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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間的歷史問題主要包括四個方面：(1)歷史認識問題；(2)歷史遺留問題(如日軍遺留在中國國土上的化學武器的處理問題)；(3)歷史牽連問題(如臺灣問題)；(4)歷史根源問題(在中國方面，需要總結“落後就要捱打”的教訓；在日本方面則需要反省“國強就想擴張”的教訓)。但是，人們一般所說的“歷史問題”，主要是指歷史認識問題。
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倒退
中日間的歷史摩擦在復交談判開始的那一刻就開始了。1972年9月25日，爲復交談判訪華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在抵京當天出席周恩來總理舉行的歡迎宴會上講到那場戰爭時，只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給中國“添了很大的麻煩”，爲此受到周恩來的嚴肅批評。在整個復交談判中，中日雙方圍繞歷史問題等，多次展開激烈交鋒，以致毛澤東在同年9月27日會見田中角榮等日本客人和中方參加復交談判的代表時，問了這樣一句話：“你們吵架吵完了嗎？”
至今，30多年過去了，中日之間依然“吵個沒完”，而成爲中日政治摩擦的中心問題依然是當年周總理與田中首相最初“爭吵”的那個問題──歷史問題。
1972年中日復交以來，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表現雖然常有起伏，但總的趨勢應該說是有所進步的，特別是前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8月15日發表談話說，日本在一段時間裏實行了“錯誤的國策”，“由於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給亞洲各國人民造成了極大的損害與痛苦”。這一講話可以說是一次有誠意的表態，至今仍爲歷任首相所承襲。
不過，自2001年4月小泉純一郎任首相以來，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明顯倒退，其表現之一是小泉首相固執地年年參拜靖國神社，與之相比，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曾根康弘和橋本龍太郎也曾經作爲首相參拜過靖國神社，但由於遭到中、韓等鄰國的反對，在第二年就停止了參拜。與前任首相對比，小泉卻採取了很不一樣的做法，他對鄰國的強烈反對置若罔聞，一意孤行，這反映了他堅持錯誤歷史觀和藐視周邊鄰國的頑固立場。
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明顯倒退的另一表現是給日本右翼炮製的嚴重歪曲歷史真相的所謂“新編歷史教科書”大開綠燈，“審定合格”。特別是在最近，對右翼通過修改、變本加厲地篡改歷史的教科書再次“審定合格”。其中，民間提交的某個版本的教科書中有關“獨島(日方稱其爲“竹島”)問題在日韓之間存在爭議”的表述，竟被官方強制修改爲“竹島是日本的固有領土”。
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嚴重倒退，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國、韓國、朝鮮等鄰國政府和人民、乃至世界各國有正義感的人們的強烈反對。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也是聯合國改革之年。同是二次大戰戰敗國、也是日本在當年的軸心同盟國德國、意大利，都以謙虛的態度迎接這個“歷史敏感之年”，惟有日本居然擺出傲慢的外交姿態，一方面以在歷史問題上的倒行逆施來“迎接”60週年，小泉首相還以莫須有的藉口拒絕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的世界性活動；另一方面又理直氣壯、大言不慚地聲稱要進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他們似乎忘記了：聯合國的誕生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產物；他們也似乎忘記了，小泉首相年年頂禮膜拜的甲級戰犯之所以受到歷史的審判，也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果。
人們質疑日本爭當常任理事國的資格，並不是反對日本人民，而是針對當政的小泉內閣在歷史問題以及源於歷史問題的各種現實問題上的一系列倒行逆施。
總之，日本要真正走出“戰敗國”的陰影成爲負責任的大國，唯一的途徑就是，放棄與鄰爲敵的錯誤政策，誠實而謙虛地對待過去那段歷史，對維護亞洲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表現出誠意和善意。
如何看待日本的歷史認識問題
顯然，中日兩國圍繞歷史問題發生摩擦的責任在日本方面，無論是修改歷史教科書，還是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內閣成員及右派政治家頻頻失言等，都是日本方面首先挑起的。日本有些人倒打一耙，說中國打“歷史牌”，老揪住日本的“歷史辮子”不放，把歷史問題的責任推到中國方面，這是沒有道理的。我們對待歷史問題，也需要做到“知己知彼”，弄清楚日本在歷史認識問題方面的實際情況。應該承認，廣大日本人民並沒有故意否認、美化侵略戰爭歷史。過去那場戰爭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災難，但他們親身體驗到的是戰爭接近結束時美國空軍的狂轟濫炸、特別是在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所造成的悲慘後果，對日本軍隊在中國、朝鮮等地如何加害於當地人民，日本人民既沒有親身感受，也缺乏這方面的教育，他們對這場戰爭在認識上和感情上很難達到中國人民那樣的水平，而且在一部分人們之間雖然不否認歷史卻存在着“厭煩提歷史”、“不願多說前輩的錯誤”的情緒，十分缺乏對受害國人民的同情和理解，加之戰後日本長期輕視正確的歷史教育的結果，在年輕人中間形成了一種“這是前輩乾的事”的“無責任感”。可以預料隨着時間的推移，特別是經過從20世紀到21世紀的世紀轉換，淡忘歷史將可能成爲日本社會的一種風潮。
與德國相比，日本對戰爭歷史的認識已經做成了“夾生飯”，很難再重新煮成像樣的熟飯。其原因是：(1)分別是德國和日本發動戰爭的主要責任者的希特勒的下場與日本昭和天皇所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2)二戰後美國對德國實行直接統治，德國內政治徹底翻了個兒，反法西斯力量登上政治舞臺，而在同時期，美國對日本實行的是間接統治，即利用日本原有的政府機構進行統治，致使戰後日本的政權不但沒有轉到在戰前受迫害的反法西斯力量手中，反而讓岸信介這樣的戰犯也當上了首相。總之，由於美國佔領當局的佔領政策，使戰後日本失去了正確歷史觀的健康發育成長的機會。現在人們期待日本對歷史問題的認識水平達到和德國一樣，這看來是很難做到的，除非改寫戰後初期那段歷史，而歷史是不可能倒過來重寫的。
過去，中日關係、特別是歷史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日本的“國內政治問題”。每當日本政府在對華關係及歷史問題上出現錯誤言行，不僅會受到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批評，而且立即會成爲日本國內的政治問題，遭到國內革新勢力的嚴厲批評，對執政黨形成爲一種巨大的政治壓力，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93年自民黨下臺、“1955年體制”崩潰以後不久。從中曾根內閣到羽田孜內閣，前後有三名大臣(中曾根內閣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內閣的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羽田孜內閣的法務大臣永野茂)因爲在歷史問題上散佈謬論而被迫辭職。
然而，隨着“1955年體制”崩潰後革新勢力日漸式微，日本社會上的保守主義思潮日趨盛行，在對華關係及歷史問題上，日本國內對其政府、政客的錯誤言行的批評聲音日趨減弱。比如2001年小泉上臺以來四拜靖國神社，雖然也曾遭到國內和平主義力量的批評和反對，但從總體上看，“四拜神社”對小泉內閣的支持率沒有影響，國外的嚴辭批評和外交施壓不僅沒有轉化爲國內批評小泉的政治壓力，反而產生一定的“反效果”，更加襯托出小泉的“敢於說‘不’”、“敢作敢爲”的政治風格，而在日本陷於政治混沌、經濟低迷、前景不明的現狀之下，“敢於說‘不’”、“敢作敢爲”恰恰成爲受到國民欣賞的領導人政治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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