變得越來越公開化，而新一輪擴張中最關鍵的地區就是被稱爲“世界島”的歐亞大陸。據《華盛頓郵報》報道，在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簽署的一份機密級參考文件中，列出了4個美國未來安全戰略的“核心”方向，其中之一就是對中國和俄羅斯這樣處在“戰略十字路口”的國家的選擇進行影響。儘管現在還沒有直接證據證明“顏色革命”也是施加這種影響的手段之一，但“顏色革命”正是在美國對歐亞大陸全面擴張的大背景下發生的，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在歐亞大陸的西端，美國的主攻對象是俄羅斯，其手段是北約功能上的強化和組織上的東擴，烏克蘭等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成爲美國用來制約俄羅斯的新“前進基地系統”。在歐亞大陸的東端，美國的主攻對象是中國，其手段是美日安保條約，臺灣問題則成爲美國牽制中國的最主要棋子。在歐亞大陸的腹地中亞，美國通過打反恐戰爭和建立軍事基地不斷楔入，全力組織中俄在該地區的戰略聯繫和合作。這次吉爾吉斯發生的政治變動也表明，中俄在中亞的聯合陣線已經出現了一個大漏洞。此次吉國政治動亂的中心地比什凱克，即是上海合作組織反恐中心的所在地，這足以給這個本地區最主要的地區協作機制敲響警鐘。地區大國如何應對和保障本地區的安全？在單極以民主價值觀名義軟性擴張時，地區主要統治集團如何確保他們對本地區的政治控制能力和政權的合法性？在軍盟的形式很難被接受的情況下，地區合作機制如何在體制和制度上有所創新，從而以某種集體安全的方式保持本地區“穩定的自治”？吉國事變引出的這些問題，對上海合作組織在功能設定和體制建設上都提出了新的挑戰。
拷問之三：現代政治環境下如何建立穩定的民主政制
“人們從來不希望革命發生在自己身上，但都希望發生在兒孫身上。”“顏色革命”的發生除了外部因素的誘導之外，還同時與前蘇聯體制下成長起來的老一代政治領導人退出政治舞臺的權力更替和這些地區反俄獨立運動的前所未有的發展在時間上緊密地契合在一起。
英國《獨立報》認爲，發生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的這一系列“顏色革命”，是一次席捲東歐中亞和俄羅斯等前蘇聯勢力範圍的“民主化”浪潮，是蘇聯解體後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二次革命”。《紐約時報》指出，這場“民主革命”是民族國家繼二戰前後追求國家獨立，70年代追尋國際經濟新秩序之後的第三次民族解放運動。其地域爲前蘇聯解體後新獨立的民族國家，其導向爲新型的“民主價值觀”下的政治體制的解放。兩種說法都凸現了政治現代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歷史大潮下，社會變革之快使舊的國家機構無力適應現狀的新歷史現實。
從前南斯拉夫到今天的吉爾吉斯，這些政治動盪的國家都有一個共同點，即曾經被納入蘇聯的冷戰體系而長期與世界經濟體系相隔離，從而導致他們在70年代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國際化的歷史趨勢前無動於衷，無所作爲，極大地拉大了本民族與現代世界經濟體系的距離。這種落後突出地表現在這些新生國家的政治領導人身上，從米洛舍維奇、謝瓦爾德納澤，再到庫奇馬和阿卡耶夫，他們不僅與西方傳統自由主義的政治理論在本質上格格不入，而且在觀念和思維上也遠遠不適合現代大衆政治的要求。儘管在冷戰結束後，他們迅速接過“民主”的旗號對各自的統治進行了粉飾和修改，但只是換湯不換藥。寡頭政治、裙帶關係、家族政治這些威權政治的衍生品在這些新獨立的國家反而有了進一步的生長。此外，蘇聯解體一度導致這些前附屬國發生劇烈的社會轉型，原先起社會維繫作用的傳統道德觀念、習俗和組織體制無可挽回地被削弱和毀壞，大衆心理嚴重不適甚至強烈動盪，在此情況下，民族主義憑藉其廣泛的認同感，給這些新生民族國家提供了強大的凝聚力。而“促成一種民族主義產生的往往是對另一種民族主義的敵視”，這些具有前蘇聯背景的領導人因此很自然地就成爲了迅猛發展起來的反俄民族主義的攻擊對象，被指責是老的俄羅斯帝國主義在本民族的代理人。
政治體制的落後，前蘇聯遺留下的難以抹去的俄羅斯印記，使這些老一輩的政治領導人在面對西方民主化浪潮帶來的震盪性效應時，很難作出有力的回擊。他們既無力爲底層民衆提供物質上的實利，又不能舉起民族主義的大旗，從而不可避免地使自己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受到衝擊。這也導致在這些國家每一次正常的政治權力重新分配，比如議會和總統選舉，都成爲了新的政治動亂的導火索，而由此帶來的爭奪新權力的政治鬥爭和體制的重新塑造無一不給所在國帶來巨大的損失。
1969年，前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索爾布恰克在致當時的蘇聯總理柯西金的信中說道：“對付西方民主的最好辦法是比他們更加民主。”然而，蘇聯體制在彼時已經病入膏肓，索爾布恰克的建議在勃列日涅夫追求穩定的漫長統治下只能是空谷迴音，柯西金本人主導的經濟改革也半途而廢，從而喪失了20世紀曆史變革帶給前蘇聯陣營的最後一次機遇。30多年過去了，“顏色革命”再次讓一批新的舊政權體制的維護者們以一種很不體面的方式退出了政治舞臺，他們的政治失敗再次證明了這樣一個簡單的真理，沒有什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民主，只有民主；沒有什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市場，只有市場。新的政權繼承者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終於走上前臺，但願他們能順應這樣的歷史潮流，建立起新的民主的、穩定的政治體制。
吉爾吉斯的革命最後演變爲政治動亂，一定程度上也讓其他躍躍欲試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認識到，“顏色革命”並非總是如想象中一樣按照設定好的規則平穩進行，西方的“民主”遊戲也不總是喊喊口號那樣輕鬆。現代大衆政治和選舉動員帶來的民衆熱情的巨大爆發，即使是在政治體制非常成熟的國家也都難免給社會的和諧帶來傷害，更何況在這些經濟基礎還非常落後，而政治上則趨於激進的晚現代化的民族國家。“顏色革命”爆發後，格魯吉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民族和社會的分裂，這已經給其他國家類似的政治變動發出了警告。
導致“顏色革命”發生的具體因素多種多樣，只有將其放到美俄關係、美國單極機遇期下的新一輪擴張和新獨立民族國家因應現代大衆政治歷史趨勢的政治解放運動的歷史大背景下予以多方位的審視，才能對這一重大的歷史現象有一個充分的認識和把握。“顏色革命”的烈火已經燒到了中國邊境，躁動不安的中亞給中國挑戰的同時也帶來了機遇，在國際政治的霸權競逐不斷以新的形式和運行規則出現的情況下，中國如何更好地體現與地區大國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比如今年將要舉行的首次中俄聯合軍演)；中國外交在對外政策中如何更有效地施展影響力，而不侷限於某個固定的利益集團；中國如何進一步發揮主動性，使地區合作機制在體制和制度上都有所創新，從而在地區出現突發性的動亂時能夠切實和合法地維護自己的利益，這些都是“顏色革命”發展到今天，需要進一步廣泛和深入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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