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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背景
這幾天，印尼首都雅加達可謂守衛森嚴。在街頭，人們到處可以看到軍警在巡邏。據悉，為了讓4月22日舉行的亞非峰會順利舉行，印尼抽調了2萬多名警察和軍人在全城加強保安警戒。
為了舉辦這次歷史性的會議，印尼政府花費了幾千萬美元。對此，《雅加達郵報》發表的社論稱，雖然花費大，但值得。因為，這次會議不僅將帶動旅店、交通、會展和通訊行業，有益於印尼的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這是時隔半世紀亞非國家的第二次聚會，為了這個機會的重新來臨，正如印尼總統蘇西洛所說，『我們等了50年』。
過去：同一起跑線上
在同一起跑線上起步的亞非國家，在萬隆會議的推動下，民族解放運動迅速高漲
筆者認識的一個家庭有三個孩子，均出生在上世紀60年代末，父母給他們三人都取了一個單名，按照順序依次為『亞、非、拉』。
『亞非拉大團結』———這句話對於60多歲以上的中國人來說頗為親切。
當然，最能讓他們勾起那段激動人心回憶的，莫過於當年亞非國家的首次團聚———萬隆會議。
50年前，29個亞非國家的340名代表匯聚印尼的『英雄城市』萬隆，他們代表著世界上近1／4的面積和2／3的世界人口，參加了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完全由亞非國家自己發起、自己舉辦、並且沒有一個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參加的國際會議。當時的印尼總統蘇加諾對此十分感慨。『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有色人種的洲際會議。』他說。
萬隆會議創造歷史的一個意義在於，它是在與會國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召開的國際會議，沒有戰勝國和戰敗國的區分，也沒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分，更沒有宗主國和殖民地國家的『較量』，反映了那個時代深刻的歷史變化。因為，當時會議的主人———亞洲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幾乎是處在同一起跑線上。
在同一起跑線上起步的亞非國家，在萬隆會議的推動下，民族解放運動迅速高漲。自萬隆會議後至60年代末十多年間，亞非地區共有44個國家相繼獲得了獨立。在萬隆會議反對殖民主義、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旗幟鼓舞下，埃及1956年7月收回蘇伊士運河主權，印尼和印度也先後收回被荷蘭佔領的西伊裡安和被葡萄牙佔領的果阿。
而且，一批批由發展中國家自主產生的國家組織應運而生，像不結盟運動、七十七國集團、非統組織(現『非洲聯盟』)、東南亞國家聯盟、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等促進了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而且作為世界政治舞臺的一支新興力量，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如今：亞洲強非洲弱
今年的亞非首腦會議，其用意大抵是，亞洲應該在亞非合作中發揮承上啟下的新作用
然而，在經歷了50年的風雨之後，變化的不只是與會國由29個國家變成了100多個國家，更多的感受是時代變遷帶來的國際形勢的迥異。
在50年後的今天，當年的亞非『公敵』———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已經不再是亞非國家的主要威脅。『今天，大多數亞非國家享有更大的自由和主權完整。但威脅也正以新的面貌出現：不公正事件、落後、衝突及潛在的分裂現在正嚴重威脅著亞非國家；人權問題、腐敗、貧困、環境和恐怖主義也正威脅著發展中國家的前進，尤其是亞非地區國家的發展。』印尼現任駐華公使表示。
發展問題，核心是經濟發展的問題，成為當下亞非合作的重中之重。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全球南北差距增大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分析人士認為，一體化表面上看來使世界經濟進入了『同枯榮、共興衰』的時代，然而事實是這種全球化是建立在不公正、不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基礎上的，它給強國帶來的好處遠比弱國多，給弱國帶來的風險遠比強國多。
所以，本次亞非國家主要圍繞如何應對現今世貿組織體制下面臨的不利於發展中國家的規定展開討論，力爭以經濟合作的方式扭轉亞非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貿易中所處的被動地位。
50年前的萬隆會議雖然提出了和平、公正等處理國際關系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但由於國際形勢的復雜，迄今為止，亞非國家在經濟領域並未建立加強具體合作的有效機制。從這一點上看，建立新型的亞非關系刻不容緩。
但如何塑造新的亞非關系，還存在一個障礙。中國現代國家關系研究員東南亞問題專家翟崑對此有不同的理解。
他說，『當年萬隆會議召開時，亞非國家基本都是落後國家，有共同的任務和目標。但經過50年的發展後，隨著日本、四小龍、四小虎以及中國和印度的快速發展，亞洲已出現整體崛起的勢頭，而非洲除南非等少數國家之外，仍處於落後狀態，甚至遠遠落後於亞洲國家。』所以，在發展層次上，世界形成了美、歐、亞、非的序列。
在翟崑看來，今年的亞非首腦會議，其用意大抵是，美歐等發達序列能合作，亞非等欠發達序列也應該進一步加強合作，亞洲應該發揮承上啟下的新作用。
從目前亞洲國家領導人的一些表態看，似乎他們正朝著這個方向努力。作為亞非會議中『由窮變富』典型的日本，在本次首腦會議上，提出了具體的對非洲援助政策，其中包括增加對非洲的政府開發援助數額，以解決非洲的貧困問題和地區紛爭。
中非關系：並非已不重要
胡錦濤主席提出的三點倡議，已成為新時期發展中非關系的指導原則
而作為亞洲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和非洲大陸———這塊發展中國家最為集中的地方，一直有著特殊的親近感。
其實，從一定程度上講，『親近』的感覺來自於當年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給非洲國家的深刻印象。當時，參加萬隆會議的非洲國家代表團通過與周恩來總理接觸，切身感到中國是非洲的真誠朋友，從此紛紛與中國開展友好交往。
1956年埃及同中國建交，揭開了中非關系新篇章；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來總理訪問非洲10國，宣布了中國同非洲和阿拉伯國家相互關系的五項原則以及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受到非洲國家普遍贊揚，中非關系從此進入生機勃勃、全面發展的新時期。
這樣的努力贏得了非洲國家對中國的支持，特別是在非洲國家為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所開展的外交斗爭時，中非關系達到了頂峰。毛澤東主席曾有過一個形象的說法———是非洲朋友把我們抬進聯合國的。
然而，近年來，一些關於『中歐關系處於歷史上最好時期』、『中美關系處於最好時期』的表述不斷成為各大媒體的醒目標題。關於中非關系，似乎成了被冷落的話題。
有人說，這可能是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外交調整了新的方向，即周邊外交是重點，強調大國外交。但事實上，中國同非洲國家的友好交往還在繼續，並以更加務實的方式延伸。
胡錦濤主席提出的『堅持傳統友好，推動中非關系新發展；堅持互助互利，促進中非共同繁榮；堅持密切合作，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權益』的三點倡議，已經成為新時期發展中非關系的指導原則。中非共同倡議成立的中非合作論壇機制，讓全方位、多領域的中非互利合作不斷邁上新臺階。
目前，在非洲53個獨立國家中，同中國建立並保持外交關系的國家多達46個；中非經貿合作從無到有，由小到大，雙邊貿易額已經從1997年的50億美元躍昇到2004年的294.62億美元。
或許，和其他大陸相比，基礎牢實的中非關系已是不言而喻的情誼，不需要面子上的客套和時時的提醒。這從頻繁往來的中非互訪中，可見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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