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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也好，功臣也罷，如果讓他“吃飽穿暖”，再輔以自由的施展空間，嚴格的制度監管，也許厲建中們的人生就會大不相同。
“神五”功臣今陷囹圄的新聞像一個重磅炸彈，爲這個喧囂的時代再添猛料。有人爲之痛惜，有人要求“揮淚斬馬謖”，更有人爲實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過不避功臣——而歡呼。然而，種種觀點都不能迴避這樣一個淺顯卻古已有之今天仍並未解決的問題——高薪與廉政之間的博弈。
1973年4月，文物考古工作者對包拯家族墓進行了清理。在對出土文物進行總結之後，專家發現：從包拯去世的1062年到其孫包永入葬的1120年，58年裏包家共有19人，死亡了13人，死亡率達到70%，平均年齡僅約30歲！壽命之短，死亡率之高，令人觸目驚心。
包公堪謂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清官，他的嚴厲與鐵面無私使得“貴戚官宦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爲了約束後人，包公定下家規：“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包家果也一門清白。其子包綬“奉公守法，倬有盛譽。”其孫包永爲官“廉勤自守，蔚有政聲。”
然而，專家們分析墓葬後得出結論：“這種家門的不幸，不能不說與經濟拮据、營養不良、醫藥不周有着密切的關係。”
中國曆來所存在的嚴重吏治腐敗，使得人們每每祈求與讚譽清官。然而清官何其難哉，與貪官鬥、與權貴鬥，還要與生活鬥，明朝清官海瑞，要自己種菜貼補生活，清代清官于成龍有時每天只吃一頓飯。於是，有的清官熬不住了，或者餓死、或者失節、或者被害。幾千年來，中華大地上一直演繹着的，往往是同樣的清官或贓官的故事，劇本不變，主角不變，變的只是演員。
大多數官員並不是一開始就“立志”貪墨的，官員的腐敗，大多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用現在的話說是“受不住糖衣炮彈的進攻，放鬆了思想上的學習和改造。”這是一個解釋，但當我們追問下去，卻會讓我們狼狽地發現，道理之後還有道理。
靠思想意志來約束官員，成功的先例雖然有但不多，而且往往難以持久。捫心自問，除了犬儒學派及禁慾主義者，誰能忍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清貧？官員不僅僅有清貧的壓力與花花世界的誘惑，更有來自贓官的壓力以及心理的失衡。然而，一個官員的非正常死亡(倒臺)都會是巨大的損失。在有着以吏爲師之傳統的中國，更會給社會帶來負面的道德影響。
正如厲建中，名牌大學的教育、外國名校的進修、高級工程師、長征三號運載火箭總指揮、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院長、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一大堆的頭銜絕非只是個人榮譽或地位的反映，那也同樣說明了他30年的技術官員生涯所爲國家做出的巨大貢獻，以及國家爲培養他所付出的成本。可是他倒了。細心的記者給我們提供的兩個關鍵資訊。其一是，研究院總設計師的月薪爲3000元，一般技術人員只有1000多元，而只要一跳槽，月薪平均8000元，“摩托羅拉”挖人的班車都開到了院裏，所以2000年“兩會”時厲建中曾高呼提高科研人員的待遇以留住人才。這雖然不能成爲他腐敗的理由，但卻提供了腐敗的動機。而更爲重要的另一個方面是，厲建中“作爲研究院的院長，對資源分配具有生殺予奪的行政大權；作爲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可以在資本市場上呼風喚雨。……但卻可以不受任何體制應有的監管。這種雙重身份背後的雙重體制，造就了‘航天功臣’厲建中的腐敗空間。”一個月薪只有3000元的人掌握如此鉅額的財富卻又受不到任何應有的監管，如果不腐敗，其修爲真可謂臻於聖賢了。
傳統中國對百姓有一個“富之，教之”的政治理念——讓老百姓有飯吃，有書讀，從而有修養。但對於官員這並不夠，後面還要加上一個“約束之”。可惜古人雖然一直講“明主治吏不治民”，但這種“治”卻大多是君主的馭臣術，事後的砍頭術。壞事已經做了，後果已經造成，砍頭又有什麼用呢？官員也好，功臣也好，如果讓他“吃飽穿暖”，再輔以自由的施展空間，嚴格的制度監管，也許厲建中們的人生就會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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